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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南门外的传教士中有头脑的人如果肯留心的话，必将产生忧虑。理由很简单，学生的成分开始变了。教会的宣传说，他们的宗旨是训练中国的领袖，是传授给中国学生为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国家所必需的知识技能。我在成都遇到的大多数传教士都相信这一点。日本侵华以前，在沿海大城市中，多数学生来自真正的中产家庭，虽然他们未必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当时的情况和宗旨或许还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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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成都已与沿海地区隔绝长达3年之久，流亡内迁的大学中，随校迁来的学生都已毕业了。成群的年轻人又考入了这些学校。但学生成分中，富家子弟的比例日益加大了。封建军阀、高利贷者、发国难财的、国民党军阀，所有这些人的子女的比例都加大了。当然，这些青年的在校表现和前途各不相同。可是就大多数人来说，他们都接受了父母为自己安排好的一切，把受教育当成了游戏，从中拣一些有兴趣或足资装点个人门面的东西，毕业之后就为自身和家庭的利益奋斗去了。成都一所教会学校的美籍课程注册主任满腹怨气地向我抱怨，在国难当头的第五个年度里，他们学校的毕业生去银行工作的最多。在毕业之前，她就陆续收到国民党银行或垄断企业招收会讲外语的秘书的函件，真像是从各方面送上门来的肥肉。教会学校毕业生去军队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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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成都某大学毕业后教我中文的老师对我说，教会学校有两个特点吸引着许多学生，一是成绩要求低，二是生活条件高。他当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农学院，是成都各教会学校中声望最高的。对这一点，后来有许多学生、华籍教员和旅华美人都能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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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战时各大学的情况，好像有这么一条规律。学生的生活水平和学术水平成反比。当然，不同类型的学生会选择不同类型的大学。我的汉语老师是西南联大毕业的，是由战前几所非教会学校合办的。西南联大在国统区内的学术水平最高，生活水平最低，把最聪明、最进步的学生都吸引去了。他们孜孜不倦地严肃治学，甘愿住棚子宿舍，三四十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另一个极端是成都的某大学。那里的学术水平很低，但可以为富有的子弟提供砖瓦宿舍，每间宿舍只住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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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汉语老师对我说，他在西南联大是个靠奖学金过活的学生。那里的学生常把战时的贫困视为光荣的标志。许多人穿粗布制服和农民式的草鞋，有的是迫不得已，有的则是心甘情愿。他们自己洗衣服，打扫宿舍和乱七八糟的走廊。我这位汉语老师还补充说，他觉得成都校园生活的风气是可笑的，全都是地主子女。少数得奖学金的学生都有传教士们的额外资助，以便他们保持体面的生活水平。穿戴不佳的学生会被其他同学瞧不起，有时还会被中美教职员冷落。在这里，不要说农民的草鞋显得可笑，连普通的中国布鞋都不入时，要穿西式皮鞋才行。富家子弟花钱雇仆人替他们打扫宿舍、洗衣服。自己动手干这些活儿的学生就像穿了不入时的鞋子一样丢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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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从西南联大来到这里感到恼火失望。他觉得，许多学生到大学来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特别是许多人学英语只是由于它在中国上层社会是一种时髦的第二语言。大多数人沉湎于电影、运动、调情，毫无学术志趣。要找个关心战争、政治的人很难。由于对这些话题感兴趣容易引起非议，于是，许多中籍、美籍教员都给谈论这些话题的人泼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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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我记得和一位担任教师的美籍高级传教士谈过一次。他是一位社会学家，在青年时代声名卓著，后来却大肆吹捧国民党，多半是被收买了。为了支持国民党，他曾亲自签署过一份文件，说国统区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经过几年抗战后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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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教会大学中有多少是从沿海来的流亡学生？”我故意这样问，因为国民党一直还在用战争初期大转移的英勇故事来安抚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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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都是。”他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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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四川本地的地主和富家子弟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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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在一些院系里可能占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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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注册那边有人告诉我，大约有四分之三的学生都是本地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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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啊，也许有三分之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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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对中国的描绘是有偏差的，这大概是美国对华政策有误的一大原因。我刚才说到的那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当然有恶意的因素，但我觉得主要还是自欺。郑县的传教士们面对国民党的腐化现象就会设想，那只不过是临近前线地区难免的局部现象，在内地，情况会是很好的。在位居西南四塞中央的成都，传教士们却相信，他们所见的一切与官方宣传不符的情况，必定都是由大后方决定的，在前线，一切应该都是好的。两地的传教士都很乐观，因为他们读到的吹捧国民党的文章都是在美国发行的。在他们的交谈中，在写回美国的信件和报告中，他们都倾向于把他们认为不典型的东西略掉，而那些“不典型”确实存在于他们所在的地方。反过来，教会的宣传又以他们的报告为根据，进而鼓励了美国出版界吹捧国民党，如此就形成了一种自欺欺人的恶性循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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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责任感的传教士们在1942年之所以会忧虑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问题。在战前，一般认为他们的生活应和在美国时一样。于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与中国同事相比都显得特别豪华。为了维持西式生活，尽管他们和中国同事做同样的工作，但必须有更高的待遇。这是不容争议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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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前，双方不难相安无事。因为美国人的生活圈子之外，一切都是中国的老传统，没什么更多花钱的地方。物价低，劳力贱，教会雇用的人员靠微薄的工资也能过得不错。外国人的待遇要比中国人高，这个传统也颇受尊重。19世纪以来，在工资方面，“土”工就自然地比“洋”工低。即使在中国职工里面，对此抱有疑问的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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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1942年，老规矩遇到了新情况。由于难民涌入、通货膨胀和垄断企业带来的不断加深的贫困，传教士的生活原本固然是小康，如今在对比下简直成了豪奢。在成都校园内，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一户美国人独占一所房子，还可以雇用若干仆人；而在中国人里，除了大学校长，绝大多数教职员工的住房都要自理。物价的猛涨把他们赶出了校园，像苦力一样挤在贫民窟里。我听说，新入职的美国讲师月薪合1000元法币（合50美元），而年岁更长、经验更丰富、拖家带口的中国教授月薪则只有300元法币（合15美元）。广播中每天都有甜言蜜语说，中国已成了四强之一啦，和盟国并肩作战啦。这些调门激发了中国员工的公开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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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重庆的美国人感到不安的第三件事是国统区内的非基督教化倾向，或者放到以前，也可以叫“非美国化”倾向。教育部长、CC系头目陈立夫正在稳步推进一项计划，旨在把所有学校都变成孔教或准法西斯思想的训练班。这种思想是重庆顽固派所拥护的。教育部试行干预教会学校的研究课题、教材审定、教师选择，对凡与国民党不合的西方自由主义教育观点尽量削减，这些做法有时取得了成功。后来连三民主义青年团甚至也在教会学校活动起来，他们对被认为政治上可疑的学生搞特务活动，对一般同学施加影响，使之追随国民党路线。教会学校本来对左派和自由派的吸引力就不大，但即便如此，特务们有时还是会闯进校园，将据报有危险思想的人劫走。对此，传教士们也并不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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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之所以发生，有一些为传教士开脱的说法，乍听起来不无道理。这些学校兴建得比中国学校神气，开销也比中国学校多，其目的是要从包括日常生活在内的各个方面传播西方文化。这里不仅有舒适的生活区，还特别强调游戏、体育和衣着得体。这些都是传播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传教士们要帮助的是潜在的特权学生，多多益善。如果美国用来支持教会的钱都花在住得起这些学校的子弟身上，而没有花在值得受教育的人身上，那的确并非传教士们的过错。教会学校的学术水平低，这是美国国内对宗教事业兴趣降低的又一个标志，这从聘任合格青年教师的日益困难上就可以看清。总之，传教士也不能负全责。至于如何对待国民党在校内的“非美国化行为”，那是需要从全局出发来考虑的。从前，教会外的外国人在中国大摆排场，对中国雇员非常苛刻；当时传教士们的行为便显得较为开明。如果传教士们对国民党的“非美国化行为”表示不满，就会危及他们的一切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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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见，传教士们的处境之所以陷于尴尬，主要还在于他们那种认为一切都不可怀疑的共同信念。一旦有年轻人提出问题，大多数长者总是按教条强调自身事业的正义性，强调对失败是不必理会的，因为他们的用心毕竟是好的。他们时常武断地认为，只要有了好的目的，手段就一定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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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身处华西的几十名美国人所感到的矛盾和困扰，正代表了整个美国当时的处境。在美苏之间的世界其他地方，美国正在扮演着成都传教士的角色，目的是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变别人的行为、生活和思想。我们有一种顽固的全国性认识，即一切罪恶都源于苏联，而一切美德都在美国，这是不容置疑的。不幸的是，我们的民族性和我们试图施加影响的国家的民族性之间终究存在差异，于是好心反而带来了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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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来看，我们是尊重生活优渥的，这在美国是一种恰当的态度。在一个民族独立、自由稳固、繁荣昌盛的国家里，个人物质主义的理想可以实现。因为在这个国家，民主政府能保证大多数人要求的变革通过立法手段实现。而在国民党中国这样贫弱的地方，民族独立和自由毫无保证，稳定的政府除非经过一场革命否则无法建立，在这里，美国式的物质主义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美国人坚持在外国的生活也要与本国无异，于是在实际行动中竟与当地那些自私自利、毫无爱国心的人，甚至罪犯勾结了起来。当地人对此的责难并非凭空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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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糟糕的是，许多美国人根本不明白中国这样上下悬隔的古老国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当地的生活优渥产生了严重误判。他们不懂，这个国家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是按出身分配的。他们习惯于按我们自己的民族习惯，判断一个人富有是因为勤快俭省，而这样的人通常也就是好人；另一个人所以穷，只不过由于他笨拙懒惰，挥霍无度，因而也就是坏人。许多身处海外的美国人对一切地方政府都特别尊重，几乎达到了盲目的程度——只要不是共产党的地盘。在美国，尊重权威是恰如其分的，因为美国政府得到公众支持已长达150多年了。可是，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国民党从未被公众的选票认可，它只获得了外国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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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成都逗留的时候，传教士们的不安似乎已平息。在中国，日本的各条战线相持日久。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可怕消息传来，大家都认为在他们生活圈子外面发生的混乱不会触及他们。最令人不安的消息是从美国传来的，包括总动员、配给制、民防工作等。我听到过成都的传教士们关于美国家庭为节约开支而吃大锅饭，以及家庭妇女为前线士兵捐赠卫生包和针织品的议论，但从未听说过有任何实际行动。现状不能改变的理由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人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