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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买枪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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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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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他们不能携带美军武器，司令部认为重庆是盟国的首都，而非敌国。但这完全是官方的思路；士兵们可没少看《泰瑞与海盗》[25]。手无寸铁地漫步于陌生而充满危险的中国城市，实在使他们提心吊胆。他们觉得，许多重庆人的袖子里都可能藏着神秘可怕的匕首，为防万一，他们想买一支能装在口袋里的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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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我每次进城都要花掉10块钱，这次就多花点买件防身武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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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找到了中央旅馆，其实离我住的旅馆不远，只是因为那条街的名声不太好，所以我没有来过。这次我走进中央旅馆一看，它比我住的旅店要好得多。这是一座坚固的、没有遭受轰炸破坏的战前建筑。它建在峭壁下面，顶部正好在房后的街面上，正门也就开在这条街上。它旁边是一排较小的房子，招牌写的是澡堂，其实是有名的声色场所。这座主楼让我肃然起敬，也让我忽然想起，枪支交易是非法的。于是我就问这几个兵士，他们是否知道谁肯卖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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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他们只是向一个干货店的店员打听过。那位店员会点英语，他说中央旅馆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于是，我们只好中止寻枪之旅，折回头去详细问一下店员。他的英语实在蹩脚透顶，但那几个当兵的手势也过于抽象，再加上店员也许早就对美国大兵想要什么有了成见，所以他们问的是手枪，而店员却把他们送到了中央旅馆的“澡堂”去。那儿有的不是手枪，而是“花姐”——重庆对妓女的一种委婉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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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陪士兵去中央旅馆不是为自己找新住处，但我一看到中央旅馆的主楼就意识到，这正是我要找的住处。我当时住的小旅店太喧闹，我想搬进使馆或记者招待所去住，但我觉得这两个地方住的美国人思想太狭隘，不合我的口味。当时重庆唯一的西式旅馆——嘉陵宾馆又太贵，并且远在郊区，很不方便。此外，嘉陵宾馆为了给新来者保留空房，也限制长住的美国官员的人数。所以当中央旅馆有了空房时，我就搬了进去，住的是楼上的一间客房。房间有阳台，可以俯瞰嘉陵江河谷的碧绿坡地。由于中央旅馆也提供特殊服务，我的外国朋友们经常跟我开玩笑。但无论如何，我的住处都要比取笑我的人的住处更干净、更安静、更凉爽，也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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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句，我在年底离开了重庆，并把这间房转让给了一位接替我在美国战争情报局工作的传教士。中央旅馆真是安静极了，这位传教士连住了好几个月，才发现旅馆里竟然还有淫荡的一面。有一天，一名美军上尉来逛“澡堂”，旅馆方面奉命禁止美国人进入。这位乘兴而来的上尉正好私带着一支枪，便朝天开枪，子弹射穿了中央旅馆的两层楼板。这才打破了传教士的平静生活。了解实情后，我的继任者大为恼火，认为自己丢了脸都是我的过错，因为我没有告诉他旅馆还有那样的性质。我之所以没有直言相告，是因为我以为他的中文讲得比我好，不必由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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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央旅馆的回忆是愉快的。因为在那儿，我开始了解到，太平洋战争时期，在中缅印战区的大城市里美国人是如何生活的。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这场战争不但丑恶，而且单调得令人乏味。基本上看，美国人加入后亚洲战事也没多大的区别。我们进行这场战争的动力，并不在于新的意识形态或感情方面，而完全是民族主义的。这种民族主义是非政治性的，其目标只是尽快打败日本人，恢复正常生活。然而，在中缅印战区，美国打的这场仗并不总是枪林弹雨那么简单，是步兵们在体会战争的混乱状况：伙食、口粮、随身铁锹、泥泞战壕，还有枪械，但实际上到过中缅印战区的美国步兵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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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美国人大多是空军，而飞行员们对战争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有少数美国人不是空军，而是从事联络、情报、训练等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可能既有趣味也有点讨厌。从严格的非军事观点来看，美军进入这个战区意味着，几千名身体健康的美国年轻人突然来到一个以前几乎不为美国人所知的陌生领域。这些年轻人有了一种以前不知世间有多艰辛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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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美国士兵和中国士兵的生活水平相差悬殊。大多数美国士兵相信，美国当然很快就会取得胜利，然后活下来的人就能高高兴兴地退伍回家。但中国士兵却完全不是这样想的。来自农村的国民党士兵看到，不管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农民们都一样受苦受罪——田租、赋税、虫害、洪水。他们退伍回家后，这些苦难也在等待他们。但美军士兵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中国士兵的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相隔十万八千里，他们甚至可能会认为东方人的这些问题是饶有趣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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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缅印战区的战斗规模一直比较小，好像只是欧洲战区和太平洋战区的一种陪衬。所以派来的也都是新兵。这些年轻的美国人来自纽约、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他们一下子来到神秘的异国，脑子里只是想起了各种专题报道：景色是热带丛林、水稻梯田、雪山、沙漠，人物是苦力、王公、喇嘛、军阀、印度农民、中国蚕农、猎人头领，还有上海和香港的漂亮间谍。这些绘声绘色的描写也是有现实蓝本的，比方说，我下榻的中央旅馆就颇有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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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住进去的第一天晚上，我正在整理行李，忽然听到一阵抓门的声音，我抬头一看，只见一头豹子走了进来。幸好，我定睛再看时，才看清豹子还带着一条链索，另一头是一个缅甸小男孩，他是走廊下面一个难民家的孩子。这头豹子是我的第一位客人，虽然很有威严，但勇气和力量都比不上中央旅馆的耗子。这些耗子竟然敢于搬动我的行李，而且确实也搬动了。除了这些胆大包天的耗子之外，还有一条粗大的绿蛇也是我的动物客人，它曾经穿过我的阳台去追击一只耗子。我在中央旅馆住了几个月，到我房间来的客人真是形形色色。中国客人有不少，三教九流，政治观点也各不相同；借助职务之便，我在重庆新闻界、文艺界中交了不少朋友；此外还有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和苏联人。我记得还有一位保加利亚医生、一位美国游击战专家、一位印度小说家、一位经香港来的特立尼达芭蕾舞演员、一位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他后来成了米高梅公司在西安的代理人。更经常来的是新到重庆的美国人，他们在这种放荡的环境中简直如鱼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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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旅馆，最给我添麻烦的聚会发生在这年夏季。当时我认识了一些从昆明来的战斗机驾驶员，他们以前是“飞虎队”的，当时编入了新组建的第十四航空队。这些受宠的原陈纳德大队飞行员可以飞到重庆来度周末，他们经常拿我的房间当大本营。在旅馆的仆役们看来，美国人都长得差不多，所以不管我在不在，任何穿军服的美国人都可以进入我的房间。有许多次，当我星期六回家时，发现房间里挤满了飞行员，到处是酒瓶，烟雾弥漫，喧闹不堪，有时还有几个“澡堂”里的“花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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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夏天我有一个邻居，他正好住在中央旅馆的斜坡下面。他名叫吉根，是一位活佛。我第一次到中国旅行时，曾在内蒙古的边境上遇见过他。他是第五世或者第六世活佛了，在蒙藏僧侣集团中地位很高。我在1936年遇见他时，他依然拥有不小的权力和威信。当时他戴着镶金边的纸质扁帽，长袍是金丝织锦，腰带上镶有白玉和青铜，即使是在中国的边疆地区也显得与普通人截然不同。我的一些朋友曾经在他的故乡看见过他，他们说当他走近时，蒙古民族的人都会拜倒在地，浑身颤抖，如天神降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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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占领内蒙古[26]和中国北方之后，他拒绝充当日本人的傀儡。他化装成美国友人的仆人从北平逃到香港，之后又来到重庆。他希望去西藏度过余生，在阳光充足的西藏高原上，他笃定自己还能再次成为天神，然而重庆当局不允许他前往西藏。很明显，与日本人一样，国民党也想控制他，但国民党看起来完全是从消极方面考虑的。他太重要了，所以不能让他自由活动，但也没有人知道该拿他怎么办，所以就把他留在重庆，备而不用，就像国民党对待武器的办法一样。他在重庆待了3年，住在蒙藏委员会官方提供的一间小房子里。重庆夏天酷热、冬天湿冷的气候显然对他不利。现在他是一名多病孤独的老人，在漫步时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花已经发黄的长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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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内蒙古的时候，当地人粗犷豪爽的性格曾深深地打动了我。他们不像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细腻而内向的中国人，而更像我们西方人。这位活佛想必也有同感。当他在中国北方生活时，他就结交了不少外国友人。在重庆，他经常跑到我在中央旅馆的房间里来，为的是看看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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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盛夏的星期六晚上，他前来拜访我，当时飞行员们正在举行狂热的晚会，又弹又唱地喧闹着。我以为这种场面可能对他是一种冒犯，但想不到这位活佛竟然坐了近一个小时。这个场面可能使他想起了内蒙古老家草原宴会上的那种欢腾气氛。在那种宴会上，尽管客人是喇嘛、和尚和尼姑，但场面同样喧闹豪放。一些飞行员用夸张的哑剧式的动作向他表演他们在印度支那如何扫射一列火车，为了加强效果，他们干脆把活佛当作了一列假想的火车。即使这样，活佛也没有生气。后来，他安详地坐在房间角落里，用机警而慈悲的眼光看着飞行员们狂欢，仿佛这个场面使他回到了自己还是活佛的年代，而这些飞行员就是他的那群信徒。可能在他看来，这种场面比迷信的繁文缛节更有趣味。在那个夏天的以后一段时间里，他来得更勤了。只要这些飞行员来这里办狂欢派对，这位活佛就随时驾到，连我都感到惊奇。这不可能总是巧合，大概活佛给了旅馆仆役一些好处费，让他们在飞行员一来时就通知他。活佛每次来都在房间的一个固定角落坐上一小时左右，带着温和的微笑，增加着对人间俗事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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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德尔·威尔基是当年访问重庆的美国人里最有名的一位。他10月到重庆进行了短期访问，这是他环球之旅的最后一站。1942年的重庆在外表上不乏欢乐场面，却隐藏着深刻的危机。众人舌绽莲花地谈论着战争和战后和平，但实际上，无论战争的进程还是战后的格局，早已在各方力量的作用下逐渐形成定势，只是当时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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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接待威尔基的安排很紧凑：机场——战争孤儿院——防空洞——医院——招待会——机场。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国民党接待来渝访问的重要新闻人士都是采用这种方式，但以前从没有如此兴师动众、大作表面文章，哪怕是接待国民党的老朋友亨利·鲁斯也没有。在威尔基预定下榻的郊区公馆附近，警察很早就开始拆除破破烂烂的贫民棚屋，当然一分钱赔偿都没付。威尔基到达的前几天，警察把所有的乞丐和小贩都赶出了重庆，因为这些人有损于一个现代民主国家首都的声誉。对于那些干一天吃一天的穷人来说，威尔基的来访简直是一场大灾难。那些看起来太破旧的商店也被迫关门，一直要到威尔基离开后才能重新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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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次接待，重庆的每个街区都有自己的规定，有的声色俱厉，有的啼笑皆非。例如，一家国民党大银行的职员们在威尔基访问期间没有茶水喝，原因是烧开水的茶炉建在办公室外的楼梯间，而当局要安排威尔基去楼顶上参观空袭警报装置。一名警官宣称，在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中，特别是在一家大银行，电茶炉绝不应该建在楼梯间，所以必须拆掉，藏在小房间里，等威尔基离开重庆后再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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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位经商的中国朋友，他的办公室正好在威尔基要经过的一条街道上，外边有一间席棚是公司的厨房。当时的重庆有很多这种街边厨房。厨房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门朝着街道，厨子在里面做饭全靠敞开的门照亮。警察命令厨子在威尔基访问重庆期间不得开门。这个老厨子是北京人，性格倔强，提出了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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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说：“街道上敞门做饭不符合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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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厨子一边烧着鹅肉，一边不满地大声说：“难道现代化就是叫我摸黑做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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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厨子被抓进监狱。后来我的朋友花了一笔赎金才把他保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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