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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却写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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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及，别忘了多带几条裤子（pants），到处有强奸（r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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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夜半，兴高采烈的舞会突然被两位不速之客干扰。他们是重庆史迪威将军总部的陆军军官，要在这儿住下来，以便在教会医院镶牙。从重庆到成都一般需要两天时间，可他们的吉普当天清晨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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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时间抓得真紧啊，路上没碰坏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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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三条狗，”两人中军衔较高的一位高高兴兴地笑着说，“还有两个中国佬。当然，他们不算数，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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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牧师之中也有人感到良心不安，只是出于礼貌才没形之于色。可不管怎么说，在鸡叫三声之前，他们全都是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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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 [:170674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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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 第二章丨共鸣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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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月初，继香港和马尼拉之后，新加坡也沦陷了。这时国统区的人们对英国和美国的表现既吃惊又失望，甚至在成都教会学校的校园中，平素谦恭有礼的华人基督徒也流露出了这种情绪。英国人在19世纪实行了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政策，引发了中国人的不信任感，到如今中国人还看不起英国人也是理所应当。中国人对美国人的反感则近乎友人之间的埋怨。几年以来，绝大多数开明、有头脑的中国人都认为，美国人参加对日作战将有助于中国抗战的胜利。国民党控制下的报刊也鼓励这种希冀，目的是转移对国民党失败的注意力。美国宣传机构为了冲淡中国人在美国对日贸易上的中立态度所造成的影响，也不断保证将来会援助中国，这更加助长了这种希望。1941年日美谈判期间，罗斯福许诺向中国提供美国当时最大的飞机——B-17“空中堡垒”轰炸机。国民党大肆宣传了这条消息。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人现在更加失望，因为原来以为美国有奇迹般的力量，可现在看起来美国也不是无敌的。而且，很明显美国答应的援助并没有很快到达中国。许多中国人缺乏现代知识，他们以为“空中堡垒”是一种用锚链拴住、悬浮在空中的碉堡。但在受日机轰炸威胁的重庆上空，他们始终没有看到这种碉堡的出现，所以更加深了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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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成都前往重庆的长途汽车上，我第一次充分领教了中国人的这种怨毒。我的座位附近有两个国民党空军军官，这种人向来骄横，特别是在那几年，由于国民党的飞机太少，所以很少让这些宝贵的飞机冒险参加战斗，这越发助长了他们的骄横之气。两人似乎是在跑买卖，因为他们带着几箱子女士衣物，这些衣物是上海制造的，上面贴有日本人的印花。他们喋喋不休地对其他旅客大谈对美国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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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根本不会打仗！只有中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和苏联人会打仗。美国人只会跳舞、喝酒和赚钱。他们除了机器什么也不懂，他们只对享乐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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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美国人为什么丢了马尼拉吗？因为日本人把他们的奶牛都炸死了，而美国大兵们只要有一天吃不上冰淇淋就拒绝作战。你看看美国人在中国怎么生活，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了。他们只有金钱，没有勇气。为什么他们不派美国军队出国作战？他们希望让自己的士兵留在家里，花钱雇我们勇敢的中国人替他们打仗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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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有的排外情绪又一次爆发出来，理由真是数不胜数：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以前向中国出售鸦片？为什么美国人向日本人出售军用物资？为什么英国人封闭了滇缅公路？如此等等。从成都到重庆的一路上，我听到的全是这种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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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重庆，我立即开始用一种非常规的方式来表现美国人也是能打仗的：画鸟。当时美国驻重庆的唯一军事机构是美国战争情报局，在当地雇用了三位美国职员，每天发布从旧金山无线电台收听到的新闻广播，企图以此消除中国人的失望和反美情绪。美国战争情报局提供的新闻由中央社向全国统区发布，但只能对很少数有文化的中国人产生影响。为了向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宣传，美国战争情报局驻重庆办事处打算制作一些胶片幻灯片，替代之前的玻璃幻灯片在农村放映。在我向大使馆汇报了我在中国北方的情况之后，我开始制作一套幻灯片，主题是鸟儿之间的战争，为的是反驳当时流行的对美国的嘲弄。我的作品承认，美国过去只在口头上支援中国、道义上谴责日本是愚蠢的；作品向人们解释，美国需要时间来筹备反攻，美国的力量必将增强到足以击败日本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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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张幻灯片制作完毕后，我开始在记者招待所为美国战争情报局工作。在1942年的其余时间中，我负责编辑英文新闻评论周刊《美国文摘》（The American Digest）。这一周刊面向中国各报纸杂志亭发行，内容摘录自美国出版物。在这一年和以后两年多的时间中，美国战争情报局的美国杂志和报纸通过外交函件由“驼峰航线”运来，抵达时间不定。但这毕竟是美国报刊到达我们人口最多的盟国的唯一渠道。私人订阅的报纸杂志属于二等邮件，当时“驼峰航线”运输极为紧张，禁止通过这条航线邮送二等邮件。这一禁令直到大约日本投降前一年时才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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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2年初的几个月中，重庆开始在太平洋战争中崭露头角。当我1940年冬天住在这儿时，来到重庆的逃难者们生活在雾气朦胧的山城中的简陋房屋中，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上海、香港、新加坡、仰光这些灯红酒绿的沿海大城市。而现在，在这个不平常的春天里，这些幸运的大城市突然全都落入了敌手，重庆则成了在远东唯一未被日本人占领的首都。这是中国国土辽阔，还有上百万农民士兵默默牺牲的结果。虽然重庆可能只是一个脆弱的支柱，但它毕竟是抗日力量的象征。诸盟国对它报以钦佩和希望，赞扬蒋委员长是大政治家，他将帮助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决定未来世界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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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的反应是符合一般人性的。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的几个月中，他们是愤怒的。但在此之后，虽然日军在中国以外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但闭塞的山城之中却似乎不可思议地兴起了乐观精神。中国从东北到西南完全受到日军的围困，这固然是最值得恐惧的事，然而最糟糕的事情毕竟落在了别的国家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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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重庆方面或可希望日本人的胜利将激起盟军迅速反击，甚至将在打击德国人之前收拾日本人。另一方面，许多人看到高傲的白种人被亚洲人——尽管这些亚洲人是中国的敌人——打得一败涂地时，心中不禁暗自高兴。由于国民党新闻审查的封锁，没有几个重庆人了解本国前线的状况，也没有几个重庆人认识到：如果日本人不是决意从海上南进，而是决定征服整个国统区的话，他们同样会赢得干净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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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国人来说，当时中国人最引人注意的就是趾高气扬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比如我在从成都到重庆的长途汽车上听到的那样。但我毕竟只是在旅途、餐厅和店铺里略微感受到了这种情绪，代表官方同国民党打交道的美国人则明显地感到，国民党高层对美国有一种暗含的敌意。这些美国人普遍抱怨：“中美成为盟国之前，他们还要客气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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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民族主义的兴奋不可能维持多久。因为当时国统区千疮百孔，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很快就使重庆人认识到：不管其他盟国败得多惨，也不管它们如何奉承中国，真正危如累卵的正是中国自己。我认为，可能部分地由于这一原因，大部分重庆人很快转而采取一种奇怪的双重态度来看待这场战争。一方面，他们继续愉快地对中国以外的战局保持强烈的兴趣，但这种兴趣完全是旁观者的兴趣，就像在观看和议论一场别人的象棋比赛。另一方面，对在中国境内进行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战争，他们越来越表现出一种玩世不恭的冷漠态度。这年仲夏，当美军首次在所罗门群岛登陆时，公众的这种态度在重庆茶馆中就已经明显表现了出来。在抗战接下来的3年中，这种双重态度越发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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