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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所有意大利人就已经离开了重庆，只剩下一些德国人，有的还是纳粹分子。但对外交部来说非常不幸的是，这些德国人几乎全部担任过国民党的军事顾问，卸任后受到官方保护，外交部根本不能去碰他们。在珍珠港事件之后，这些德国人被“软禁”了起来。但实际上，他们在重庆南岸的公馆中生活得十分愉快，活动也不受限制，经常在市区露面。两年以后，他们中有一个人越境去了日本占领下的印度支那，并与日本、法国维希政府和德国纳粹官员进行了商谈。在返回中国的归途中，他被美军而不是国民党警方逮捕。此后，他们之中还有另外两位——冯·埃姆霍夫男爵和冯·斯坦因男爵——酿造一种叫作“山露”的杜松子酒，出售给美军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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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段时间，北碚集中营建成了，可是没有囚犯，实在令人尴尬。最后外交部找到了一个德国犹太人，这才打破尴尬局面。他是纳粹上台后逃亡到中国来的，仍然持有德国护照，有一个中国妻子和一群孩子。他没有工作，在乡间过着凄苦的农村生活。他们全家和家具都是用滑竿抬到集中营来的。这所集中营是一座西式建筑，有现代抽水马桶和其他种种舒适的设备，其豪华程度在全中国都几乎找不出来。这位囚犯每天领取50元的食品津贴，这在当时是很宽裕的。他不仅没有被禁闭起来，而且应邀在附近的一所大学讲授德语。自从离开欧洲之后，他从来没有生活得如此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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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奇事很快传到了重庆，另外两位德国犹太人听说了此事——他们是上了年纪的兄弟俩，同样穷得无路可走，与那位囚犯被捕之前一样——他们来到外交部要求把他们当敌侨对待。外交部要他们拿出证据，结果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取得了中国护照。这样，从法律上讲，他们是中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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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抱歉！很遗憾我们不能把你们送进我们的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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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在重庆的盟国人士大大增多。虽然他们仍旧自成一个圈子，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住在南岸的几百人，而且一到冬夜就“躲进小楼成一统”。现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墨西哥在重庆建立了新的外交使团。原有的大使馆，如美国、英国、荷兰、法国，则不断扩充。仿佛是为了弥补过去的漠不关心和别处的一败涂地，这些国家不断派出使者在重庆进进出出。他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机构，秘密地——也经常是空想地——在这个神秘的国家谋划战争。我实在不能把这些密谋——哪些人策划了哪些事——一一记住，我只记得一个英国拟订的游击战方案，它比之其他空谈来说还多少给人一点印象。这个方案后来失败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国民党厌恶它，认为它很可能会刺激当时正安安静静地待在前线的日本人。抛开这点不谈，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唱主角的英国游击专家不能或不愿意吃中国饭菜，竟然要求在敌后游击战中携带适合英国人口味的厨师和烹饪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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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住在重庆的少数教会外的西方姑娘来说，1942年真是了不起的一年。她们终于挺过了令人疲乏不堪的轰炸和封锁。在那段日子里，她们用光了最后一支口红，最后一罐进口香粉，还彼此交换穿厌了、开了线的旧衣服。当一群姑娘从南岸的“荷兰餐馆”走出来时，我简直认不出这些1940年的老朋友了。（“你看我这件新衣服怎么样？是一位少校送的，加尔各答货。这长筒袜是新德里货，小中尉给的，啧……看这双鞋，开罗来的，上校送的。”）但在外国人圈子的一般生活中，过去困难年代中那种亲密愉快的气氛消失了。现在这个圈子中有1000多名男人，他们分散在这个山城的各个地方，有的住在租来的院子里，有的住在新建的营房或办公室里。许多新来的人身份太重要或者太神秘，不愿意掺进原来鱼龙混杂的外国人圈子里，于是在这个大圈子里又发展出了一个个小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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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同国家的人们真的要互相接触时，1940年那种友善的氛围就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激烈争吵，丝毫没有重庆的中国人生活中那种玩世不恭的神态。当时的中国人已经不得不习惯于吃败仗，而大多数西方人却仍然难以面对严酷的现实——在东方，他们正到处经历着失败。此外，女士也太少，红十字会的姑娘们、美国陆军妇女辅助队员和专业护士们当时还没有到达重庆。种种原因使得愤怒的外国人经常像山羊一样好斗，总是做出种种挑衅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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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以来，我们就一直说，接下来卷入战争的人将是两种肤色的人种：日本人和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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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RAF是什么意思吗？不是‘皇家空军’（Royal Air Force）而是‘首先逃跑’（Run Away First）。你应当看看这些杂种是怎样撤出缅甸的，他们甚至都来不及向美国人发出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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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荷兰人和法国人真是令人忍无可忍。他们悠闲自在地坐在重庆，不断埋怨英国人把他们在远东的地盘都弄丢了。现在他们的政府逃到伦敦。他们在重庆的房租是谁交的？当然是我们英国的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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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外国人不时对盟友咬牙切齿的时候，他们也会咕哝着说，周围的中国人太危险了。他们听说，在日本占领的东南亚殖民地国家中，欧洲人被当地人杀害了。许多新到中国的人认为，一旦日本占领了中国，或者出于某种原因发生骚乱时，这里就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在鸡尾酒会上，他们异口同声地断定：“他们会把我们从房子里拖出去，然后切开我们的喉咙。”我认识的一位军官总是把手枪压在枕头底下睡觉，他的小汽车总是灌满汽油，为的是在必要时“溜掉”，虽然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到底能从重庆溜到什么地方去。一个盟国军事使团着手收集武器，为的是必要时能从西藏“打出去”。在某种程度上，重庆的这种气氛和我以前在洛阳时感受到的气氛没有太大的差别，那时洛阳也是由于中条山战役而处于一片惊恐之中。重庆的这种气氛也必定和东南亚城市陷落之前十分相似。由于这个原因，才使这些盟国人士胡思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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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这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也有开心的一面。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我永远不会有机会在重庆遇到这么多美国平民。1942年初，驻重庆美军司令部只有几名高级将领，但不久以后，中低级军官和应征入伍的士兵陆续到达。两年以来，我见到的美国人全都是传教士或者其他有特殊身份的人。现在我又能见到普通美国人了，他们的谈吐行为使我如见故人，备感亲切。我还听到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不禁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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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先遇见的两名士兵非常年轻。他们站在重庆拥挤的人行道上盯着我看，当时我正在一家回民饭馆吃牛肉面。那饭馆虽然是个脏兮兮的小棚子，但牛肉面在全市都有名。我认为在那儿吃饭很卫生，因为菜都是做熟了以后从灶台直接端到桌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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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两名大兵走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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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问我：“你怎么能吃得下去这种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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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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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宁肯饿死也不吃这种泔水（Slopy swill）。”他说话中带出了美军中的俚语。我认为他的看法有点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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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可能也会习惯的。”我说，“你们可能要在这儿待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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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不会！我们在这儿待不了多久，我们能回家过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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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坐了下来，低声讨论起中国菜和吃这种食物的外国人来。他们问我：肠胃感觉如何？当我回答说“很好”时，他们似乎受到了冒犯。司令部的医生警告过他们，在中国饭馆吃东西是致命的。他们告诉我，司令部食堂里人人都拉肚子。我后来了解到，这是因为在苍蝇成群的夏季，司令部食堂却供应冷盘。其实关键不在于食物原来有多干净，也不在于是否仔细地装上了纱窗，而在于食物享用之前是否沾上了病菌。这家街头饭馆虽然看起来不干净，但由于它的食物是做熟后直接上桌的，所以比起美军司令部食堂的冷盘来说，它上面的病菌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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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吃完面条之后，两名士兵谈论起重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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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方真让人搞不懂。”其中一个说，“我们来之前，听说的都是中国人受到封锁，如何可怜，如何贫困。可是，我们到了这里以后发现怎么是另一回事呢？噢，商店里首饰、打字机、剃刀、冰箱、丝袜等应有尽有，这些东西现在你在美国都买不到。在重庆，你只要有现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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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中国人要那么多枪做什么？为什么不把已经有的那些用起来？为什么他们不自己造枪？看看这城里，到处都是逛来逛去的便衣，身上都是最好的德国造和捷克造左轮手枪。这些二流子要枪干什么？为了打女人吗？你再看看商店里的黄铜水烟筒，手艺真是绝了。水烟壶都造得出，步枪更不在话下了，怎么就不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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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一点儿不错。你知道到处都有的小货摊吗？卖一种纸片，看起来很像钞票。你知道我刚来以为是啥？我以为是战争公债。你猜其实是啥？是彩票！我老婆还一直在攒钱寄给这些挨饿的中国勇士。我一定要给老婆写信，把这些都告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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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周之后的一个傍晚，我看见4名美军士兵闯进离我住的中国小旅店不远的一座房子里。一群人跟在后面起哄看热闹。我走过去，告诉他们我会讲一点中国话，问他们是否要我帮忙。他们说在找中央旅馆，因为听说在那儿可以买到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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