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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我走进一家澡堂，见门前拴着几匹上好的澳大利亚马，比之前的日本马高。里面有几个年轻军官正在池子里像海豚似的戏水。我离开池子时，他们正在庭院中的藤萝架下懒洋洋地躺着按摩修脚。他们很想和外国人谈话。这些人是国民党中为数不多的新式少壮派，也不妨叫法西斯分子。但在党员中间，他们还是比较进步的，他们热心于把仗打赢，希望将国家从腐朽的封建制度中解脱出来。他们不叫嚷中国需要美国的坦克、飞机和大炮，而觉得轻型自动武器更有用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老派的保守国民党人是不一致的。他们没完没了地问了一大堆有关美国的问题，但礼貌地回避了为什么美国帮助日本甚于帮助中国的问题。他们还表示，对任何一点美国的援助，他们都很感谢，甚至对我这样的人也很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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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对不起，在我们这儿，你肯定会感到很不舒服。”其中一个人如此致歉，然后又接着说道，“中国太穷了，汽车太少了，电话太少了，房子太小了，饮食太简单了，姑娘们——嗯——姑娘们不够红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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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意思显然是，她们脸上的脂粉太少。但这些话却把话题引向了澡堂子里常见的那种谈天。这时，我学会了一支小曲，算是我的采风成果。第一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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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太请听我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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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有个好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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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长相挺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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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块头有点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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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口包子想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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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包子一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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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军官得知我是个作家时，一个人便双手合十，一躬到底，并说道：“洛阳纸贵。”他给我解释说：“这是从北平传过来的一句老成语，意思是，您是位大作家，书卖得好极了，远在洛阳的纸张都因发行您的书而涨价了。”于是，我又学会了一个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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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走后，我正在穿衣服，这时捏脚师傅告诉我，有四五个苏联军事顾问还留在战区司令部，其中几个经常过来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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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苏联人是何方神圣啊？”他问道，“他们来时坐轿车，穿着豪华，连内衬都很考究，看来真阔气。可是每人都是各自给洗澡费和茶钱，从来不礼让。”我要付钱时，师傅却对我讲，刚和我聊天的那几位军官已在离去之前悄悄地替我付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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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我同“工合”的人一起赴宴。他们知道我对汉语只是一知半解，就拿美国人说汉语的典型错误开玩笑说，有个美国人在乡间走路，有只狗要咬他，他想不起来“咬”这个字，只记得是吃饭时候用的，于是就对农民喊道：“哎，老乡，你家的狗要在我腿上吃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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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罢，主客之间又是例行地抢着付账，争得火候到了，主人才付了账。接下来的例行公事：每个客人都要表示感谢，说“饭菜好极了”，主人则小声说，“凑合吃，凑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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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朋友陪我去看京戏。那是一出新编历史剧，讲的是几百年前的农民起义。许多现代剧作家都喜欢改编经典历史剧目，以古讽今；当局不许新剧针砭时政，只好用此变通办法。这出戏结合了西方现代与中国传统，京剧里以鞭代马、以椅示城的程式不见了，但舞蹈般的哑剧动作还是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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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是一个渔民，他和女儿共驾一叶扁舟。他们出场时，先在空着的舞台后部停一下，然后纵身一跃，犹如自岸边跳上一只舢板。父女俩以手平举，面面相对，交替屈膝，一看就知道是在小舟上找平衡。这时，扮女儿的掌舵转向，两个演员都只用脚尖着地，迅速在舞台上滑行旋转，同时手臂划着桨。这些动作如此逼真，比把真舢板搬上舞台的效果还要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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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最后一幕上演时，警报响了。后来敌机没来，演出在耽搁了20分钟后，又接着开锣上演了。这场虚惊造成的干扰虽然不大，但毕竟使得这场程式化的、悲喜交加的演出没有善始善终。当观众涌出剧院走向附近的防空壕时，演员们也相继出来。他们穿着明代样式的戏袍，头戴鸡翎盔帽，画着与真人相去甚远的脸谱。在淡青色的月光下，大花脸的紫、银、绿妆容和大胡子，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鬼魅出了坟墓，跨过平川，钻进了防空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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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演完时街上空荡荡的，不见人影，后来看见两个人力车夫，轮流坐车拉车。坐在车上的睡眼惺忪，耷拉着一只胳膊，和当时拉车的那位闲聊。可是，两人都拒绝载我回家：“累死了，今天钱也赚得差不多了。抱歉，我们俩只是互相帮衬着回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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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窑洞后，四邻都是静悄悄的、黑洞洞的，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眠。这时传来了一阵喧闹，夹杂着叫喊奔跑和木头炸裂的声音。由身穿睡衣从窑洞里跑出来看热闹的人群中得悉，峡谷那边有个学校教员，教学生们打麻将牌，一玩就大半夜。那可是非法的。一个学生发现了他们，就把老师赶进田里去了。果然，不大一会儿，有个粗壮的汉子从峡谷那边回来了。他边喘气边呼号着说，他曾亲见那位周先生的丑事儿，他还骂他“王八”，说他和姑妈不干净。这时，另一个粗壮的汉子从人群中出来，皱着眉头，面带怀疑神色，咆哮道：“谁在说老周家的坏话？谁？你可留神，我也姓周！”顷刻间，一场为挽回周氏家族名声和面子的争论展开了。双方都在黑暗中吵吵嚷嚷，旁人来往调解。天热睡不好觉的人们则在茅屋中轻声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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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生活琐事最后总是以不愉快告终，因而我也无意拿来当笑话追忆。尽管如此，不管是对洛阳，还是对之后住过几周或几个月的国统区小城市，我都有几分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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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段岁月里，我在各处的生活多少有些相似之处。环境都是依山傍水，住处总是带院落的平房，还有怕是已经倒掉的古代城墙。每处都有些快要塌了的庙宇和宝塔，位置是早在几世纪前就选定了的。可是在一两条大街上，又都有几处半西式建筑。一早一晚，总有军队的进行曲和号声传来。有的时候，还能听见不多的几条乡间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或是多年前修建的铁路上火车驶过的声音。其他呢？就只有手工业生产、家庭生活，还有程式化的、闹哄哄的小贩叫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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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半现代化的省城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混乱时期的产物。这一切之所以引人怀念，唯一的理由是，它们都将一去不返，必然要改观。市民们尽管经历了如此残酷和不幸的生活，却仍具有了不起的机智和憨气。他们的有些举动使人回味起来便觉得无限愉快。应该承认，他们的每一举动都具有特定的价值，因为都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以特定风格呈现出来的。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举动再度出现的机会不多了。这就难免使人产生“时不再来”的感慨！中国城市居民的安定日子注定要改变。就像18世纪80年代巴黎的贵族沙龙，或者20世纪初俄国地主阶级的慷慨阔气。回望过去，当我来到洛阳和其他省城，静坐曲水流觞侧旁，观岁月如流水之时，最令我喜爱的人物都不是搁在小木板上，随波逐流，偶尔流入看客手中，供其一饮的酒杯；相反，他们是鸡蛋，碰到河岸会碎掉，流成蛋汤，这蛋汤沸腾起来便是蛋饼。列宁给这蛋饼起了个名字：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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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中国的市民和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才更像是水中的木板。这块木板很大，足够供主人盖起房子，从长江上游的木材产地直到下游的木材市场。可是，为了更为准确地说明中国市民的生活，你还得设想这木板正漂在日益暴烈的海洋之上。这海洋就是无穷无尽的农民。城市里的神龛、汽车站、成人玩具店、蒋委员长肖像都将逐渐在其中沉沦、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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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洛阳度过的那个夏天使我开始觉察，市民生活的木板受两股力量的牵制，一是独裁者蒋介石，二是农民的汪洋大海。我把蒋介石比作《皇帝的新衣》里愚蠢的皇帝。他明明赤身露体，一丝不挂，却自欺欺人地以为穿着举世无双的华丽服装，招摇过市；国民党的一切思想和手段拿来与这篇童话相比，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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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治腐朽不堪，“皇帝”个人却被视为民族的伟大象征。不管有多少苛捐杂税，只要官方宣称“皇帝”自奉节俭、道德高尚，就再不准说政府贪污腐化了。拍“皇帝”马屁的人横征暴敛，终于达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这时，官方就宣布一项提高“皇帝”威信的新办法，声称这是从海外学来的，有了它，臣民的生活就会改善。他们还宣称这套新学来的洋办法——也就是皇帝的新衣——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看得见，谁要是说那新衣根本不存在，那他就一定是汉奸或流氓。他们还说，这套新衣是纯金做的，所以赋税还要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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