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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卫生包,不知往哪里投寄呀。到这儿来的美国兵肯定都有自己的给养,用不着捐赠;要是给中国人,他们会拿去卖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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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织不好东西了,都是阿姨替我们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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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们的不安达到了什么程度,大多数人的反应似乎一直是希望巩固以往的生活。有些人对战前的生活方式死抱着不放。他们认为:“我们就得这样生活嘛,我们的任务就是示范美式的生活水平呀!”另有一些人则拿出了自我保护、自我维护的态度,这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他们说:“这座房子在我们来之前就造好啦,我们除了住进去之外,还能怎么样呢?”还有少数人把自己干的蠢事一股脑儿推给共产党。他们说:“那些批评我们生活方式的中国人都中了共产党宣传的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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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听说过三件小事,足以说明成都南门外校园生活的辛酸一面。第一件事是一位愤愤然的美国人告诉我的。他以前是某个讨论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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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他的讨论会叫作“基督徒团契会”,常在美国教职员家中集会。大家可以随意交谈,女主人还会准备些茶点和三明治。起初,这个团体吸引了许多教职员,甚至学生。后来物价上涨了,美国主妇决定不再招待饼干和夹肉面包了,结果到会的中国人锐减,团体也就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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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小事是一位愤愤然的中国人告诉我的。他偷听到了一对美国夫妇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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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个教师委员会今晚在咱们家集会,亲爱的。”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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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吗不早点告诉我?”他妻子说,“我得快点儿回家,把三明治什么的准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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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东西也别给,他们不喜欢。”丈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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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一向都为他们准备好吃的东西啊!现在停了,岂不令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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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搞点花生米和茶水就行了,亲爱的。把好东西给他们吃,他们回去反而要埋怨我们的生活水平太高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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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事是一位美国教员告诉我的。他好像觉得大家的愤愤然都是没来由的。一天下午,他信步回家,见校门口有个鬼鬼祟祟的中国人,装作在传达室门前看布告的样子。看年纪,他要比学生大得多,穿着一身难看的便装制服。这美国人回想起有些教会的自行车被盗过,就怀疑眼前这人是偷车贼。他凑近大门口盯着,发现还有第二个鬼头鬼脑的人站在前一个旁边。他们用黑话交谈了几句,搭了手,勾了指头。现在,这美国人觉得他们就是偷车贼无疑了。于是,当他们走进校门时,他就紧跟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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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他俩跑起来了。他也在后面追上去。后来,他发现有个学生在那两人前边跑着。这美国人恍然大悟,原来是两名特务想劫持一个学生。自行车肯定没危险了。于是他不跑了,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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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一章不是为了攻击教会组织。很明显,美国人支持教会的动力一贯是抽象的利他精神。这是我们这个国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教会之令人尊敬一如他们自己所宣传的那样。可是,由于美国在亚洲碰到了当前的这些问题,我认为承认传教士也会犯错误是明智的。鉴于此,我接下来要讲一件事,在我所见的传教士作为中,这是最不值得恭维的一件,而且在珍珠港事件前几周,我在郑县验证了此事非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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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前,某新教教会在郑县办过一家医院,由一位美国医生经营。当年下半年,美国大使馆发出通知,称由于远东情势不安,建议美国公民回国。这位美国医生当即决定马上离开,并将医院关闭。当时在郑县工作的还有个受雇于天主教会的德国医生和一个红十字会的奥地利医生(他的中国妻子也是医生)。这两家都想说服美国人,最起码让医院有半天开诊,因为它的手术室和其他设备在方圆数百英里之内都是首屈一指的。他们建议,留下来的医院可由德国医生和奥地利医生夫妇共同代为经营,或由其中一方代为经营。美国人担心,那个德国医生是天主教徒,与新教是对头,可能会倒手把医院交给天主教。于是他表示,如果是奥地利医生及其中国太太同意全心全意经营,他就答应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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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会的拨款能否到位尚在未知之数,而那对夫妇在确知红十字会出资支持前也不会接手,因为他们不想靠行医牟利,不想靠给富人治病赚钱过活,但又不能在无人支持下义务行医。可是,美国医生却等不到红十字会总部的决定,因为那得等上几天或几星期才行。于是,他就打发了病人,锁上门,把钥匙交给了本教会的一位女福音传教士,上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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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郑县遭到一次空袭,死伤数十人。德国医生和奥地利医生一起办了个急救站,对无力在私营医院就诊者一律免费治疗。他们很快就把药用完了,包括许多当时新出的抗生素。但他们知道,关了门的医院还有不少药品锁在地下室里,于是就跑去找那位福音传教士,想要些自己急需的东西。可她却说,她无权把教会的财产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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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些时日,有些受了伤的穷人因无药可用而相继死去。有个富有的官员找到那个德国医生,请他以私人医生的身份接治他的女儿。德国医生告诉他,困难在于缺药,他和掌管钥匙的福音传教士同属一个教会,想必可以去找她商量,借来钥匙,搞到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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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福音传教士听说本教区有居民有急需时,就打开了医院储藏室,一箱箱地找来找去,直到把所需药品都拿到手。官员的女儿不久就脱险了。为感激上帝保佑,传教士还为官员的女儿康复举行了一次宗教仪式。那个女儿被带进教堂,在祷告词中被说成是受难的羔羊,最后由于上帝的过问而得救。就在同时,教会外的受难者仍在相继走向死亡。理所当然,这件蠢事在非教民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咒骂与辛辣的嘲笑。我是在洛阳初次听到此事的,当时距那件事发生的时间已隔了好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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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那位女传教士是想做好事的。但后来她可能感觉到,她原本只有暂借教会财产的权利,结果却将它送出去了。在沮丧中,她给该教会在上海的委员会写了封信,请示她是否可以处理这些医药用品。她得到了批准。于是她就都转给了一名年轻的男传教士,由他开了个诊疗所,为一切愿去就医的贫穷病人开放。虽然出于良好意愿,但药自然不该这么用,而且它肯定加深了人们对之前的无所作为的怨恨。不过,这件事影响不大,因为来就诊的病人没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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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遇见一位去郑县视察工作的传教士,就把上述故事告诉了他。我强调教会不该偏向某一社会阶层的人士而对其他人加以歧视,并说此事是歧视非基督徒的典型事例。他听了表示非常难过,说到了郑县一定会详查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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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郑县回来时又碰到了我。这回,他兴高采烈地笑着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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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那件事说拧啦!你只对我说得到特殊待遇的女孩家里是基督徒,没说她父亲是做官的呀!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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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这场国民党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教会工作并未营造出有利于美国的基础。后来我得知,读过教会学校和美国大学的中国人里,为保护自己的财产而当汉奸的人多得令人十分不安。现在已经是1950年了,可是教会工作在中国内战中的影响却好像更大了。我毫不怀疑,当年的药品事件仍然在发酵,促使一些人反对西方,欢迎新的当权者。每当有机会促使中国采取西方式的改良方法来代替革命时,西方却总是对发挥一种远较教会工作广泛影响的漠不关心的作用,以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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