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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星期二,年富力强的郑县市市长清晨起来,像每天一样喝茶,可放下茶杯当时就毙命了。人们疑为中毒。他的同事们将尸体抬到教会,借用大厅暂时停尸。后来得知,第一批日本人就是那天夜间渡过黄河的。星期三夜晚,国民党的文武官员都偷偷逃走了。当时,传教士得到了一份简要通知,嘱托他们自行埋葬市长的尸体。他们这才得悉底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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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清晨,郑县普通市民遭到了18架敌机的轰炸,这才得到了首次警告。伤亡和平常一样惨重,因为郑县离前线太近,无法提前发出空袭警报,而当地的砂性土壤又难以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小批敌机几乎整天不断前来,后来差不多所有居民都下乡“跑警报”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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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传来了战斗的声音,田野中谣言传说日军已占领了郑县。有些人不敢回去,另一些人一旦明白饥饿与寒冷必将把他们困死,这是一件比死于日军之手还糟糕的事时,就只得回去了。当晚,小米的价格猛涨,因为那是不加工就能吃的粮食,而小麦非经磨过才能食用,对逃难的人并无用处,所以价格就下降了。到处都在打包行李,到处在上门板。人力车、排子车、大车通宵达旦地向西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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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退却的军队穿城而过。第一批有秩序地炸毁了发电厂和兵营,而夜间进城的最后一批则是一片混乱。他们随意抛弃武器和军服,偷窃老百姓的衣服、自行车、食品和其他有用的东西。星期六早上,郑县就仿佛是空城了,留下的只有警察。他们的长官逃得过于仓皇,行前未及将他们遣散。居民中留下的只是一些老人、病号和最穷的人。旧城东出现了少数日军,开始狙击警察,而警察也就立即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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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有300名日军进了城,大都是骑兵,他们选了若干筑垒扎营之所,日落前就闭门不出了。夜晚是占领后最野蛮的时间,许多穷人白天躲在棚子里。这个走私城的地下人物有许多留了下来。由于他们和各方当局都有联系,因此无论谁来,他们都是安全的。每到夜晚,穷人和匪帮就会席卷城市,肆意闯进空建筑,首先纵火照亮抢东西,然后就酗酒,匆匆离去,少数几家还没完全腾光的大商店和富户虽有院墙,但翌日清晨也都只剩下个空壳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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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若干天之内,中国强盗享有了充分的自由,尽管烟酒之类的东西后来又有士兵从他们手中再度抢去。日军是成建制的,整天忙于修筑碉堡。他们拆除了市中心街角上的岗楼,然后再在房屋附近的地下挖出自己用的掩体,并将其附近建筑物的补给线连通。他们砍倒了电线杆子,用杆子和电线设起了一条东西向的路障。大部国民党军队就是通过这里逃走的。留下来抢东西的穷人大多是逃避旱灾的老难民,他们住在城边的茅草棚子里,现在已开始感到,连他们这样的人竟也不免有些怕损失的东西呢,只要他们的茅棚距离日本人的掩体太近,就得一律拆掉,而且事先毫无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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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进城后不到两小时就张贴出了不得侵犯教会的布告。翌日下午,日军司令官邀请传教士去茶会。司令官颇有礼节,但也颇带讽刺口吻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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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德门香烟在这儿卖多少钱?……什么,一块五一包?为什么我们那边只卖一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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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的电力供应如何?什么,全停了?啊!哎呀!真是倒退了一百年,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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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有多久没去上海了?什么,你们到不了那儿?真遗憾,那真是个好地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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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官对战争的说法也很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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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是在这儿歇歇脚呀,可国民党军跑得太快了。”他笑了,“不久我们就要把平汉铁路的其余部分完全占领,还要占领陇海沿线,包括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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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就要求传教士们发布一项公告,劝说中国人重返郑县,担保安全。传教士中有人认为可以接受,但他们毕竟拒绝了使用教会的名义,而仅同意以个人名义发出。这位司令官的诙谐风趣越来越起劲。天黑了,教会人士要求他派卫队护送,以免在路上遭人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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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恐怕不行!”他大笑了起来,“说实在的,我们出门也不比你们安全。”他一面开门,一面毫不在乎地这样说着,然后深鞠一躬,一挥手,把客人们送入了黑暗的夜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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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掩体修筑完毕,日军有组织地劫掠就开始了。他们把废铁、小麦、棉花、大麻、走私日货都专门囤积起来,尚未入库的物资都清点后贴了封条。对中国强盗现在是一经发现便开枪击毙。据说,日本人这下从国民党的仓库里搞到了大批走私货。至于小麦,那就更多了,因为夏季从郑县附近农村征收的公粮大都被丢弃在了这里。美制日本军车连日在黄河两岸穿梭往来,最后都把这些物资送进了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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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繁忙不已,中国人也在阴影中活动了起来,他们觉得持续不断的暴行应该已经告一段落,于是从隐蔽处走了出来。日本人让东门保持开放。有些难民回来了,他们在乡下吃了不少苦头,那里的日子也并不总是太平的。有些街头小贩又恢复了营业。城里还留下了许多妓女,她们对日本人来者不拒。当然,强奸良家妇女的事件也不在少数,但城内最猖獗的还是抢劫。市民在夜间依然会盗窃空房中的残留什物,只要能绕开日军岗哨就干一场。白天,他们则会彼此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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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阵子,从非沦陷区来的农民带着农产品在东门出售。后来由于日本士兵偷得太厉害,他们就不来了。肉和蔬菜逐渐搞不到了,可小麦却很多,价格相当于沦陷前的几分之一。日本人由开封带来了一批汉奸,显然是由于他们的表现良好而分得了一些抢来的小麦,于是这批汉奸就把小麦摆出来在市场上公开出售,索价15元法币一斗,这对任何从沦陷区来的人来说都是高价,可对留在原地的郑县人来说,与原来的75元一斗相比,那真是便宜得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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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这不是占领而只是一次袭击。除了少数间谍和便衣人员,入侵者全是官兵。从他们对电话线的态度上就能看出,只要便于集中抢劫物资、便于安全转移,他们就宁可选择破坏这座城市的物质设施。从政治上说,他们和国民党一样讨厌,除了涂掉原来墙上的标语,换上“大东亚共荣圈”之外,什么说服工作也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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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县南边少数村庄的“红缨枪”组织搞过游击战,日本人就以恐怖镇压为武器,进行了集体屠杀。有些人被投入井内溺死,任何人想躲开日本人都会遭枪杀。郑县市内的情况尽管大不一样,这里在日本人进入时已是空城一座,没有任何抵抗,可是,在全城沦陷期间,分散的暴行却接连不断,其令人震惊的程度,不下于南京大屠杀和抗战初期日军所到之处的暴行。之前的暴行是发泄对抵抗者的愤怒,而郑县的暴行则是对残障者的任性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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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构筑工事或运送抢劫来的东西,日本人征用了一切能抓到的民夫,不管有无劳动能力,都得整天干活,还没有饭吃。他们喊饿时,日本人就给盐吃,用以取乐。如果他们听错了命令就会被杖责或用刺刀杀死。有些人只是不懂日语,便被恶作剧似的惩罚。试图逃跑的,就被活埋,有的头朝下,这也成了日本人取乐的笑料。我听说,有两个女孩为逃避强奸就把身体弄脏,结果,她们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了。这当然又是个好笑料。日军放假时会出去找“花姑娘”,偶然发现躲起来的一家人,他们就强迫父兄强奸女儿或姐妹,也是为了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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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城里的中国人谣传着反攻业已开始。虽然,乡间传来的枪声和打兔子时的动静差不多。那时,传教士们也满怀希望,直到10月中旬一位女传教士骑自行车从战线另一边的巩县前来,这才改变了想法。她平静地解释说,她的冬衣都存在郑县,此行是特意来取冬衣的。什么战线呀、战斗呀,她完全没看见。就她所见,不少中国军队都在巩县上边的山峦附近构筑防御工事。朝郑县这边走,有一小队中国兵离郑县还有5英里。她一路上从未见过日本人,直到到了城边的路障附近才看见两名岗哨。那两名岗哨看见她还有点吃惊,最终放她进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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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汉奸们经讨价还价,把最后一批小麦以12元一斗的价格售光,就带着最漂亮的妓女回开封去了。翌日,大多数日本人也走了,方向是东北面建的新桥,很快那里就升起了缕缕云烟。据说,他们把搞到手的走私日本货都烧掉了,这是为了制造新的需求。11月1日,这座城市如此平静,有些传教士就大胆进城查看日军后卫如何撤离。这些日军顶多不过10多名,动作很从容,显得信心十足。他们将个人抢来的东西装上卡车,然后就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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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还不到一小时,难民们就涌进来了,警察毫无踪影,几小时之内又发生了更多的抢劫和劫匪内斗。一批人手持刀斧,涌向日本人用电线搭成的路障。还没等政府或军方前来,电线和电线杆就都被砍走,不见了,它们都被穷人用了或卖了。下午,有些国民党部队开进了城。又是“一场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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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其他方面所得的材料都印证了从传教士处得到的印象。这是现代战争中最低级的那一种,很像那种非常古老、非常原始的战争,也就是在国家出现前的史前时代的“村斗”。那时,地方性的战争是部族之间商业往来的日常组成部分。就日军方面来说,对郑县的征讨显然只是一次胜利的劫掠,那就像是赢了一场体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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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有多少血腥的混乱,日军对中条山的入侵总算是像样的战斗,而且在崇山峻岭中引发了小股游击队的长期抗战,但这次对郑县的占领却只有经济意义。国民党军队早已撤进深山,远离日军,形同开门揖盗。可这次全部悲剧的意义毕竟只在于争夺有价值的物品。同类相残的混乱局面曾一度出现,但日军来得太突然、太平静,又迅即在城内建立了某种秩序,这种同类相残的范围就小得多了。不太严重的暴行有一些,大多却只不过是彼此耍花招、争东西。一座城市落入敌手,这当然是人类生活中最大的悲剧场面之一,但国民党从政治到经济的大崩溃,却又从某方面使这种场面变了样:公民们在筋疲力尽中只能为蝇头小利而吵架斗嘴。和中条山战役的惨败相比,郑县陷落只是一场不够格的战斗。日军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城市,在国民党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渡过黄河,扰乱了国民党在这个地区的策略。其实,在一个统治者重视财物更甚于人命的国家中,这种事情终究是要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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