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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场所不得佩戴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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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无必要，不得宴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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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先生继续讲述王茅镇外的战斗经过。镇子一天就陷落了。桂先生说，原来驻守该地的是从3个省调来的二线地方部队。日本人是从东北方向来的，首先进攻驻守中条山时间最长的那支部队。这支部队的掩体虽是最好的，但士气却是最糟的。日军分成小股，按预定位置迂回包抄，守军稍事抵抗就四散逃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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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接着向西进攻另一支守军。该军长官害怕上级下令友邻部队切断退路，逼迫自己顶住敌人，就不战而退，向日军侧翼转移了。他们向着沦陷区开去，纯属自投罗网，但毕竟从他们素不信任的兄弟部队的包围圈中挣脱了。第三支部队因前两支部队迅速溃败而军心动摇，立即撤进了背后的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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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来自其他难民的材料，我知道这是中条山会战的常态。日本人充分利用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敌意和平衡把戏，破坏了联合抗日。当国民党的嫡系精锐部队从安全的后方向前线开拔时，日本人就在黄河渡口用空军将他们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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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迅速溃败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对土木结构的所谓东方“马其诺”过于自信。由于日军多次企图突破均告失败，国民党便以为可以一劳永逸了。前线守军松垮懈怠，许多军官都忙着做走私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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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先生说，在王茅镇附近，日本人在正式战斗开始前，搞了两个星期的试探性进攻。他们首先攻击了工事最完备的部队，将其击溃。战斗开始时，指挥官都远离岗位，忙私事去了。留守部队派出一支12人的巡逻队，结果被俘获，一个个都被日军用刺刀挑死了。剩下的最后一个答应给日军带路，爬上了中国守军背后守备空虚的高山。日军在那里挖了战壕，驻扎了一支军队。尽管山下的国民党军官明知他们已经被半包围了，但并未努力改变这种处境。正面主攻刚开始，潜伏山后的日军一个突击就结束了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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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先生兴致勃勃地接着说：“我不该对外国人说这些呀。可要不是这几个星期我东游西荡，不知会死在谁手下，我本来是不会这么多嘴的。”他抹了一下剃了头发的脑袋，沉思着点燃一支烟，又继续讲他的个人经历了。真是说来话长，满是山中恐怖、混乱、离奇、曲折和九死一生的遭遇。最后他冒充伪军渡过了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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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就我耳闻目睹的一切来说，国民党军队抵抗这么短时间就破产了，是因为日军采用了游击战术，可那本来应该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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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先生解释说，有五六条公路南北向穿过中条山脉。日本人的前十三次进攻都是依靠这些公路运送重武器的，而国民党军则沿公路两侧的山谷和通道构筑了工事。山顶和只有农民才走的羊肠小路则守备空虚，甚至根本没有守军。他们以为，日本人是不会冒险分成小股部队从这里进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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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日军进犯的第四个夏天，日本人似乎已经熟悉了这一带的公路、碉堡和城市，知道传统战术的效果肯定不会好。因为他们需派重兵驻守，而有大量人口居住的农村则无法控制。他们的特务间谍肯定是探听到了国统区的种种情况，了解到偷袭必可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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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日军进行第十四次攻击时，就首次对游击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试验。在中条山中，一批便衣军人在各地游走，其中很多是汉奸。他们是正式进攻的前导。他们的武器主要是马刀、手枪和步枪，少数人携有手榴弹或机枪。他们沿着山路，越过国民党不设防的山区，然后在黄河之滨呈扇形展开，四处制造恐怖和混乱。他们在有渡口的河边会合，突袭夺下渡口，切断山里中国部队的补给和退路。然后若干纵队沿大路回返内陆，抄后路摧毁阻挡日军攻势的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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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只花了两三天时间就占领了所有黄河渡口和通过中条山脉的各条公路。尚未被击溃的中国军队已撤入高山，成千上万的官兵相继投降。桂先生相信，中条守军中至少有一半，约计10万人投降或伪装成农民潜逃了。日本人把伪军留下，与准备投降的国民党军谈判，自己则选择制高点，构筑长期占领的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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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这次胜利完全是靠轻武器获得的，这些武器国民党都有，也都能制造。日本飞机主要用来轰炸后方城市，目的是打击士气，阻截援军。在战场上，国民党的飞机主要用于补给而不是进攻，炮兵也只是用来对付那些已被游击队渗透的据点。据我所知，国民党在这些战役中都没有动用坦克。可见，国民党的惊慌失措与混乱局势是日本人打胜这一仗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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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先生和我正坐在洛阳饭店的院中，从街门口进来了一家乞丐，带着破烂行李和锅碗瓢盆。从衣着看，他们是从中条山逃难来的农民。这样的家庭多数都在黄河边的农村等待，对岸一旦有平静的迹象就会回到故土，在日本人治下过活。尽管如此，面前这一家显然并非职业乞丐。他们既不哀鸣也不诉苦。大人静静地站在那儿，眼巴巴地盯着佳肴和食客。孩子则羞怯地躲在他们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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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会儿，院落那边桌旁的一个军官看见了他们。他用筷子夹起一块肉，用长辈的神气叫那孩子，并把肉丢给了他们。可是，肉却落进了院中的喷泉里。孩子们涌上前去捞肉，一个孩子半个身子都跌进了水里，这下可把醉醺醺、红着脸的军官逗乐了。于是，他们相继朝喷泉中丢起肉来。孩子们不惜打湿衣服地抢啊，抢啊！竟只顾往嘴里塞，却忘了把这难得的好东西拿些给爹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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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军官把一块肉掉在了自己的脚边，一个孩子抢肉时不慎溅湿了他的大皮鞋，这下可惹恼了他，他大吼大叫地把孩子一脚踢开，又喊来堂倌，把一家人都撵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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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先生赶忙追了上去，给了那做父亲的一些钱。回到座位上后他说：“他们看起来和我在中条山所遇到的许多农民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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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本来不想对你说，我吓唬人脑袋害臊。”他声调平静，看了一眼旁边桌子边上的那些醉鬼军官，接着说道：“要是这些丘八没这么捉弄这些可怜孩子，我是不会跟你说的。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切豆饼’，正适合形容日本人在中条山所用的战术。可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切得那么快吗？因为我们帮了他们的忙，在他们来之前，我们早就把自己给切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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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战斗的第一二天，中国军队之间就为争抢有利阵地发生了摩擦。接着，小股官兵为了山中藏身处和渡船不惜刀兵相向。有些士兵杀了平素痛恨的长官，有的军官开枪打死了平时害怕的士兵。当大家都挨饿的时候，士兵就把抵抗他们抢粮的农民杀死。有时他们会因为无粮可抢而杀人泄愤。他们还常常为了逃跑而杀害农民，以便抢衣服，搞伪装。有些农民也结伙杀散兵。像我这样手无寸铁的难民就只得听天由命了。农民和士兵都抢我们。有些难民就是被自己的老乡杀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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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前听过很多类似的传说，所以老桂的话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也没有使我吃惊。种种凄惨的景象我在洛阳亲自经历空袭时就领教过。中国封建社会崩溃的典型症状就是惊慌失措。在这种社会中政府无用，法律缺位，更没有对公众负责的机构。即便在平时其实也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由于国民党惯于玩弄扶弱抑强的平衡把戏，所以整个社会实际上只是用纸包着的一团乱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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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的几种因素使得灾祸越发严重。即便在太平年月，山里的条件也难得养活人，主要是食物太少。战前当地居民也都要靠下矿做工，或从事些简单活计，赚钱买粮。后来中条山进驻了大量军队，也都靠吃外来粮。于是，山区劳力大量被征去背运粮食，负担就更沉重了，有些土地就不得不弃耕。由于军队课税过重，下矿、做活也干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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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日军此次成功进犯之前，许多山区农民就已陷入了饥饿的边缘。日军一旦占领黄河渡口，切断补给线，流散的军队就会立即陷入饥饿状态，就会更加绝望，更加无法无天。国民党军队大都愿意投降当汉奸。农民痛恨这些部队，因为他们敲骨吸髓，尤甚于敌人。日本人的军粮大都是从后方带来，或是从飞机上空投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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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之役的失败还有一个原因：国民党将领对友邻共产党军队持有怀疑和戒备的心态。在统一战线时期，有些国民党内的精锐部队驻扎此地，顶住了日军的进攻，有时会与共产党军队协同作战。现在，这些部队都被撤出来，调往西安一带封锁共产党辖区去了。如果他们还在中条山，结果也许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