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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李宗仁和白崇禧这两位广西将军消灭了当地的对手，和国民党中央合作过一段时期，后来又和蒋介石决裂，企图把广西建设成他们自己的大本营，并在留德、留苏、留日顾问的帮助下，建立了桂系政权。桂系政权在某些方面可能是独裁的，但比旧式军阀还是要进步一些。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农村组织了民团。民团在本乡驻扎受训，无事则务农自给自足。中学生和大学生被吸收到民团中担任军官，同时培训省内官员，使其担任各自管区的民团司令。这些官员一般兼任当地学校的校长和当地的政府首脑。桂系在农村开展了成人教育，进行爱国主义宣传。这种宣传杂糅了国民党早期的孙中山思想和地方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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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白崇禧二人新建公路，拓宽街道，建立示范农场，还邀请实业家入桂办厂。他们的计划很像日本侵华前10年时国民党在纸面上宣传的那套东西。不过毫无疑问，他们在广西一隅是办了实事的，也吸引了一批杰出的人物。他们拥有一批忠心耿耿的追随者，特别是某些来自特权阶层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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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对权力的追求在1936年夏季达到了顶点。当时，他们联络国民党将领和广东省势力策划了一场反蒋叛乱。但蒋介石收买了广东省的将领——或许包括李宗仁和白崇禧本人——从而将攻势分化瓦解。第二年夏季，日本人开始大举侵华，在两广事变中失势的将领们再次为蒋介石效力。蒋介石玩弄手段，将李宗仁和他的桂系军队调到远离广西的长江以北，把白崇禧调到首都重庆，任命其为总参谋长，这个职务看似殊荣，但实权很小，因为他处于蒋介石的直接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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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省省长仍然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亲信，但要害部门却由中央委派掌控。该省的财政也为中央所控制。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改革事业被国民党接管，但中央政府没有将之发扬光大，反而破坏了成果。1943年我到桂林的时候，公路建设和其他建设规划已因缺乏资金而停顿，因为钱都被腐败官僚捞去了。地方工业也被官办企业逼入绝境。民团也被解散了，代之以征兵拉夫。像其他地方一样，壮丁们被镣铐锁住带出村庄。由于桂系军队大都被调离本地，广西对侵略者敞开了大门，情势万分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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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的政治教育和宣传也停止了，借口是“不利于人心安定”。李宗仁和白崇禧曾经搞过一个国民党广西党部，工作原本是比较积极的，但后来被认定为非法，代之以尸位素餐的中央机构。许多曾经热情支持白、李的青年，现在开始认为他们是叛徒，因为他们放任中央政府进入广西；其中一些人开始讨论广西独立，甚至要和共产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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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春末，史迪威和陈纳德被召回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及其幕僚协商，之后敲定了中国战区作战方案。5月间，在桂林已经可以猜测到绝密会议上做出的决定了。当时美军后勤部队在桂林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并着手为第十四航空队扩建原来的简易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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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史迪威遗著的记述，当时在华盛顿，他和陈纳德两人各自陈述了方案。陈纳德宣称，他可以用一支强大的空军在6个月内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史迪威则认为，在没有打破日本人对缅甸实行的封锁、中国地面部队的力量不足以保卫美国空军基地之前，贸然在华建立大型空军基地是愚蠢的，原因在于，日本一旦遭到美军空袭，必将展开反击。此事有先例可循：1942年春，杜立德空袭东京之后在中国沿海着陆，作为报复，日军随即进犯了浙江省和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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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得到了蒋介石和当时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丘吉尔的支持，马歇尔将军和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则同情史迪威。最后的决断似乎是由罗斯福个人做出的，他倾向于支持陈纳德的计划。作为计划的第一步，总统下令在7月底之前将“驼峰航线”的月货运量增加到7000吨，其中三分之二交给第十四航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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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他著作，当时有一些压力影响着罗斯福的决定。缅甸在战前是英属殖民地，所以丘吉尔不愿由从印度出发的中美联合部队来解放缅甸。在战前，有些国民党人就表示过，缅北应该划归中国。如果由中美联合部队来解放缅甸，被解放的缅甸人很可能不会欢迎英国人重返缅甸了。此外，丘吉尔等英国保守党人士可能认为，一支强大的国民党军队会打破亚洲的平衡，使战后亚洲无法回到战前的殖民地状态。其他迹象也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外交政策是希望中国在战后维持虚弱状态，如同“被拯救的少女”。那样，中国就会对拯救她的诸大国充满感激，而英国人也就能继续占有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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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当然支持陈纳德，因为史迪威提出的军队整编计划可能会削弱蒋对军队的控制。美国人希望改善中国普通士兵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这又会在国统区树立一个危险的先例。如果美国人在中国集中精力于空中攻势，那对蒋介石来说，不但较为稳妥，而且十分有利。更何况，陈纳德还建议由美国人训练一支国民党空军，这正合蒋的心意，那将有利于抗日战争结束后打内战。同时，他还定下一场豪赌，指望日本人忙于其他战线，无暇对他组织强有力的陆上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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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了解华盛顿的亲国民党院外活动集团，但这件事和其他一些迹象都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集团明显地影响着美国的政策制定。短期内，这些政策看似对国民党有利，但到头来反而加速了国民党的崩溃。大战期间，宋子文和孔祥熙有很长时间是在美国，似乎是院外集团的领袖。涉及此事的美国人包括：原新政派成员托马斯·J.科柯兰和与罗斯福有亲属关系的专栏作家约瑟夫·艾尔索普，后者在战时是陈纳德的助手。宋美龄可能也对罗斯福的这一决定起了作用，她当时身在美国，刚刚入住白宫。虽然由于不得体的傲慢举止，她在讨好总统这一点上失败了，但她期望更多美援的大肆宣传活动，终究还是让罗斯福决定再给蒋委员长一点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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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在看来，我认为罗斯福的这个决定主要还是在于美国自身。当时美国对中国局势的了解太少了。我在广西发现，当地农民和士兵的处境比云南要稍好一些，但仍然苦难深重。这就使广西本省防务也成了大问题。中国南方其他省区的报道也说明了类似的情况。这些情报并不难搜集，只需留意观察就能知道。史迪威精干的情报机构是了解实情的，他到华盛顿去的时候肯定也携带了相关证据。但很明显，他带去的证据还不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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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决策本应依据实际情况，但当时却全凭臆断。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对国民党的研究开始得太迟了，这也是原因之一。如同威尔基看待世界局势的态度一样，当时驻华美军的言行也表现出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带着主观臆断的色彩，以为美国强大无比，毫无弱点，不但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更能以自己的愿望左右美国之外的一切，美国的力量使我们无往而不胜，最多只是费一点力气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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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机场开始扩建后不久，我被召回重庆述职，并为开设桂林分部做最后的准备。离开桂林前夕，我在桂林的一个朋友被国民党特务绑架了，不经起诉审判就被关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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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萨空了，是一名著名媒体人。他在香港期间所办的报纸不断抨击国民党，所以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刚踏上国统区就被特务列入了“黑名单”。桂林各家报纸都收到警告不许雇用他，但他在当地编辑中有几位朋友，所以仍能用假名写一些社论和文章，并在私底下做一些与报纸相关的事情。他是一位活跃敢言的民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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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初春，萨空了便从一位国民党朋友处了解到，他有被特务绑架的危险。人们劝他不要单独行动，因为如有其他朋友在场，特务们就不便动手。他听从了劝告，但他觉得，因此被吓倒有失尊严。他没有约束自己的舌头，甚至在公共场合也是如此。从萨空了那里，我听到了不少消息，都与后来发生的事实相符。他很风趣，和他相处很愉快。但对国民党及其领导人的残暴和愚蠢，他是充满义愤的。那年春天，宋美龄做了一次扬扬得意的美国之行，萨空了对此不吝辛辣嘲讽。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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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在美国的表现，使我羞于向美国人启齿。她的访美是作为官方代表，但她的行为却像一个小孩。你能想象丘吉尔夫人也会像宋美龄那样急急忙忙地赶到好莱坞去，为的是要一个影星的亲笔签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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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现在我真为宋美龄害臊。她一直责怪罗斯福总统没能给中国更多的援助。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总统说道，在上帝的帮助下，他会尽快给中国更多的援助。这时，宋美龄回敬说，上帝只帮助自助的人。这表明她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国家，或者自以为愚弄了美国人。如果上帝确实只帮助自助的人，他早该让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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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实在不能理解宋美龄，她平时总是表现出一种民族自豪感，但现在她却在讲话中说，我们的前途完全取决于美援，这等于在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只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乞丐。她的这种思想在国民党内是很普遍的。我们许多人害怕，这将让中国变得真正无可救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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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5月底，萨空了失踪了。两年以后，我才在重庆又遇见了他，当时他已被释放，释放时和逮捕时一样，官方没有给出任何解释。我从他那儿了解到，绑架就发生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后的几分钟。那次我在桂林的一条大街上碰见他，他正同女友和她的妹妹一同逛商店。我们驻足谈话，两位姑娘则进了一家商店。谈话结束后，我继续上路，而他就向那家商店走去。还没等他走到门口，一辆小汽车就从后面追了上来，停在路旁，车里下来两个身穿黑色制服带着枪的人，他们对萨空了说，上面想见他。他们逼他上了车，然后便驱车离去。商店里的两位姑娘没有看到这个过程。有好几天时间，没有人知道他出了什么事，警方宣称不知道他的情况，后来有人辗转打探才得到了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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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不许桂林的报纸提及萨空了被绑架一案，于是城中流言四起。当然，有一种说法是，他被捕是因为通共。当时有两个苏联大使馆人员常驻桂林，而萨空了是和他们谈过话的中国人之一，于是谣言就说他是苏联人的代理人，从莫斯科拿了几百万金卢布。如果我听说萨空了现在是共产党员，我不会惊奇；但我不太相信他在桂林就是地下党，尽管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人士一贯流言缠身，而且流言针对的往往是最正派的人，这似乎成了一项传统。萨空了向来有“理中客”的好名声，他自己的谈话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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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空了被释后，当时逮捕他的含义就更清楚了，那其实是对民盟的一种警告。当时桂林正在变成一个活跃的空军基地，大批美国人将要到达桂林。国务院官员、情报官员和记者也会纷纷来访。桂林的民盟小组暗中希望，可以通过向这些美国人讲述中国的状况，从而影响美国政策，使美国放弃无条件支持国民党。当时重庆的民盟组织不得不完全转入地下，因此对于这件事来说，桂林的民盟小组显然比较有利。萨空了的英语非常好，而且有一种西方人的坦率作风，当然是最好的联络人。萨空了对所有访问桂林的美国人、英国人，包括苏联人都关照留意，表明他实际上一直在做这件工作。逮捕萨空了，等于政府方面明示了自己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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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空了失踪对我自然是一种震动，并使我联想起在云南和广西所了解的种种令人沮丧之事。此外，美国显然已决定向中国增派空军。种种事情加在一起，使我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启程前往重庆。我在昆明和重庆发现，我外派桂林的这段日子里，这两座城市中的美国军职人员和文职人员都大大增多了。在此期间，我也更加熟悉了后方的种种争执、丑闻和怨恨。下面我要讲几件耳闻目睹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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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留昆明期间的一天早上，我由住处前往机场，在路边看见一个被遣散的中国士兵。他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一想起中国土地上的这场战争，便会想起这个人。这种士兵被遣散是因为太瘦弱多病，无法武装行军。在国统区的各个城市都可以看见他们，但在昆明，这种人最多，处境也最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