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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期间，美国遣华人员如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但却从未坦承、彻底地了解并描述过中国。于是，后来激烈的苏美摩擦冲突就在某些旅华美国人中滋长了这样一种观念——既然中国人那么坏，那么唯有建立一个能让他们服服帖帖的中国政府，才能让中国不至于倒向苏联。至于中国人民的意愿是什么，那可用不着考虑。中国人的腐朽、堕落，甚至苦难，都贬损了他们自己的国格。就多数美国人来说，这种感觉可能不完全是自觉的，但对我们的民主思想传统也是个危险的裂口，为民族主义冲动大开方便之门，将政策引向了由美国扶持傀儡政权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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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美国人表现出的第二个引人注目的态度是国务院一味因循守旧，不能适应环境。它把最有才干的人抛在日军占领区，而他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都遭到了拘禁，这自然使驻华大使馆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对新情况和新问题毫无头绪。据我观察，国务院并未做出切实努力。当然，我的这项观察可能证据不足。但从表面来看，整整一年里，美国驻华大使馆偏安舒适的南岸一隅，而南岸与市中心还有一个钟头的路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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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馆处理问题的章法与其负责人的性格分不开。1942年的大使是高斯，按我推想，他在当上海领事的时候一定很称职。他多年从事该职，主要任务是维护美国商人的利益，生意人的保守倾向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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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此人在1942年曾有一面之交。当时我被邀至他的官邸共进午餐，并向他汇报北方见闻。经过几小时的谈话，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尖酸而又不失圆滑。他对当时的职务很不满意——我想他已经以健康不佳为由请求调离重庆了——于是，他对周围的一切都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他对我讲的北方战事并不觉得新鲜，尽管我说的情况对他来说都是新闻。早年在开放口岸中形成的藐视中国人的态度，那种1940年重庆南岸外国人圈子中出现而为我所留意过的态度，现在又出现在了高斯身上。他用一句话就做了总结：“这些中国人，除了乱弹琴、找麻烦之外，你还能指望他们干出什么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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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又观察了他的一些公事活动，才知道他对一些事务的见识都很狭隘，按美国商人的标准来衡量也不够格。例如，他对美国战争情报局的评价非常低，如果一定要在中国保留下来，也是越小越好。我想，他之所以讨厌这个机构，是由于他有疑心。美国战争情报局是联邦战时机构，并不明确受国务院管辖，因此它在中国的活动就可能越出高斯的掌控。重庆已经有太多“特使”“总统代表”从华盛顿派了过来，这些都会使他感到自己经常被靠边站了。此外，他在总体上并不信任宣传的功效。有一次，他对驻渝美国战争情报局主任说：“全世界的宣传力量加起来也抵不过一艘驱逐舰。”显然，高斯根本看不出美国政府有什么必要向中国公众解释美国当前的作为。史迪威后来失败的一个原因是缺乏中国民众的支持，而这又是因为中国民众根本不了解情况。高斯当时正在协助史迪威整编改革计划。因此，那也是高斯失败的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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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大白之后，人们终于看清楚了，所谓的“生意人”观点——保守、趋利、多疑、对现状的偏见等——确实是美国在中国遭到灾难的主要原因。高斯在重庆当了3年多的驻华大使，任期结束时已是日本投降的前一年了。那个时候，美国政府的头脑还没有清醒过来，还对注定失败的政策路线抱有幻想。对此，高斯难辞其咎。我想起了1942年的一件事，那件事不仅反映了高斯的保守个性，更让当时的美国大使馆神似1940年约翰逊担任大使时的样子。在1940年的那个冬天，“红十字会”事件发生了，马寅初教授也遭到了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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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一位美国战争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和一位战略情报局代表一同从华盛顿来到重庆。当时这两个机构还暂时在短命的“联合情报署”中合署办公。新闻处工作人员受命携带一批短波收音机，送给路易·艾黎主持的“工合”，以方便中国人民收听美国广播。这个任务没什么害处，但也没多大的益处，因为“工合”虽在美国很有名声，但人们根本想不到它正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上挣扎，送给它短波收音机不会为美国新闻增加多少听众，不过这是一种半官方的表态，可能有助于减轻国民党方面的压力。此外，“工合”在战时兴办的工业不是集中垄断的，也符合美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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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处工作人员抵达重庆后，立即被召往南岸，向高斯汇报来华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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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与‘工合’发生任何关系。”大使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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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能？”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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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是比中国共产党稍微好一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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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赠送收音机的计划流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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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机前来的海军人员名叫M.E.梅乐斯，是一名中校，他的计划是向人人痛恨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提供无线电装备、培训、经费和武器，以交换抗日情报。该组织由戴笠主持。即便高斯大使对这番交情有所疑虑，但他至少没有提出抗议。由于这项计划名声太臭而收效不大，战略情报局不久就放弃了。可是紧接着，梅乐斯的计划又被海军捡了起来。在日本投降前，海军已将大批武器装备交给了军统，美国对其用途毫无监督。现在已经知道，其中一部分确实在太平洋战争后至中国内战爆发前的停火时期被用来对付共产党，而这个时期的停火协议正是在美国政府的主持、调停下签署的。美国海军的无线电装备和美国海军训练的人员多半还被戴笠用来不断迫害除共产党以外的自由派。有两位民盟领袖，其中之一是曾经留学美国的教授，于1946年在昆明被特务暗杀。坊间传言，凶器就是美国海军供应的无声手枪，装配的消音器比中国制造的手枪更好。究竟这两起杀人事件用的是不是美国海军的武器？对此我并无定论。但海军曾给特务组织援助一事对谣言取信于人大有助益，这才是重要的问题。美国海军与中国特务的勾结计划，是日本投降后反美浪潮席卷中国的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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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重庆的工作级别不高，接触到国务院的保守做派也很少。即使如此，也不难管中窥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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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使馆每周编一份文摘，大使并不事先审阅，但每期他都要看，发现不妥就会告诉我。在某一期里，我从美国《当代历史》上选用了两段故事。这是一家没有任何煽动性和破坏性的刊物。一段是讲美国黑人的，我选用的原因是，中国上层人士了解而且痛恨美国的种族歧视，而他们也大多能读英语书刊。这段文章的内容是有多少黑人在战争中获得了怎样的成就。另一篇是关于反间谍、反破坏。文章强调，这样的人已在美国发现少数几名，必须提高警惕。我觉得，在一个听任间谍破坏分子伪装成走私贩子大摇大摆越过前线的国家里，传播这篇文章是再好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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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冷风不久就从大使那儿吹来。我了解到，这两篇文章都犯了错误。黑人那篇是承认了美国有过，或者说依然有种族问题。间谍破坏分子那篇承认美国有这样的坏人。大使告诉我：宣传就是赞扬，以后不得再发表任何哪怕只是暗示美国有一点点瑕疵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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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23]第一期也遇到过小小的波折。到后来，该刊的寄送对象名单把所有能读英语的中国领导人都列上了。但起初主要是给美国人的，特别是仍然坚持在岗位上的美国传教士。他们因为来自美国的杂志和其他邮件短缺而精神萎靡，其中很多人已经无法向周围的人提供新闻了。《文摘》第一期的最后一页还剩下一点版面，我就从《读者文摘》[24]摘了几则战时笑话，主题都是无关紧要的，包括轮班制、共享汽车、配给制、物资短缺，还有其他传教士们不了解的国内新事物。仅有一则稍微涉及两性关系，是一篇虚构的私人广告：“青年男士，优质坐轿，几乎全新，求拥有四条新轮胎的年轻女士会面。地点：斯克内克塔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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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第一期在发行前得送往南岸，以便大使浏览基本内容和格式。他回复得很快：“删掉笑话。国务院主持刊物不许有任何低级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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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小难题是：我如何才能把美国战争情报局从国内寄来的材料搞到手。如上所述，报纸杂志是让中国公众了解美国舆论界情况的唯一手段，但它们都是混在国务院文件中一起寄来，由南岸的大使馆收取的。换言之，大使馆的人员会首先从美国战争情报局的邮包里抽走那些报纸杂志，在同事和朋友间传阅。我的职责是把材料摘出来发到中文报刊上，需求十分迫切；但我必须得等大使馆的每一个人都看过以后才能把报刊拿到手，这样好几周就过去了。终于拿到手以后，我发现很多背页上引人入胜的插图已经被人剪走，只留下了一个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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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某种美式传统，当高贵的美国人还在阅读报章时，我却要为一群中国人去和他们争，那是乏味、讨人嫌甚至过激的行为。美国战争情报局驻重庆办事处主任是记者招待所的记者出身。他本不想为这个问题去找大使，以免惹得高斯对美国战争情报局更不耐烦。后来，他终于还是去把问题提出来了。可大使已想出了自己的办法来分发由美国战争情报局供应给中国人的出版物。他要把出版物交给“中美文化交流协会”。太平洋战争开始不久，国务院就给了该会1.6万美元，在豪华饭店旁建起一座俱乐部，用于增进中美友谊。此地在重庆名流、高官和发国难财的人们中间已经出了名。俱乐部是国际场所，因此免受“节约法规”的约束，不像普通饭馆那样有每餐定额。当然了，即便它交给赞助人的出版物只有一份，也不会妨害俱乐部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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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争取，大使同意规定报章在大使馆人员中传阅期限为一周。在接下来交给几百名高等华人——他们可能在文化俱乐部餐厅里翻阅几下——之前，新闻处手里可以留存三天，在这段时间里，需要把所有那些可能与数百万中国读者见面的新闻都打下来。后来由美国寄来的杂志份数有所增加，满足了大使馆、“文化协会”，还有排在末尾的美国战争情报局驻重庆办事处的需要。在这之前一直是按高斯大使的安排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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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伏案辛劳的一年中，我记得有这样一件偶然发生的趣事。美国战争情报局在送走《美国文摘》之前，曾向大使馆征询旅居昆明地区的美国人名单。大使馆开了出来，但同时声明可能不全，有人可能在沦陷区。我按名单一个不漏地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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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个月，我接到一些靠近河南前线的传教士的来信说：在沦陷区，有一些尚未被拘禁的同事通过公开邮政接到了《文摘》。其实，信封上一律印有“寄自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美国战争情报局”的字样，可是，中国邮局却恪守中立，在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照递不误。尽管是美国宣传品，但只要贴上邮票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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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后，我改用了无字的白信封向沦陷区寄出《文摘》。据我所知，尚未被拘禁的美国人每周都按期收到了。这是一件小事，但却是在中国沦陷区最早展开的“心理战”，比起后来正正经经发动的“心理战”来简单多了，也省钱多了。后来都要用到飞机、特工、加密电台、煤球炸弹等我不知道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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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在美国的每一个战场上，只要不是刺刀见红的最前线，都曾在1942年出过许多令人诧异的洋相。把复杂的战争机器投放到世界各地是很难的，不是几个月里就能做到的。混乱、失败、匆忙、轻率的方案，漏洞百出的即席发言都是必然要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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