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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偶然重读了威尔基的《天下一家》，它的内涵已经和出版时完全不同了。这本书记述了他在环球旅行中收集的事实，并做了分析，但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许多分析都是不准确或大有问题的。这本书现在的身价已经大大降低了。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威尔基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观点，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美国都是有害的。他在书中对土地问题的见解是肤浅的，对国民党未能控制通货膨胀的批评是温和的，他对中国的观点几乎完全是国民党所希望的。国民党的苦心安排真是没有白费。威尔基用自己的威望为国民党的宣传背书。这种宣传也许在早期尚有部分真实，但在威尔基访问时已完全是一派胡言：什么战时国统区里的新中国；万事俱备，只欠美援的忠诚铁军；伟大的蒋委员长、迷人的宋美龄等等。威尔基不但信以为真，而且居然认为国民党和它的领导人是全亚洲人民的领导者，他们正在领导亚洲人民为自由民主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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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战争局势尚不明朗，即使他在中国停留更长的时间，认真了解中国，写一本介绍国民党的翔实著作，也绝非明智之举。也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对苏联的评价也过于乐观。如果他旅行的速度放慢一些，思考得再彻底一些，他可能会了解到比较客观的情况，不至于陷入那种对中美两国都有害的臆想当中。在该书的第一部分，威尔基尖锐批评了其他一些盟国的殖民地问题。他很明智地断定，中东的落后和萧条是由于缺少西式的中产阶级。其实国统区也是如此，但他在书中却没有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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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威尔基在书中认为，当时美国把这场战争和整个世界分为几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欧洲和美国在欧洲的盟国，而苏联和亚洲人民是“第二等级”。威尔基认为这种概念是危险的，并指出，只有所有的国家都能获得自由和平等时，真正的和平才能实现。他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他认为当时亚洲正在酝酿一场反西方帝国主义的革命，这是人力无法阻止的。他认为美国是“美好未来的保障”，因为全世界都欣赏美国的物质文明，而且美国没有帝国主义侵略的劣迹，这样美国就能在缔造战后的和平世界中担负起领导作用。他认为美国应该和中国、苏联更紧密地合作，以确保大战期间和战后东西方的紧密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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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想法看起来很美妙，但我现在很想知道，究竟是这次旅行使他得出了这种想法呢，还是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才进行这次旅行呢？书中有许多地方暗示到，他很可能在由美国出发前就形成了观点，环球旅行仅仅是为表现这个观点提供了戏剧性的舞台，它的最终形成也可能是在访问苏联之后。不管怎么说，他到达中国时已有“成见”。威尔基的这种见解拒绝把中国列入“二流国家”，所以他也决不承认国民党打的仗可没有一流水平。这就是威尔基的逻辑。实际上，当时的中国革命尚未成功，问题成堆。如果有人真想要了解中国的现状，并预测它的未来，就要有耐心和时间。而威尔基只是坐在飞机上环球俯瞰，自然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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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要做一个对照，以此说明在短短几天的访华旅途中，威尔基是如何对不喜欢的事实故意避而不见，反倒四处寻找想要看见的东西。史迪威将军写道，威尔基对他根本不理不睬，因为史迪威主张国民党必须首先进行改革，然后美国才能给予有效的援助，而且他在陈述理由时说得相当刻薄，完全不合威尔基的心意，所以他的书中根本不提史迪威提供的材料。另一方面，陈纳德将军原来受雇于国民党，他为了讨好国民党，主张中国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更多的美国飞机。威尔基以赞许的态度详细引证了陈纳德的观点，并在书中美化了这位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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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基在书中关于中国的一章里——也许全书都是如此——充满了对国际政策问题的主观随意性。他的政策是自由主义的，但是出发点并非实际局势，而是因为他本人是一个易冲动的自由主义者。现在威尔基式的国际自由主义已经消亡，但这种主观随意的态度的影响却一直延续到今天。近几年来，一种危险的倾向在美国增长：许多美国人以为，制定外交政策时可以用主观愿望代替客观事实。我们的对外政策制定本应建立在认真地了解、分析世界真实情况，以及耐心的基础上，但这些美国人似乎认为，我们的对外政策可以由自己的观念、勇气和一厢情愿来决定。今天许多美国人似乎有着反自由主义的情绪，于是不顾亚洲的实际情况，去支持亲西方的腐朽政权。威尔基的错误和失败已经证明，任何基于主观愿望的对外政策在现实世界中都没有根基，必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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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基访问重庆的一个明显成绩是，他确实使人感到美国是“美好未来的保障”。重庆人从来没有看到像他一样高尚、礼貌、真诚的世界性大人物。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他的来访，在茶馆和冷饮店中，人们兴奋地谈论着他的一言一行。许多人都把注意力从当前的战争转移到了他的环球旅行上来，另一些人则从这次访问中呼吸到了外界的新鲜空气，并使他们感到，中国被封锁下的孤立消极状态是有希望被打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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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我没有看到欢送的场面。听说那是一场彼此施展政治魅力的大型表演。威尔基和宋美龄互相都很满意。从宋美龄这方面说，她有理由相信，如果威尔基当选美国总统，国民党可以从美国得到它想要的一切东西；从威尔基方面说，宋美龄正是《天下一家》里讲述中国状况时的典型人物。然而，当威尔基的专机消失在蓝天之后，重庆南岸的大使馆中又一次响起了大使苍老而不满的声音。高斯大使预感到，大概又有一个“特使”要从华盛顿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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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兴奋个什么劲？”他厉声说，“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他难道不知道中国人——哪怕是宋美龄——都不能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投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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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末，美国战争情报局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把我派到中国西南和南方，这是几个月前我自己提议的。我将长途跋涉前往云南昆明和广西桂林。我的任务是发回人们对于这场战争和对于美国的看法，发掘各种观点背后的因素，还要帮助新闻处探索行动方案，以便更好地为美国服务。虽然当时美国战争情报局在中国唯一的办事处设在重庆，但在某些方面，昆明和桂林其实更为重要。昆明是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固定作战基地，桂林也即将获得同样的地位。它们和重庆的不同之处在于，如果美国要加强在华军事实力，昆明和桂林的地理位置是最优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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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初，我即将动身，偶然碰见了一个在北方结识的中国朋友。当时他在“工合”工作，是一个热诚的年轻人，过着一种斯巴达式的艰苦生活。他总是穿一件邋遢的灰棉制服，因为他认为，在这样一场由农民支持的战争中，打扮浮华和追求享受是可耻的。可是这次我在重庆街头碰见他时，我可真是认不出他来了。他穿着一件紫色的新西装，脚下是黄白两色的运动鞋，头上戴一顶蓝灰色呢帽。他告诉我，他离开北方是因为当局怀疑他从事不轨政治活动，有人警告说要抓他，于是他逃到重庆，现在帮着哥哥从上海走私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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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些伤心地对我说：“我曾经企图说服哥哥，如果只是走私机器设备的话，那还不失爱国情怀。但我哥哥却觉得，走私香烟和高档衣物利润更高。”他过了一会儿才活跃起来：“你还记得我们在宝鸡最后一次会面时的谈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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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他当时不相信我的观点：在1942年上半年，欧洲在远东的所有殖民地将全部落入日本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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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说：“那时我要是相信你的话就好了，宝就能押对了。你现在能告诉我今年将会怎样吗？1943年上半年呢？这次我听你的，我要大投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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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面使我对他很失望。分手前，他又一次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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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噢，顺便说一句，如果你能搞到美国香烟，别忘了告诉我一声。我可以给你黑市上的最高价，我只收点回扣，咱们都是老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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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 第二部 美国空军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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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丨鸟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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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等候飞往昆明的美军飞机时，看到机场上聚集着上百名美军地勤人员、驾驶员和乘客，他们全是我的同胞。这是我离开旧金山近3年来，看到的人数最多的清一色美国人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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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表就能马上认出来他们是美国人：红润的面孔，结实的身体，醒目的优质咔叽布军服，保养良好的枪支，行李袋，还有皮鞋。这些和我3年来经常看到的国民党士兵截然不同。军用吉普车和指挥官乘坐的小车显得很精干，完全不同于重庆街道上破破烂烂的卡车和趾高气扬的高级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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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旅伴大多是充满朝气的低级军官。我后来了解到，他们那种谈话的方式就是司令部里的常态。他们一般是信使或副官，在将军之间传递文件，就像中世纪的信使在君主之间传递信件一样。等候飞机时，他们海阔天空地谈论着这场战争。他们的看法几乎与对战争厌倦不已、满脑子空想的中国报纸的读者一样，认为在中国之外正进行的战争很了不起；决定战争的主要是高级将领的素质和新式机械化武器，并且抗战很快就会胜利。这些年轻军官在环球飞行方面毫不逊色于威尔基。他们漫不经心地提起新德里、斯里兰卡的康提、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巴西的贝伦和迈阿密。他们经常进行快速而轻松的免费旅行，所以地理上的距离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一回事。他们以为其他问题也同样容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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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人相比，甚至是境况差一些的美国人，如应征入伍的机械师和司机，他们也简直是命运的宠儿：身体健康，服装整洁，热爱自己的武器，充满自信。他们的生活前景是丰富多彩的，以为靠着信心和能力便能开拓未来。比起他们来，我所看到的国民党的嫡系精锐部队也成了“可怜虫”。在国统区内有美国人的机场中，他们好像生活在魔法阵里。等候飞机时，他们抽着香烟，嚼着口香糖，吃着糖果，扔掉的烟屁股、罐头筒和糖纸正好围绕他们形成一个圈子，而在机场的中国士兵只要能逃过武装警卫的视线，就会鬼鬼祟祟地走近这道圈子，捡点破烂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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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四五百名中国士兵正在附近的农田里平整土地，以便延长跑道。我的同胞用困惑的眼光看着他们，这不禁使我想起自己刚到中国时常有的那种感觉：这些中国人对外国旅行者来说真是个费解的谜团。这时虽然是冬天，但暖和的阳光透过薄雾照射在这些国民党军队士兵身上，似乎也振奋了他们的精神，使他们干得还算卖力。他们穿着破烂的制服，脸色灰白，四肢像火柴棍一样瘦弱。他们实际上只是干活的苦力。他们把土筐拖到草木茂盛的谷地下面去，那样子十分费力，好像他们不是在薄雾中劳动，而是在一种比水还黏稠的液体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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