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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们有点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蒋委员长的禁令应该执行多长时间。按照以往的惯例，他们可以放松执行，小赚一笔。但是这一次，连警察们也拿不准是否可按惯例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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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他们把这次禁令当作又一次“节约运动”的例行公事。他们首先允许高档冷饮店和咖啡馆恢复营业，因为它们给警察的贿赂最多，但大众茶馆的店主威胁说要把此事报告“最高当局”，于是警察就重新关闭了高档饮食店。接着，茶馆店主给警察送来了足够的贿赂，于是茶馆得以恢复营业。但这次轮到高档饮食店的经理发火了，因为警察第二次封店时并没有退还贿赂。于是，他们又威胁说要报告“最高当局”。警察不得不匆匆再次关闭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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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重庆到处是尔虞我诈、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的行为，在这种气氛中，饮食店和茶馆的经理们开始抱怨餐馆附属的小吃部、外卖窗口和其他仍然在出售点心的地方。警察自己也拿不准蒋委员长的心思，干脆就把一切有关行业都关了，甚至连街头叫卖豆腐脑和橘子水的小贩都统统撵走了。事情就是这样发展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过了一段时间，警察们认为蒋委员长可能已经忘了那次发作，于是所有给警察上过供的饮食店都逐渐允许复业，但食品价格大大提高了，因为贿赂都包含在了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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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这个故事中讲蒋委员长的那一段是真实的。从此以后，每当我看到蒋委员长带着不可一世的神态，直挺挺地坐在黑色大轿车后座上，在车队的簇拥下匆匆通过市区时，我都很想知道，蒋委员长本人对于重新开张、顾客盈门的饮食店会作何感想。他可以发布禁令，而为了照顾政府面子，人们通常也在表面上服从禁令，然而并不认真对待。蒋委员长即使亲眼看到禁令毫无效果，也不会承认人们没有执行他的禁令。因为那样是很丢面子的，不仅丢了部下的面子，更丢了他本人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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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一位中国朋友——他曾经对国民党寄予过希望——对我说的话。当时他伤心地说：“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总是不断地制定一些明知行不通的愚蠢法令呢？这样做只能使政府仅剩的一点权威也丧失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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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中，就我所观察到的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尽管说得动听，但绝大多数都是表面文章。蒋委员长每半年总要对粮食囤积商进行一次谴责。在一次讲话中，蒋委员长说，政府将要“强制征购”地主的存粮，以缓解农民的公粮负担。当时的“粮食管制会议”大唱“平均负担”的调子，而且提出了“有粮出粮”的口号。这些动听的话语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几个星期以后，四川省悄悄宣布了1942年谷物分配份额：从地主手中用“强制征购”的办法征收了700万担谷物，比前一年增加了100万担；从农民手中征收的公粮有900万担谷物，比前一年增加了300万担。这就是说，农民新增加的负担是地主的3倍。另外，对地主是采用“强制征购”的方式，虽然官价较低，但地主们总能获得些报酬。但对农民采用的是上交公粮的方式，农民连一分钱都拿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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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这种官样文章是专门做给海外人士特别是美国公众看的。一个令人痛心的例子是由宋美龄为首的各界名流负责的“印度饥荒救济委员会”。当时因为日本人占领了缅甸，并切断了缅甸对印度的大米供应，印度的孟加拉邦发生了饥荒，饿死大约200万人。当时中国的河南省也处于饥荒之中，其程度和孟加拉邦同样严重。由于河南省地处前线，没有什么外宾前往，身在重庆的国民党就不承认河南省发生了饥荒，而且禁止刊物报道。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河南饥荒救济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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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怀疑在“印度饥荒救济委员会”中有一些正人君子，也相信这个委员会能把从重庆的募捐所得送到加尔各答，拯救众多的印度饥民。但问题在于，这个委员会是由国民党高级头面人物负责的。他们肯定了解在中国河南发生的事情。这些人故作姿态，关心一个外国所遭受的苦难，却对本国人民的苦难严加保密。实际上，正是这些人应该对本国人民的苦难负相当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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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战争情报局的新房子里，我接待了几位美国编辑。他们喜欢搞盲目崇拜，大力赞扬国民党当局在围困中仍然给予印度以同情的援助。中国报刊也大肆宣扬，不仅仅是因为国民党下了命令，也是因为某些中国人为此而陶醉。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是海外援助的接受者，现在居然能援助其他国家，何其彰显“世界四强”的派头啊。这一方面鼓励了沙文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在海外的一片赞扬声中掩盖了中国自身的问题。两方面效果都是国民党所欢迎的。我不知道这个委员会帮助了多少挨饿的印度人，但我知道，它让许多脑满肠肥的中国人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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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另一项表面功夫不那么沉重，就是敌侨集中营。早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日本就撤出了侨民，因此，只有数百名日本战俘被关在贵阳、宝鸡等内地城市的军人监狱中，但是在华西方盟国人士却不断提出应当妥善安置战俘和侨民，于是国民党就计划建立一所为西方敌侨设立的模范集中营。最终地点选在离重庆不远的北碚，外交部也开始为这个集中营搜罗囚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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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所有意大利人就已经离开了重庆，只剩下一些德国人，有的还是纳粹分子。但对外交部来说非常不幸的是，这些德国人几乎全部担任过国民党的军事顾问，卸任后受到官方保护，外交部根本不能去碰他们。在珍珠港事件之后，这些德国人被“软禁”了起来。但实际上，他们在重庆南岸的公馆中生活得十分愉快，活动也不受限制，经常在市区露面。两年以后，他们中有一个人越境去了日本占领下的印度支那，并与日本、法国维希政府和德国纳粹官员进行了商谈。在返回中国的归途中，他被美军而不是国民党警方逮捕。此后，他们之中还有另外两位——冯·埃姆霍夫男爵和冯·斯坦因男爵——酿造一种叫作“山露”的杜松子酒，出售给美军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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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段时间，北碚集中营建成了，可是没有囚犯，实在令人尴尬。最后外交部找到了一个德国犹太人，这才打破尴尬局面。他是纳粹上台后逃亡到中国来的，仍然持有德国护照，有一个中国妻子和一群孩子。他没有工作，在乡间过着凄苦的农村生活。他们全家和家具都是用滑竿抬到集中营来的。这所集中营是一座西式建筑，有现代抽水马桶和其他种种舒适的设备，其豪华程度在全中国都几乎找不出来。这位囚犯每天领取50元的食品津贴，这在当时是很宽裕的。他不仅没有被禁闭起来，而且应邀在附近的一所大学讲授德语。自从离开欧洲之后，他从来没有生活得如此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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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奇事很快传到了重庆，另外两位德国犹太人听说了此事——他们是上了年纪的兄弟俩，同样穷得无路可走，与那位囚犯被捕之前一样——他们来到外交部要求把他们当敌侨对待。外交部要他们拿出证据，结果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取得了中国护照。这样，从法律上讲，他们是中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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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抱歉！很遗憾我们不能把你们送进我们的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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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在重庆的盟国人士大大增多。虽然他们仍旧自成一个圈子，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住在南岸的几百人，而且一到冬夜就“躲进小楼成一统”。现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墨西哥在重庆建立了新的外交使团。原有的大使馆，如美国、英国、荷兰、法国，则不断扩充。仿佛是为了弥补过去的漠不关心和别处的一败涂地，这些国家不断派出使者在重庆进进出出。他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机构，秘密地——也经常是空想地——在这个神秘的国家谋划战争。我实在不能把这些密谋——哪些人策划了哪些事——一一记住，我只记得一个英国拟订的游击战方案，它比之其他空谈来说还多少给人一点印象。这个方案后来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国民党厌恶它，认为它很可能会刺激当时正安安静静地待在前线的日本人。抛开这点不谈，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唱主角的英国游击专家不能或不愿意吃中国饭菜，竟然要求在敌后游击战中携带适合英国人口味的厨师和烹饪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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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住在重庆的少数教会外的西方姑娘来说，1942年真是了不起的一年。她们终于挺过了令人疲乏不堪的轰炸和封锁。在那段日子里，她们用光了最后一支口红，最后一罐进口香粉，还彼此交换穿厌了、开了线的旧衣服。当一群姑娘从南岸的“荷兰餐馆”走出来时，我简直认不出这些1940年的老朋友了。（“你看我这件新衣服怎么样？是一位少校送的，加尔各答货。这长筒袜是新德里货，小中尉给的，啧……看这双鞋，开罗来的，上校送的。”）但在外国人圈子的一般生活中，过去困难年代中那种亲密愉快的气氛消失了。现在这个圈子中有1000多名男人，他们分散在这个山城的各个地方，有的住在租来的院子里，有的住在新建的营房或办公室里。许多新来的人身份太重要或者太神秘，不愿意掺进原来鱼龙混杂的外国人圈子里，于是在这个大圈子里又发展出了一个个小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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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同国家的人们真的要互相接触时，1940年那种友善的氛围就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激烈争吵，丝毫没有重庆的中国人生活中那种玩世不恭的神态。当时的中国人已经不得不习惯于吃败仗，而大多数西方人却仍然难以面对严酷的现实——在东方，他们正到处经历着失败。此外，女士也太少，红十字会的姑娘们、美国陆军妇女辅助队员和专业护士们当时还没有到达重庆。种种原因使得愤怒的外国人经常像山羊一样好斗，总是做出种种挑衅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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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以来，我们就一直说，接下来卷入战争的人将是两种肤色的人种：日本人和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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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RAF是什么意思吗？不是‘皇家空军’（Royal Air Force）而是‘首先逃跑’（Run Away First）。你应当看看这些杂种是怎样撤出缅甸的，他们甚至都来不及向美国人发出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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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荷兰人和法国人真是令人忍无可忍。他们悠闲自在地坐在重庆，不断埋怨英国人把他们在远东的地盘都弄丢了。现在他们的政府逃到伦敦。他们在重庆的房租是谁交的？当然是我们英国的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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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外国人不时对盟友咬牙切齿的时候，他们也会咕哝着说，周围的中国人太危险了。他们听说，在日本占领的东南亚殖民地国家中，欧洲人被当地人杀害了。许多新到中国的人认为，一旦日本占领了中国，或者出于某种原因发生骚乱时，这里就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在鸡尾酒会上，他们异口同声地断定：“他们会把我们从房子里拖出去，然后切开我们的喉咙。”我认识的一位军官总是把手枪压在枕头底下睡觉，他的小汽车总是灌满汽油，为的是在必要时“溜掉”，虽然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到底能从重庆溜到什么地方去。一个盟国军事使团着手收集武器，为的是必要时能从西藏“打出去”。在某种程度上，重庆的这种气氛和我以前在洛阳时感受到的气氛没有太大的差别，那时洛阳也是由于中条山战役而处于一片惊恐之中。重庆的这种气氛也必定和东南亚城市陷落之前十分相似。由于这个原因，才使这些盟国人士胡思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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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这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也有开心的一面。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我永远不会有机会在重庆遇到这么多美国平民。1942年初，驻重庆美军司令部只有几名高级将领，但不久以后，中低级军官和应征入伍的士兵陆续到达。两年以来，我见到的美国人全都是传教士或者其他有特殊身份的人。现在我又能见到普通美国人了，他们的谈吐行为使我如见故人，备感亲切。我还听到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不禁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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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先遇见的两名士兵非常年轻。他们站在重庆拥挤的人行道上盯着我看，当时我正在一家回民饭馆吃牛肉面。那饭馆虽然是个脏兮兮的小棚子，但牛肉面在全市都有名。我认为在那儿吃饭很卫生，因为菜都是做熟了以后从灶台直接端到桌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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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两名大兵走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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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问我：“你怎么能吃得下去这种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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