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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作为中国南方的政治中心，在言论上比其他城市自由一些。我很快了解到，这场危机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深度上，都比我想象的要巨大。国民党不仅已经证明自己作为一支军事力量已经崩溃，而且它所统治的国家和社会结构也正在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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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在长江以北的河南省铁路沿线的战斗中，近50万名国民党军队竟然被6万名日军击溃。日军仅用游击战术就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战绩，根本没有必要动用坦克。国民党原有的种种矛盾都加速了它的溃败。国民党有几十万精锐部队在陕西封锁共产党，这些部队离河南战场很近，但他们却寸步不移。国民党反而大张旗鼓地从封锁区以西的甘肃省向前线调集了一些二等部队，为的是向世界证明，根本不存在对共产党的封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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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驻军的指挥官是两位互不相容的将军：汤恩伯和蒋鼎文。他们互不信任，根本谈不上协同作战。最糟糕的是，由于在日军到达之前，地方上就已乱成一团，所以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原有的穷人和富人、农民和军队之间的矛盾就爆发了出来，这更让抵抗日军成了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河南农民终于改变了苦笑着忍耐的本性，他们开始拉帮结伙沦为土匪，出没于山岭之中，袭击城市难民和小股国民党军队。在一些日军很快就占领了的地区中，唯一的战斗竟然发生在中国军队和中国老百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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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江以南长沙至衡阳的战斗中，目前还没有接到河南那种溃败的报告，也许永远不会有这种报告。湖南素有“米仓”之称，大多数老百姓都能吃饱饭，军民关系一般也比较好。湖南驻军的素质据说较好，由广东将领薛岳指挥。在许多情况下，他的部队都进行了勇敢的抵抗，直到被从侧面迂回的日军包围为止。一些部队即使在被包围的情况下也仍然继续战斗，直到全部战死或弹药打尽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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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来自湖南的消息说明，敌人正在尽一切努力制造混乱，因为“混乱”是敌人最强大的同盟军。在湖南有些部队之间有些旧隙，日本人就钻空子投放传单，劝说前线部队投降，因为“友邻部队已经放弃阵地”。日本的宣传还企图挑动湖南农民和军队之间的矛盾。因为湖南驻军中有许多是广东人或四川人，于是日本人就向农民宣传说不要帮助这些讲话都听不懂的外地人，而向士兵宣传不要为并非故乡的湖南牺牲。日军能稳步向前推进，游击队有时竟然能深入到主战线之后的农村达20英里，这些情况都说明了日本人宣传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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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所知，这倒完全是一个新鲜的办法。也许日本人是受到最近河南省农民造反的启示才这样做的。正如后来共产党人所证明的那样，农民摆脱地主压迫的愿望确实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动力。如果日本人从侵华战争开始就实行这种政策，而不是到最后垂死挣扎时才来实行，那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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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回到桂林后的几天之内，我就了解到，当地也有一个证据说明国统区正在瓦解。这就是李济深将军的独立运动。几个月之前，这位年老的将军被解除了桂林行营主任这一象征性的职务，被命令前往重庆军事委员会担任一个地位更高但毫无实权的职务。他没有前往重庆，而是留在桂林，鼓动反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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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1950年，李济深已成为中国新政府的三位非共产党副主席之一。虽然他最终与共产党携手，但这并非偶然，可要让美国人认识到这一点似乎特别困难。李济深在早年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军阀，后来也有人骂他是投机分子，说他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左派政治力量。但就我的观察而言，我认为李济深将军是一位诚挚的爱国者，是以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来行动的。我曾和他进行过一次坦率的长谈。这次谈话使我信服，他是经过了痛苦的过程才认识到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是如何生活和战斗的，而他真诚地想为他们做些事情。从1932年“福建事变”起，他就开始了反国民党的独立运动，也开始了和共产党的合作。他认为，集保守势力之大成的国民党过于腐化堕落，在中国做任何大事，如果把日益强大的左派力量排除在外的话，都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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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我住在桂林期间，曾听一些民盟人士暗示过李济深的独立运动，这些民盟人士也暗中参与其事。当时的目标是形成一个地方实力派的联盟，并联合共产党，要求国民党在政府中给少数派以发言权。民盟人士似乎在其中做了不少联络工作，但卷入这一运动的非共产党的主要人物是各省的将领和军阀。据我所知，山西、四川、广东的军事势力，云南的龙云、湖南的薛岳、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都被告知了这样一个计划，而他们并不拒绝进一步听取李济深的意见。李济深也和共产党人进行了接触，得到了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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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一步策划中，各省将领均表明，在确信能取得成功之前，他们不愿承担明确的义务。1944年6月，日本人向衡阳推进，而且似乎下一步将向桂林发起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李济深策划着一个小规模的独立运动。他打算并不按照蒋委员长的命令朝西北的重庆方向撤退，而是向南方撤退，可能会退到桂粤边界山区中的一个小城镇百步。日本人向印度支那边境的推进必将切断他和重庆的联系，这样蒋介石就无法对他进行报复。这时，中国东南各省也同样和重庆互相隔绝，他打算和这些省的地方政权联系，并和香港附近不断壮大的共产党游击队接触。李济深希望能把南方各方势力团结起来，最后能形成在西北的共产党、西南的国民党以外的一种中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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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深的新方案得到一些无党派知识分子、民盟人士和一些在桂林赋闲的国民党元老的支持。几个富翁还出款资助。据说，广西和东部其他各省的一些官员和军官也表示了同情。李济深希望能说服广西省政府和他一起向南方撤退。他还希望美国人能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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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深的运动后来失败了，部分原因在于，当时美国国务院和军方拒绝向他提供任何支持。现在，这个运动已成为历史上的一件往事，一件没有前例的往事。当时不准在报刊上提起这个运动，但在桂林，关心政治的人们都在公开讨论，所以国民党人肯定有所了解，也必定向重庆进行了报告。但当局不打算逮捕李济深或他的追随者。蒋介石好像也认识到，他的统治越来越不得人心，他害怕暴力压制可能会触发一场更大的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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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稳妥的办法是收买。当时李济深对之前统领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寄予了尤其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参加这一运动。人所共知，他们两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权也是深怀不满的。李宗仁当时驻军在长江以北，所处地理位置使他很难有所作为。而在重庆的白崇禧则本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在日军发动入侵前几周，李济深的南方独立计划已经确定，白崇禧来到桂林为他母亲做寿。蒋委员长也派了私人代表飞抵桂林。当老太太坐在虎皮宝座上接受人们祝寿时，蒋的代表把蒋介石的现金寿礼——据说是2500万元法币——放在宝座之前。于是白崇禧顺从地回到了重庆，后来还向广西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向重庆控制下的北边撤退，而不准跟李济深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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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政治破产的第二个标志表现在一则谣传中。我很久以后才知道它竟然是真的。它最初是一位美国情报军官告诉我的，他怀疑来源是共产党人。它说的是，在蒋委员长知情的情况下，某些重庆的国民党人和南京日伪政权达成了一项明确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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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云南西部的大理以东，黄河岸边的潼关向南，重庆周围的西南地区是国民党的安全地带。日本人决不会越过大理——潼关一线。作为回报，国民党在线外也不进行真正的抵抗，任由日本人拿走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包括美国人的飞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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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日本人应当在占领区之内努力消灭一切非国民党的势力作为回报：共产党、李济深的独立运动和其他地方实力派；日本战败之后，国民党将保护从事这一工作的日伪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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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一直流传着重庆和南京进行谈判的谣言。据说几位投靠日本人的国民党将领，如庞炳勋和孙殿英，仍然和重庆方面保持着联系。而一些文官，例如，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捉刀人陶希圣则交替为双方政府工作，他先在重庆，后在南京，后来又在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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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当南京和重庆公开互派信使之时，流言越发甚嚣尘上。最突出的是吴开先，他是CC系的人，原在上海为国民党从事地下工作。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人在占领外国租界时逮捕了吴开先。1943年初，日本人释放了他。他逐一会见了日伪高级官员（包括汪精卫）之后，乘一架日本飞机飞往广州。然后越过前线来到韶关，从韶关坐火车到桂林，又从桂林乘国民党的飞机前往重庆。一路上他都受到了官方的接待。在重庆，国民党极右翼大将朱家骅亲自前往机场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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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吴开先举行的宴会上，他毫不隐瞒地说出了自身使命的大前提：伪政权不是卖国贼，而是“曲线救国”，他们正在间接地为对付主要的敌人——共产党人——而努力。当时不准外国记者报道吴开先的任何言论，他的这次行程也只在地方报刊上有所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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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认为吴开先是宁渝合流中的关键人物。大多数这样的安排总是非常含糊的，以防止内情暴露时承担责任；一般是通过多名信使，和双方政府中的不同人物接头来进行的。所谓协议也是言辞闪烁、半明半暗，可以随时被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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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认为到了战争后期，双方最高层无疑是达成了协议的。1943年初吴开先回重庆之时，很可能是双方认真谈判的开始。这时，日本人开始认识到自己有可能战败，而蒋介石则对自己的地位比较放心，他想利用战败的日伪军队来对付共产党和其他政敌。蒋委员长的战争观是封建式的，他认为计谋和战斗一样重要，所以这样做在他看来完全合情合理。至于说这场“交易”招来了日军的新进攻，使他的千百万臣民惨遭涂炭之苦，那对蒋介石来说只是纤芥之疾。因为他，才是中国。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表明，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似乎使谣传中的大理——潼关一线确实成了一项协议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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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乘坐挤满难民的列车从衡阳到达桂林时，我发现桂林办事处的继任者正准备撤退到贵阳。贵阳群山环绕，处于桂林到重庆的中途。他将在几天之内带着办事处的职员和无线电设备撤退，从而结束美国战争情报局在这场中国南方大混乱中的工作。由于大部分美国力量都投在了空军上，所以由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国民党陆军数量远远不够，不能建立起一支中美联合部队来保卫桂林。训练中心正在向贵阳撤退，第十四航空队也正在撤离非战斗人员。我于6月底飞往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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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待在桂林的最后几天，桂林看起来比以往更像浮排上的公园，漂浮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之上。许多人离开桂林向西逃难，但更多的人由东方逃来，让浮排拥挤到了即将解体的程度。大群穷苦的难民露宿在车站周围，但大多数富裕的难民住在城里。当他们不再为一个接一个的谣言而惊惶时，就只是及时行乐。城里的西式咖啡馆从早到晚都挤满了人。在天气晴朗的下午，人群在响彻军乐声的大街上闲逛，头顶上的蓝天中飘浮着朵朵白云，美国战机编队横空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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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深独立运动人士的活动给桂林增添了一些战时气氛。他们企图像以前统一战线时期那样唤起民众的热情。他们在城里刷写抗战的标语口号，并组织了一个“慰问士兵协会”为前线士兵募捐钱物。许多学童和一些知识分子非常热心，但其他大部分人则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