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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星期二，年富力强的郑县市市长清晨起来，像每天一样喝茶，可放下茶杯当时就毙命了。人们疑为中毒。他的同事们将尸体抬到教会，借用大厅暂时停尸。后来得知，第一批日本人就是那天夜间渡过黄河的。星期三夜晚，国民党的文武官员都偷偷逃走了。当时，传教士得到了一份简要通知，嘱托他们自行埋葬市长的尸体。他们这才得悉底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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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清晨，郑县普通市民遭到了18架敌机的轰炸，这才得到了首次警告。伤亡和平常一样惨重，因为郑县离前线太近，无法提前发出空袭警报，而当地的砂性土壤又难以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小批敌机几乎整天不断前来，后来差不多所有居民都下乡“跑警报”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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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传来了战斗的声音，田野中谣言传说日军已占领了郑县。有些人不敢回去，另一些人一旦明白饥饿与寒冷必将把他们困死，这是一件比死于日军之手还糟糕的事时，就只得回去了。当晚，小米的价格猛涨，因为那是不加工就能吃的粮食，而小麦非经磨过才能食用，对逃难的人并无用处，所以价格就下降了。到处都在打包行李，到处在上门板。人力车、排子车、大车通宵达旦地向西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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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退却的军队穿城而过。第一批有秩序地炸毁了发电厂和兵营，而夜间进城的最后一批则是一片混乱。他们随意抛弃武器和军服，偷窃老百姓的衣服、自行车、食品和其他有用的东西。星期六早上，郑县就仿佛是空城了，留下的只有警察。他们的长官逃得过于仓皇，行前未及将他们遣散。居民中留下的只是一些老人、病号和最穷的人。旧城东出现了少数日军，开始狙击警察，而警察也就立即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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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有300名日军进了城，大都是骑兵，他们选了若干筑垒扎营之所，日落前就闭门不出了。夜晚是占领后最野蛮的时间，许多穷人白天躲在棚子里。这个走私城的地下人物有许多留了下来。由于他们和各方当局都有联系，因此无论谁来，他们都是安全的。每到夜晚，穷人和匪帮就会席卷城市，肆意闯进空建筑，首先纵火照亮抢东西，然后就酗酒，匆匆离去，少数几家还没完全腾光的大商店和富户虽有院墙，但翌日清晨也都只剩下个空壳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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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若干天之内，中国强盗享有了充分的自由，尽管烟酒之类的东西后来又有士兵从他们手中再度抢去。日军是成建制的，整天忙于修筑碉堡。他们拆除了市中心街角上的岗楼，然后再在房屋附近的地下挖出自己用的掩体，并将其附近建筑物的补给线连通。他们砍倒了电线杆子，用杆子和电线设起了一条东西向的路障。大部国民党军队就是通过这里逃走的。留下来抢东西的穷人大多是逃避旱灾的老难民，他们住在城边的茅草棚子里，现在已开始感到，连他们这样的人竟也不免有些怕损失的东西呢，只要他们的茅棚距离日本人的掩体太近，就得一律拆掉，而且事先毫无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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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进城后不到两小时就张贴出了不得侵犯教会的布告。翌日下午，日军司令官邀请传教士去茶会。司令官颇有礼节，但也颇带讽刺口吻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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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门香烟在这儿卖多少钱？……什么，一块五一包？为什么我们那边只卖一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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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的电力供应如何？什么，全停了？啊！哎呀！真是倒退了一百年，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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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有多久没去上海了？什么，你们到不了那儿？真遗憾，那真是个好地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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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官对战争的说法也很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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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是在这儿歇歇脚呀，可国民党军跑得太快了。”他笑了，“不久我们就要把平汉铁路的其余部分完全占领，还要占领陇海沿线，包括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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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就要求传教士们发布一项公告，劝说中国人重返郑县，担保安全。传教士中有人认为可以接受，但他们毕竟拒绝了使用教会的名义，而仅同意以个人名义发出。这位司令官的诙谐风趣越来越起劲。天黑了，教会人士要求他派卫队护送，以免在路上遭人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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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恐怕不行！”他大笑了起来，“说实在的，我们出门也不比你们安全。”他一面开门，一面毫不在乎地这样说着，然后深鞠一躬，一挥手，把客人们送入了黑暗的夜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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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掩体修筑完毕，日军有组织地劫掠就开始了。他们把废铁、小麦、棉花、大麻、走私日货都专门囤积起来，尚未入库的物资都清点后贴了封条。对中国强盗现在是一经发现便开枪击毙。据说，日本人这下从国民党的仓库里搞到了大批走私货。至于小麦，那就更多了，因为夏季从郑县附近农村征收的公粮大都被丢弃在了这里。美制日本军车连日在黄河两岸穿梭往来，最后都把这些物资送进了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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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繁忙不已，中国人也在阴影中活动了起来，他们觉得持续不断的暴行应该已经告一段落，于是从隐蔽处走了出来。日本人让东门保持开放。有些难民回来了，他们在乡下吃了不少苦头，那里的日子也并不总是太平的。有些街头小贩又恢复了营业。城里还留下了许多妓女，她们对日本人来者不拒。当然，强奸良家妇女的事件也不在少数，但城内最猖獗的还是抢劫。市民在夜间依然会盗窃空房中的残留什物，只要能绕开日军岗哨就干一场。白天，他们则会彼此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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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阵子，从非沦陷区来的农民带着农产品在东门出售。后来由于日本士兵偷得太厉害，他们就不来了。肉和蔬菜逐渐搞不到了，可小麦却很多，价格相当于沦陷前的几分之一。日本人由开封带来了一批汉奸，显然是由于他们的表现良好而分得了一些抢来的小麦，于是这批汉奸就把小麦摆出来在市场上公开出售，索价15元法币一斗，这对任何从沦陷区来的人来说都是高价，可对留在原地的郑县人来说，与原来的75元一斗相比，那真是便宜得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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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这不是占领而只是一次袭击。除了少数间谍和便衣人员，入侵者全是官兵。从他们对电话线的态度上就能看出，只要便于集中抢劫物资、便于安全转移，他们就宁可选择破坏这座城市的物质设施。从政治上说，他们和国民党一样讨厌，除了涂掉原来墙上的标语，换上“大东亚共荣圈”之外，什么说服工作也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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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县南边少数村庄的“红缨枪”组织搞过游击战，日本人就以恐怖镇压为武器，进行了集体屠杀。有些人被投入井内溺死，任何人想躲开日本人都会遭枪杀。郑县市内的情况尽管大不一样，这里在日本人进入时已是空城一座，没有任何抵抗，可是，在全城沦陷期间，分散的暴行却接连不断，其令人震惊的程度，不下于南京大屠杀和抗战初期日军所到之处的暴行。之前的暴行是发泄对抵抗者的愤怒，而郑县的暴行则是对残障者的任性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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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构筑工事或运送抢劫来的东西，日本人征用了一切能抓到的民夫，不管有无劳动能力，都得整天干活，还没有饭吃。他们喊饿时，日本人就给盐吃，用以取乐。如果他们听错了命令就会被杖责或用刺刀杀死。有些人只是不懂日语，便被恶作剧似的惩罚。试图逃跑的，就被活埋，有的头朝下，这也成了日本人取乐的笑料。我听说，有两个女孩为逃避强奸就把身体弄脏，结果，她们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了。这当然又是个好笑料。日军放假时会出去找“花姑娘”，偶然发现躲起来的一家人，他们就强迫父兄强奸女儿或姐妹，也是为了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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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城里的中国人谣传着反攻业已开始。虽然，乡间传来的枪声和打兔子时的动静差不多。那时，传教士们也满怀希望，直到10月中旬一位女传教士骑自行车从战线另一边的巩县前来，这才改变了想法。她平静地解释说，她的冬衣都存在郑县，此行是特意来取冬衣的。什么战线呀、战斗呀，她完全没看见。就她所见，不少中国军队都在巩县上边的山峦附近构筑防御工事。朝郑县这边走，有一小队中国兵离郑县还有5英里。她一路上从未见过日本人，直到到了城边的路障附近才看见两名岗哨。那两名岗哨看见她还有点吃惊，最终放她进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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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汉奸们经讨价还价，把最后一批小麦以12元一斗的价格售光，就带着最漂亮的妓女回开封去了。翌日，大多数日本人也走了，方向是东北面建的新桥，很快那里就升起了缕缕云烟。据说，他们把搞到手的走私日本货都烧掉了，这是为了制造新的需求。11月1日，这座城市如此平静，有些传教士就大胆进城查看日军后卫如何撤离。这些日军顶多不过10多名，动作很从容，显得信心十足。他们将个人抢来的东西装上卡车，然后就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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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还不到一小时，难民们就涌进来了，警察毫无踪影，几小时之内又发生了更多的抢劫和劫匪内斗。一批人手持刀斧，涌向日本人用电线搭成的路障。还没等政府或军方前来，电线和电线杆就都被砍走，不见了，它们都被穷人用了或卖了。下午，有些国民党部队开进了城。又是“一场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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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其他方面所得的材料都印证了从传教士处得到的印象。这是现代战争中最低级的那一种，很像那种非常古老、非常原始的战争，也就是在国家出现前的史前时代的“村斗”。那时，地方性的战争是部族之间商业往来的日常组成部分。就日军方面来说，对郑县的征讨显然只是一次胜利的劫掠，那就像是赢了一场体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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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有多少血腥的混乱，日军对中条山的入侵总算是像样的战斗，而且在崇山峻岭中引发了小股游击队的长期抗战，但这次对郑县的占领却只有经济意义。国民党军队早已撤进深山，远离日军，形同开门揖盗。可这次全部悲剧的意义毕竟只在于争夺有价值的物品。同类相残的混乱局面曾一度出现，但日军来得太突然、太平静，又迅即在城内建立了某种秩序，这种同类相残的范围就小得多了。不太严重的暴行有一些，大多却只不过是彼此耍花招、争东西。一座城市落入敌手，这当然是人类生活中最大的悲剧场面之一，但国民党从政治到经济的大崩溃，却又从某方面使这种场面变了样：公民们在筋疲力尽中只能为蝇头小利而吵架斗嘴。和中条山战役的惨败相比，郑县陷落只是一场不够格的战斗。日军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城市，在国民党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渡过黄河，扰乱了国民党在这个地区的策略。其实，在一个统治者重视财物更甚于人命的国家中，这种事情终究是要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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