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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的生日那天恰巧是个大晴天。重庆市和江边的红色山丘格外明显地暴露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之下。当天夜晚正值满月，如果日军轰炸机打算庆祝天皇生日的话，月光将通夜为他们照亮整座城市。重庆人心惶惶：传说500架日本飞机已经到达汉口，日军侦察机曾飞临重庆上空，日本人打算在午夜试验一次令人胆战心惊的大轰炸。人们的目光不时忧心忡忡地盯在山顶或者某个房顶的黑色台架上，空袭时那里会挂出警报气球。整整一天，只要街道交通有一点骚乱，马上就会引起一片惊慌，开始是少数人，然后是整条街道上的人都会四散奔逃。但实际上，天皇生日这一天的白天和夜晚，连一架日军侦察机都没有飞临重庆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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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两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我正坐在旅馆房间里绘制鸟儿幻灯片，这时听到了多架飞机的轰鸣声。它们不可能是日本飞机，因为一直没有响起空袭警报；也不可能是中国飞机，因为中国只有几架破旧的飞机，只有在日本飞机空袭前后，才会听到中国飞机在空中发出刺耳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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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听到的声音柔和、低沉而有力，就像撕裂厚绸缎时的那种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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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的旅馆在城市北侧陡坡的顶部，房间直面嘉陵江。突然，十几架飞机从下游方向映入我的眼帘，那儿是嘉陵江和长江交汇的地方。那里的市区建在半岛上，好像是重庆伸出的一只脚。飞机在两江交汇处的一群中国平底船上空低飞轰鸣。然后，机群开始转弯，飞出长江两岸群山，沿着嘉陵江朝上游方向飞来。当编队整齐的飞机经过我的旅馆附近时，整个机群突然向上跃升。它们是美国P-40战斗机，机首漆着“飞虎队”的标志——露着牙齿的鲨鱼头。接着，编队分散开来，轮流飞越重庆的最高点，之后又向长江俯冲，消失在视野之中。突然，机群又陡直地向上爬升，再次出现在视野之内，然后又向嘉陵江俯冲。地面上的人们拥挤在房屋的阳台上、庭院中和街道上，使这些地方变成了一片蓝色。人们挥舞着帽子、衣服、旗帜，把小孩举过头顶。这群飞机在城市上空飞行了半小时，像戏水的飞鱼一样为人们进行了表演。在这半小时中，50万重庆人发出的激动人心的欢呼声响彻山城，这是重庆人第一次看见属于自己方面的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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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旅馆经理通知房客——特别是我这个可敬的美国人——不必再预付房租了。下一个星期，美国大使馆附近的房地产价格又回升到了以前的水平。此后的一个月中，重庆没有响起一次空袭警报。这个城市仿佛已经旗开得胜了。在此之后的几年中，夏天的太阳和晴朗的天空不再使重庆人觉得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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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杂草丛生的废墟上，成百上千幢新的房屋开始兴建，规模和样式比任何战时首都所能看到的其他建筑都要宏伟和讲究。其中有最时髦的现代化西式建筑，带有拐角的阳台。别看那阳台和房屋表面只是泥巴糊的，可是一旦涂上醒目的白色油漆，再勾勒上优美的线条，街道上就有了一片欢乐的景象。许多旧屋之前为防空而刷上了黑色或灰色的保护色，现在也重新漆成了光亮的奶油色。在街道上，新的商店不断开张，出售价格昂贵的进口布匹、罐头、酒类和其他以前几乎看不到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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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道消息说，这些商品中只有少部分是新近由仰光等日军新占领的城市走私来的，大部分是原来国民党官员和其他囤积居奇者私藏在重庆的。这些人现在认为，由于日本的进攻破坏了奢侈品在远东其他地区的市场，而且害怕将会有更多的走私品运往重庆，所以急于在市价下跌之前脱手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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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被新建房屋挡住的残垣断壁，涂满了五颜六色的广告，内容有：香烟、影剧、算命、当铺、化妆品、花柳病特效药等等。在这些广告的掩盖之下，隐约可见抗战初期的标语：“一滴油一滴血”，“战士为国捐躯，国民毁家纾难”，等等。新的娱乐场所不断开放：电影院、大鼓书院、茶馆、咖啡馆、冷饮店、旱冰场等等。市区也出现了更多的乞丐，因为官员在城郊修建了许多私人防空洞，原来在那儿栖身的乞丐无处容身，只得流浪到市区中来了。但总的来说，拥挤的街道给人一种富裕的、无忧无虑的印象。暴发户和官方垄断商坐着崭新的美国轿车——其中有些是刚从仰光输入的美国最新型号——穿着西服和上海旗袍，到处驱车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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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或许指望美制P-40战斗机的出现能够鼓舞重庆人的斗志。但此后几周，我在和重庆人的接触中却发现效果适得其反。整个春天，重庆暗中滋长着玩世不恭的幸灾乐祸情绪和对抗战消极的双重态度。在美国飞机出现之后，这种情绪更加公开化了。国民党的态度越来越脱离现实，它认为中国已经单独抵抗了日本5年，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让那些新的盟国——特别是美国——去为将来操心吧！该轮到他们来出钱和打仗了。中国不仅可以继续采取消极态度，而且有权在盟军对日作战期间尽可能地大捞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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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绪之下，国民党认为，比起迅速击败日本人，也许让战争维持僵局好处更大。国民党领导层采取的行动使这种态度明朗化了。这年春天，宋子文和蒋委员长的其他代言人暗示，如果中国不能很快地从美国得到更多的援助，就会被迫和日本人讲和。实际上，当时日本人正致力于东太平洋和东南亚的战事，无暇分身征服全中国，所以国民党——特别是领导层——的这种姿态只可以说是敲诈勒索，他们是希望利用战争来牟取暴利。当美国援华的军用物资到达中国以后，这就更加清楚了。蒋委员长分配美援物资的方式并不是为了迅速地把日本人赶出去，而是在国内上下其手，削弱对手，搞平衡，以巩固脆弱的军事独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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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领导榜样的影响下，国民党人从上到下相继效仿。我想，对于他们那种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和大发美军财——从美军为机场建设支出的款项到美国大兵在餐馆付出的饭钱——的行径，每一个后来到达国统区执行战斗任务的美国人必然都有苦涩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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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一年，日军轰炸机对重庆远郊区进行了几次浅尝辄止的空袭，但重庆市区再也没有遭到日机轰炸。日本人可能已经明智地认识到，继续刺激重庆方面对他们并无好处。另一方面，很快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战斗机到达重庆，也使得日本人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对重庆进行狂轰滥炸了。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重庆再也没有遭到轰炸，它成了环抱群山外种种事件的“共鸣箱”，发出着回声。这就是重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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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最响亮的回声来自于日军新近占领的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大多数在沿海地区的外国人和有钱的中国人只是把重庆看成是偏僻的小地方，没有什么人希望前往重庆。但现在几乎东南亚的所有人都希望逃往重庆。但其中只有少数人有幸成功地逃到重庆，有的是穿过乡间的水稻田从上海逃来的；有的是翻山越岭从香港逃来的；也有的是穿过热带丛林小径由河内、曼谷、仰光逃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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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月末，第一批来自上海和香港的难民就到达重庆。3月至5月，由缅甸逃出来的难民到达重庆。有的人相当幸运，他们乘坐汽车通过滇缅公路，甚至带来了睡衣和够一年用的瓶装橄榄油。这年夏季和秋季，从更远的地方——如北平和新加坡——来的难民也逃到了重庆。在重庆街头，每周都会出现新的人群，他们穿着陌生的制服或便服，那些衣服的样式都是重庆商店里见不到的。在这一年中，至少有5万中国难民来到重庆，大部分来自香港。不少缅甸人和中缅混血家庭在重庆郊区定居。难民中还有一些越南人、印度人和欧亚混血儿。此外，还有200名到300名美国人和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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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难民们带来的消息看来，日本人征服这些新地区的手法和他们进攻中条山区的手法别无二致。他们同样是采用轻装突然袭击，尽量利用守备漏洞，利用对手的麻痹大意和过分信赖工事的心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日本人还在对方地区制造惊慌和混乱的气氛。在东南亚地区，由于国家、种族、宗教等原因，军民之间、人民之间原有的不平等和敌对情绪大大方便了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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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闻检查制度和人们对这场战争的双重态度——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于规模宏大的、引人入胜的外国战役，所以在重庆反而不容易认清这一年在中国国内所发生的事情。对于那些希望了解中国国内情况的人来说，他们好像是生活在中世纪的欧洲。当时欧洲没有公开发行的报刊，只有少数人对全欧洲的事务感兴趣。消息传递依赖最原始的信件，或者来往于城市和宫廷之间的商人、信使或其他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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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中国人和外国人很少相信国民党发布的国内新闻。当我向国民党外的朋友询问有什么新闻时，我发现一种惯常的回答是：“不知道。今天我只看了报纸，还没有听到别的消息。”只要希望了解真实情况，他就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新闻和情报系统。通常的方法是看望由于职业关系而多少了解某方面情况的朋友，或者是去来往旅客的聚集地，或者是和记者们交往——他们知道的情况一般比报纸上公开报道的要多一些。当然，用这些方法收集来的消息也未必可靠，其中可能有许多是流言蜚语。你必须注意这些消息在细节上是否符合你个人观察的经验，或者是否有其他消息相互印证。然后，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才能核实。用这一套办法来了解情况当然不像读报那样容易，但却是一种相当有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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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年夏天来自浙江和江西的人们所带来的消息可以看出：当年4月，有不少在空袭东京时幸存的美国杜立德大队飞行员们在中国东部的这两个省份着陆。不久之后，日军即进犯两省，他们肯定是知道了这些飞行员们在这两个省内着陆的消息。日军占领并破坏了东部地区的机场，防止它们成为对东京穿梭轰炸的基地。当时日本人的战线已经拖得很长，但国民党的抵抗力也下降到了最低点。日军对浙、赣两省进犯的结果说明，他们在中条山和东南亚的那套轻装突击的办法仍然异常奏效。这就为他们确定后来在中国的作战方案提供了新的途径，意义非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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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轻装袭击进展神速，外国传教士和美国飞行员必须日夜不停地逃跑，才不致落入魔掌。一些初到中国、目光敏锐的美国飞行员注意到，一旦当地的官员和军队向西逃跑，那就是危险即将来临的确切预兆。此次战役中很少发生激烈的战斗，即使在国民党重兵把守的地区也是如此。这次日本人进犯的区域相当大，而且地形开阔，所以日军突击队可以绕开国民党军队重兵把守的地带。从一开始我就听到谣传说：兵力单薄的日军为了虚张声势，经常征集中国民夫为他们搬运装满石头的假弹药箱。之后每一次日本人进犯国统区时，我都会听到这类谣传，时间和地点都说得有根有据，可能确有其事。即使这些谣传是虚假的，由此也可明白公众对国民党军队战斗力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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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人几乎完全占领浙、赣两省之后，他们像通常那样按原定计划后撤，途中掠夺了一切可以带走的战略物资，不能带走的就统统烧毁。这两个省盛产稻米，是国统区的又一个粮仓，所以日本人在撤退时烧掉了带不走的所有存米。日本人还把军马放到稻田中吃光春天的秧苗，并且破坏了灌溉沟渠和堤坝。他们的行动有条不紊，目的是加重对方的经济困难，使国民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变得更加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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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浙赣战役中传来的两个例子很有代表意义。第一个例子发生于浙江省。此次日军进攻的城市中，金华是国民党设防最坚固的城市。很明显，国民党打算坚守金华，因为浙江是蒋委员长的家乡[20]。出于感情上的原因，蒋委员长对金华的防务非常关注。当日军逼近金华时，蒋委员长从千里之外的重庆对金华守军发布各种战略战术方面的命令。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远在华盛顿的罗斯福企图亲自指挥同年夏天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群岛的登陆作战的话，会是怎样一副光景。在中国，这种远距离指挥的后果只能更加糟糕，因为中国的电话电报网极为糟糕，军队中的情报体系更不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