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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爆发后，共产党理所当然地运用游击战来打击国民党。这种打法是他们在抗日战争时锻炼出来的。诚然，日本人用游击战对付国民党很可能也是从共产党那里学到的。现实让他们认识到，在一个农民众多的国家里，深沟高垒和重武器是对付不了游击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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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日本人的游击战是不是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共产党军队在内战中迅速占据上风的事实都表明，他们的游击战术远比日本侵略者纯熟。1948年和1949年这两年，共产党军队自东北挥师华南主要是运用了渗透包围的运动战。国民党龟缩于城市和满布深沟高垒的交通线上，共产党则占领了广大农村——那里才是真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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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先生和我在洛阳谈话的饭店院落就好像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遗留的一切奢侈享受的缩影。在角落里有高高的一堆仿西式家具，还没来得及撤走。但在树荫下的其他一切，包括砖墙、方格纸窗、砂地上的几盆夹竹桃、喷泉和传出悦耳歌声的鸟笼，却呈现出了中国几千年来安定生活的气氛。饭店的桌椅、瓷器、角落草棚、灶台中的大铁锅，还有一切其他器皿，全都设计巧妙、质地优良，只有经验丰富而又满怀自信的文化才能生产出来。菜肴就在顾客的眼前烹调，这使我联想起战前欧洲最上等的小餐馆。但是，欧洲的烹饪艺术只有几百年历史。在洛阳，像这样的饭店，供应这样的菜肴至少有2000年了，或许已长达300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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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先生和我准备走了。他又看了看军官那一桌，然后悄悄扯了我一下，让我留在原位。我顺着他暗示的方向看去，但见那一席“必要”的宴会已经终了。人们一面咳嗽一面喝茶，然后又把茶水喷在痰盂里，把制服扣子解开，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没有人注意到，6只小鸡雏在家具顶上爬来爬去，在他们桌子的后面若隐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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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初来乍到的西方人若是来到中国内地酒楼，第一种会让他们感到不文明的情况没准儿就是小鸡雏们。它们可以到处乱走。主人不会喂饱它们，这样它们就会自己在桌子底下找剩菜吃，直到有一天被送上餐桌。在宰杀之前，它们会被关进笼子里养膘，但在之前的日子里，它们都瘦得可怕，就是长着脏兮兮鸡毛的一堆骨头。它们争抢食物的场景令我不快地想起了饥民的嘴，它们成群地聚集在餐厅里，当然雅间是与它们绝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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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鸡奔跑着、凝视着，凭借小鸡的头脑算计着，不免有些荒唐。若非如此，饥肠辘辘的它们大概还要更令人同情些。不止如此，主人还有意叫它们出丑，给它们涂上斑斑点点的鲜艳颜色，好方便在它们跑到街上时抓回来。这里的鸡的尾巴都被涂成了血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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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来到家具的顶端，努力平衡着，在扶手椅顶上站成一排。它们发出轻微的咯咯的叫声，扇动着几乎没有毛的翅膀——它们兴奋极了，下面散落着丰盛的食物。然后，一只鸡笨拙地扑棱着，落在一个坐着的军官头上，顺着肩膀和胳膊滑到桌子上开始狂吃。人们还没有回过神来，其他的鸡也都像喝醉的伞兵一样，在桌子、盘子、食客身上四处飞来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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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先生看着这一切，脸上带着满意的微笑。这些官员在鸡面前不堪一击，他们愤怒地擦着自己的衣服，吵嚷着让老板打个折，但没被答应。然后，他们离开了，怒气冲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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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它们是共产主义的鸡，”桂先生故作天真地说，“它们身上有红色纽扣，你注意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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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再也没有恢复我初来时的兴隆景象。但黄河边上的炮击减少了，整个6月也只有两三次空袭，从7月起大街上就逐渐稳定下来了。大多数难民都从西边回来了。炸弹造成的瓦砾都堆在了一起，或把弹痕用墙围了起来。大商店换了橱窗货品，乡间带来的东西也摆了出来。有个新澡堂在吹吹打打中开张了。电话线上悬起了纸烟广告。给特务告密的小箱子新刷成了蓝色，看起来有点儿像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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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店铺午间还不开门，但那是因为怕热，不是怕空袭。在极稀有的几个下雨天——对农民来说却是太少了——就整天也不开张。在空旷、泥泞、蒸腾的大街上，可以听到关闭着的商店内在喝酒猜拳。晚上，天气凉快下来，空气也清新了。这时才有大批人群出现，中国的城市生活才热闹起来。在重新亮起的电灯光晕下，蝙蝠在人们的头上飞来飞去。中央广场的一角有报童叫卖从西安、重庆、上海等地来的报纸。只有在日军入侵造成的恐慌达到顶峰时，沦陷区走私来的报纸才中断了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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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的一次空袭中，洛阳“工合”办事处被炸了。该处人员移往城边峡谷中的一排窑洞里，我也随同前往。一天早晨，我被一群在峡谷里蹦蹦跳跳的姑娘们吵醒了。她们兴奋地数着几个国家的名字：“美国、英国、德国、苏联。”上午，报社还出了号外，报道了德军侵略苏联的消息。当天，染布的价格就暴涨，因为大家都知道，染料是德国产的，通过苏联，再到日军占领区，然后走私来到国统区。接下来的一周，洛阳报纸用很大的版面报道了那场千里之外的大战，有些国民党的社论还预料纳粹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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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战况虽然只占据了次要版面，但也很引人注目。官方正式宣布，中条山失利系汉奸作祟。有几个看起来像农民的人在游街示众之后被当众处决。他们吓得要命，其中有的身着黄罩衫，头戴红边纸帽，活像中世纪宗教审判所上的被告。重庆还宣布，放任日军渡过黄河的将领一律枪决。负责豫陕战区的司令官卫立煌受到处分，副司令降级留职。卫立煌本人职级如前，但也大受折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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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不久之后就宣布说，中条山之教训已“加强了他的自信”，还许诺3个月收复失地。他征集了成千上万的民夫和大批木材，在黄河沿岸构筑新的碉堡壕沟。在洛阳城内，他摊派了200万元法币捐款，用来建造一种他发明的所谓“游动碉堡”。那是一种木架土筑碉堡，木架部分可移至别处，比从头构筑稍快一些。他宣称，中条山区“人民的行为”过于邋遢松散。为了克服这种风气，他之后下令，衣衫不整进城者罚5元，不管是农民、苦力还是难民。带着蓝色波纹白旗的巡逻队每晚都在大街上申斥风纪扣没扣好、军容不整的文武官员和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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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战役的另一项结果是掀起了反共高潮，带头的是重庆《大公报》。《大公报》自诩“公平持正”，以不隶属于任何党派、持自由主义观点而驰名中外。于是，多家报纸也开始纷纷谴责共产党要对中条山失败负责，说他们没有攻击敌后日军。于是，前线各个城市刮起了一股逮捕自由主义分子的歪风。“锄奸”群情激奋，警察比平时更加无法无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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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轮到“工合”被监视了，因为中条山战役期间，有些“工合”组织曾撤到了山里。他们的领导人收集残兵，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只有共产党才会干这类事，于是“工合”似乎名声扫地。有些相对友好的官员对“工会”洛阳办事处主任说，在入侵危机时，他的撤退计划就曾引起过若干方面的怀疑，因为他的计划不是像国民党那样要撤至拥挤而花费大的西部城市，而是要撤至郊外农村，这“恰是共产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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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风波的最后一幕上演时，我很幸运地把事情看了个清清楚楚，因为在中条山战役中，培地和贾克二人到洛阳来了。他们是前一年冬天我在重庆记者招待所结识的两名美国记者。由于我已先于他们在洛阳有了落脚处——“工合”，所以他们也就和我住在一起了。在黄河以北的败仗被遗忘之前，战区政府愿意接待的最后一批访客当然就只有外国记者了。不久，我们搬进了土窑洞，于是在政府那里显然就不受待见了。这座城市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人们在重返家园，旧日风习也明显地在恢复。这时，连低级警官都来检查我们的护照了。他们劝我们去西安，因为日本人随时可能到来。但直到我们参加了一次洛阳共产党办事处举行的招待会之前，并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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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统一战线的协议，共产党可以在6个省会设置办事处。但在皖南事变后，大部分办事处都已被关闭，留在洛阳的办事处也受到严密监控。办事处的任务是：与本地友军联系，为远在北方的共产党军队采购。现在这些任务都很难进行了。一年之后，灾荒即将降临河南，国民党日益不安，就对共产党人进行了武装搜捕。除部分人逃脱外，其他的都被捕或被杀了。但在1941年夏天，他们自我感觉还不错，以为自己还是国共合作抗战的一分子，自然有资格宴请外宾。于是，我们收到了请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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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招待会非常有趣。与那几年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主人也希望得到美国援助，就尽可能给我们好印象。吃过美味佳肴后，我们离开了铺着刺眼红台布的餐桌，上楼来到大厅中央。办事处租用的是一个地主的大宅，上楼途中我们把住宅看了个遍。大厅里有百来人在等着我们，包括该处的工作人员和警卫。他们一排排坐在地上，露出一张张刮得干干净净的脸庞，大多数人都很年轻。一见我们走进来，他们就在活动委员的率领下，喊起了专为欢迎外宾用的几句简单英语口号，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显然都是临阵磨枪。他们喊得很齐，异口同声。后来要他们喊出较长的句子，比如“打败侵略者，解放全中国”时，他们就只能跟着活动委员瞎嚷嚷了，只有一个穿贴身制服的矮胖姑娘声音洪亮，吐字清楚。当大家重新就座时，他们也觉得这口号喊得可笑，就都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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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节目与后来去过解放区的外国记者报道的差不多。先是一出独幕剧，是根据民间小调改编的；然后是民间舞蹈、独唱、合唱。表演者都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作为业余演员，他们的演技是很不错的。可是，这些年轻的观众由于看过同志们的演出很多次了，反而最在意偶然的疏漏。独幕剧讲的是，一个日本家庭的独子在中国战场上被俘虏了，然后转变成了反战者，很感动人。台面只有那么大，留给后台的面积更小。在这个悲惨故事演出过程中，幕后一旦出了乱子影响演出效果时，观众就会轻轻地发出开心的笑声。终场时，发了狂的母亲可怜地哭泣着，缓缓离开了空荡荡的舞台。女儿已经去参加东京大街上的反战游行了，她自己也跟着去了。幕外声中，这老妇人不见了，她脸朝下，掉进了一个大桶。观众鼓掌欢呼，与之后每首歌唱完后的掌声同样热烈。布幕出了点问题，拉不开了。拉幕人就手持幕布从舞台一端跑到另一端，但幕布依然是一撮，舞台还是敞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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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在6支抗战歌曲声中结束。在国统区，我只在“工合”集会上听过类似的洪亮歌声，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然后，我们再度被请回铺着红台布的桌子前听讲话，发言的是一位姓袁的领导人。他从共产党人的观点谈了中条山战役，他的话比国统区难民的刻薄言语要平心静气得多。他说，这次的防御计划还是好的，但合作不够，因而导致计划未能实现。他强调国民党对他们的防御工事过于自信了。最后，他宣称，共产党军队完全遵照重庆命令的时间、地点，在北方攻击了日军补给线。在5月的第二周，他们曾切断了平汉、陇海两条通往中条山的铁路线。他还补充说，上述行动对战役的作用不大，因为国民党的命令下得太晚，任务地点距主战场也太远，是在北边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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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之后，警察来“工合”窑洞找我们的频率更高了，他们暗示外国人必须马上离开，因为一旦我们被“他们”俘去，定会按间谍罪论处。特务为暗中监视我们也做了部署。他们在峡谷对面稍微低一点的位置租了一间窑洞，驻守在那儿，直到两星期后倍地和贾克去了重庆之后才离开。我继续住了下去，因为“工合”主任想着，既然他已经蹚了政治的浑水，反正手下搞游击队的“工合”组织都找过麻烦了，再加进个外国人来也不会有更大的害处。倘使果真如传说一般，特务要下手绑几个“工合”的人，有外国人做个见证，也许反而有点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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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宣称切断了日军补给线的那场晚会，还有另一个有意思的后续。在贾克离去之前，他和《大公报》的一位女记者一起采访了卫立煌，她也参加了八路军办事处的宴会。在国民党将领里，卫立煌是最了解共产党所说是否属实的人，而且否认此事对他也大有好处，但他却说这是真的。贾克发往美国的消息没有通过重庆的邮检，《大公报》也没有发表女记者的报道。几年之后，我才听说，稿子被总编辑张季鸾压下了。张季鸾和蒋委员长的关系很近，可称是蒋委员长的民间幕僚。号称“公平持正”的《大公报》继续没完没了地谩骂共产党在中条山以北的无所作为。但洛阳毕竟离战场太近了，不多报道点实情，怎么也说不过去。于是，就连国民党主办的报纸也终于承认，日军铁路运输在短时间内被切断了，可他们说那是“×××”军干的。“×”是指代新闻违禁词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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