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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人几乎完全占领浙、赣两省之后，他们像通常那样按原定计划后撤，途中掠夺了一切可以带走的战略物资，不能带走的就统统烧毁。这两个省盛产稻米，是国统区的又一个粮仓，所以日本人在撤退时烧掉了带不走的所有存米。日本人还把军马放到稻田中吃光春天的秧苗，并且破坏了灌溉沟渠和堤坝。他们的行动有条不紊，目的是加重对方的经济困难，使国民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变得更加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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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浙赣战役中传来的两个例子很有代表意义。第一个例子发生于浙江省。此次日军进攻的城市中，金华是国民党设防最坚固的城市。很明显，国民党打算坚守金华，因为浙江是蒋委员长的家乡[20]。出于感情上的原因，蒋委员长对金华的防务非常关注。当日军逼近金华时，蒋委员长从千里之外的重庆对金华守军发布各种战略战术方面的命令。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远在华盛顿的罗斯福企图亲自指挥同年夏天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群岛的登陆作战的话，会是怎样一副光景。在中国，这种远距离指挥的后果只能更加糟糕，因为中国的电话电报网极为糟糕，军队中的情报体系更不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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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蒋介石最初命令金华守军在城外防线迎敌，接着命令收缩至城内固守。然后再一次命令他们出城迎敌，接着又命令他们回城固守。蒋介石直接向战场上的下级军官发布战术命令，而他们的上级却毫不知情。这样折腾到日本人真正兵临金华城下时，当地守军士气低落，一片混乱。金华可以发挥作用的碉堡群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进行了抵抗，随后金华迅速落入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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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人开始撤退时，金华守备司令和蒋委员长都亟须挽回面子，于是派出大军去进攻日军留守金华掩护撤退的少量部队。由于当初金华沦陷得太快了，国民党军队还没来得及炸毁他们自己的碉堡群。现在这些少量日军凭借完好的工事，竟然坚守金华达几个星期之久。当日军掩护部队终于撤出金华时，国民党和外国报刊都大肆宣扬收复金华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却只字不提为了挽回原本可以不丢的面子，无数士兵毫无必要地牺牲在了金华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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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将军的遗著揭露了后来中美联合部队作战期间，蒋介石同样反复地企图对他一无所知的问题横加干涉。蒋介石的作风是一贯的。1948年和1949年从中国传来的消息证明，蒋委员长的遥控指挥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了多场决定性战役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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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第二个代表性的例子发生在江西北部。从当地逃出来的传教士说，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和抓捕壮丁使山区农民的生活极为困苦。这年春天，农民揭竿而起，宣称要反抗国民党的进一步勒索，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共产党的新四军曾在这一带活动过，他们的影响可能是这些农民敢于挺身反抗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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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国民党政府派出军队对反抗农民进行镇压，农民们逃入深山准备战斗。就在这时，日本人开始进犯，很快威胁到这一地区。造反的农民提议与派来镇压的国民党军队共同对日本人作战，但国民党当局拒绝了。不久日本人逼近这一地区，镇压农民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当局一起逃跑了，而造反的农民打起了游击，相当成功地抵抗了日军的进犯。日本人撤退之后，国民党当局再次派出讨伐队，农民不得不再次进行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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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中，农民们越来越倾向于用暴力来反抗国民党强加给他们的苦难。从重庆以南、与四川相邻的贵州省来的旅行者证实了这一点。当地似乎发生了抗战时期第一次大规模反抗国民党的农民暴乱。由于暴乱发生在贵州东部和湖南交界处的险峻山区，所以外界对情况不甚了解，甚至从那一带逃出来的外国传教士也不知道详情。他们之所以逃跑，是因为谣传暴乱者认为外国人都是亲国民党的，因而仇恨一切外国人。暴乱者的力量非常强大，足以攻击有城墙保护的城镇，而且曾切断对国民党来说至关重要的唯一一条湘贵公路，时间达一个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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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大家对这场暴乱众说纷纭。自然而然，有人传言暴乱是共产党人发动的；也有人说是非共产党的自由派和左翼分子支持的；也有人说暴乱者只是普通的土匪，是由破产农民、逃避兵役者和逃兵组成的乌合之众，当时这些人在国民党统治的山区越来越多；另外有种说法是，那是贵州的地方主义者不满中央政府的控制和垄断，从而支持甚至领导了这场暴乱；第五种说法是，这是一次“苗族骚乱”，因为土著苗族人占贵州人口的一半以上，而在过去的四五百年中，移民贵省的汉人把当地苗人[21]从最好的耕地上赶进了深山，因而这些苗人可能对任何汉人政府都深怀不满；第六种说法是，暴乱分子是汉奸，暴乱是由日本人支持的，目的是在国民党后方制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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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说法可能都是片面的。实际上，这场暴乱可能包括上述各种因素。不管暴动是由谁唆使的，贵州的汉人和苗人生活同样极其困苦，这种苦难的生活迫使他们铤而走险，这才是暴动的真正原因。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我停留在重庆的最后那段日子里，贵州东部的暴乱仍然没有完全平息，这时他们已经不再攻击城镇，也很少切断公路。但国民党的官员除非是在强大讨伐队的保护之下，根本无法进入这些山区征税征兵。在抗战之后的几年中，国民党不仅无法消灭这些暴乱者，而且在国统区的其他险峻山区不时发生新的暴乱，暴乱者据守在自己的山寨据点中。这些暴乱为共产党夺取胜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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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看来，关于贵州暴乱的种种互相矛盾的谣传恰恰预示了之后反国民党运动的格局。在这些运动中，共产党人、非共产党的自由派、保守的地方主义者、原军阀和西式工商界人士，不可思议地成为了同路人。当然，这些运动由于成分过于复杂，最后难免失败，但这种运动的存在毕竟证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已经众叛亲离，以致天差地别的各方竟可以在反对国民党这一点上找到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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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42年，证明国民党正在走向自我毁灭的最不祥的预兆是河南的确实消息。这年秋天，来自洛阳的旅行者们带来了第一批战时大饥荒的消息。由于春旱，河南小麦严重歉收。但垄断粮食的地主和官员们仍然像往年那样收租征税，这就榨干了农民们本就不多的存粮。当年夏季酷热少雨，秋粮大批旱死。农民们看到严重的饥荒就在眼前，于是成千上万的人拥向外省，其中一些向西深入国统区，另外一些向东，越过战线进入沦陷区。但国民党和日本人都对救济灾民毫无兴趣。在秋天来到之前，许多农民不得不回到河南家乡等死，另有大批农民外出逃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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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9月，上千万的河南农民不得不吃树皮、树叶和泥土过活。在洛阳，半升小麦的价格高达80元法币，比苦力工作一周的工资还多。树叶比较便宜，在霜降之前为1升1元法币。有一段时间，牛肉的价格下跌到比小麦还便宜，这是因为许多农民不得不屠宰耕牛过冬。当树叶凋零时，开始传出人吃人的消息。当时每一列从洛阳开往西安的火车上都爬满了难民，就像死虫身上群集的蚂蚁一样。难民们紧紧扒住每一个把手或脚蹬，许多人由于过分虚弱而跌下列车，惨死在铁路线上。在洛阳到西安几百英里长的铁路沿线，到处都是这些人的尸体。这年秋天，不管农民是否还有粮食，垄断粮食的官员和地主照旧逼租催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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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浮光掠影的观察者也会看出，这是一场特大的饥荒。在洛阳街头，街旁的沟中到处躺着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与此同时，饭店仍然开张营业，只要有钱大可以尽情吃喝。由于粮食的缺乏和昂贵，许多贫穷的市民开始像农民一样挨饿；但国民党的官老爷和小职员却在整个饥荒时期都在吃公粮，从没断过炊。许多腐败的官员甚至倒卖公粮，大发横财。一些受歧视的地方军口粮短缺，汤恩伯的嫡系中央军却总是吃得饱饱的，以便“维护社会秩序”。后来，这些受宠的军官们因为大发国难财和出售军粮而遭到公众谴责，汤恩伯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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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过去一样，囤积者们囤积小麦，等着饥馑促使小麦价格飞涨，然后用获得的暴利低价收购土地、儿童和快要饿死的人的其他财产。据说，富人在西安附近设立了几个大规模的组织，派出代理人前往灾区低价购买土地和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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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两年的河南大饥荒中，死亡的总人数高达300万人，在第一年可能就死了近100万人。这样一场大灾难可能不完全是人为的，但很明显，如果不是有人为因素的话，死亡人数就不会那么多。在河南工作的教会救济人员发现，他们可以在灾区从囤积者手中买到小麦。当然，价钱是很贵的，但比起从外地购入廉价小麦，在当地购买可以更快地解救饥民。许多救灾粮食就是通过国民党官方机构，从当地粮食囤积者手中买来的，然后再把这些粮食分发给种出这些粮食的农民们。外电报道，一些文武官员以极高的价格为救灾工作提供了小麦。毫无疑问，这些小麦是他们在枪口威逼之下从农民手中抢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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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比起河南当地的勒索分子来说，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还要更加凶恶贪婪。当时，所有送到中国的外国救灾款项都必须按照官方牌价——1美元比20元法币——进行兑换。可是，在河南当地的黑市牌价，美元的真正价值为1美元比40元法币。这就是说，送往河南灾区的每1美元赈灾款，至少要被经手外币兑换的国民党银行勒索一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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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府似乎也有自己的救灾计划。在大饥荒的第二年，消息已经传到海外时，国民党拨了一笔救灾款项给河南省。但这笔款项的滥用成为抗战后期的巨大丑闻之一。由于救灾款项的发放者正是趁灾荒之机大发其财的官员们，所以其中绝大部分款项都落入了私人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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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已经在中国住了很长时间，对这类利用饥荒敲诈勒索的行为已经见怪不怪。倒是一位住在洛阳附近的教会朋友写信告诉我的一些河南的情况，使我感到不同寻常。很明显，河南的农民也达到了用苦笑排解忍耐的极限，农民们不再遵守封建传统的“克己和服从”了。我的朋友在信中写到，在初夏时，当税吏来到仍有存粮的村庄中征粮时，许多农民愤怒地拒绝交出粮食，而是用钱和农具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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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吏们说：“我们是为了军队和官员征收粮食的，他们总不能去吃钱和犁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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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们则尖锐地反问：“难道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就能够吃钱和犁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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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村庄中，税吏必须在大批士兵的保护之下才敢于搬运农民的粮食。当他们搬走这些粮食时，衣衫褴褛的农民们像一群猴子似的追逐他们，尖刻地谩骂和威胁这些抢走了自己口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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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夏末，在饥荒刚刚开始，还没有使大批农民倒下去之前，整个河南的城镇中到处都发生了抢粮暴动。地主、商人、高利贷者，甚至国民党官方的粮仓常常被成群的武装农民洗劫一空。在秋初，一大批暴动的农民直逼洛阳西宫。在这种威胁之下，河南省政府不得不允诺向农民开仓放粮。但这个诺言之后并未兑现。在宿命论的影响下，由于饥饿而越发虚弱的农民没有进行更多的暴动。但这年的几次暴动毕竟为以后开了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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