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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回过头来看，这场悲剧的最可怕之处是，它暴露了一种纠缠着整个现代中国的连锁反应：受轻视，继而被蹂躏，于是更被轻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不在中国南方建立基地的话，日本人可能不会侵犯中国南方。而美国人之所以在中国南方建立基地是出于对中国的无知，而这种无知又是由于美国人以前对中国的漠不关心和隐秘的蔑视而造成的。日本人对中国南方地区的进攻并不能扭转败局，充其量只是结束了美国飞行员的骚扰，振奋国内士气，延缓了最后的失败而已。但这一进攻却给中国南方地区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无数生命财产的毁灭。如果大理——潼关协定是真的，那么国民党政府对中国人民的漠视就更甚于外国人；在国民党政府眼中，中国人的生命还不如蒋委员长战后的霸权来得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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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桂林向独山的撤退中，美国爆破队照例破坏了许多中国人自己没来得及“焦土”的建筑物。我听说，几乎柳州全城都被美国人烧毁了。其实，如果不是美国人在柳州郊区设立空军基地，日本人可能也不会进犯这座城市。在日本人占领了想要占领的中国南方城市之后，可怜的难民们开始通过前线潜回家乡。这样一来，第十四航空队在轰炸日本人时，不可避免地也要轰炸到中国人，而这些中国人正是住在我们的空军未能守住的地方。日本人围捕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他们当苦力搬运供应品，正好为第十四航空队提供了攻击的目标。与此同时，美国报刊上开始出现了第一批反国民党的报道，作者是归国的美国记者。许多美国人坐在他们从未遭受入侵之害的家园里，一边享受着丰盛的早餐，一边读着这些报纸。他们从报纸上得出结论——中国人实在太无能了，竟让日本人占领了那么多美国空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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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桂林飞往昆明之后，就前往重庆等候重新分配工作。我在陪都重庆的几个月中，中国南方的危机达到了顶点。我发现美国战争情报局早已把中国南方受威胁地区的报告一笔勾销了。甚至在日本人撤回衡阳、桂林似乎安全的两个月中，原桂林办事处的人员也仍然待在离重庆不远的南部山区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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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人们谈论要把我派往北方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开辟办事处。在5年的时间里，国民党一直不准任何外国人前往延安，直到前一年春天，在重庆的记者们组成了一个强大又有后台的集团，在他们的要求下，国民党才终于准许一些人通过封锁线前往延安。史迪威将军后来坚持要派一个军事观察组前往延安，并且计划有一架军用通信飞机定期飞往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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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美国人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我即使能去延安，秋天之前也不可能成行。于是，整个夏天我都待在重庆写报告，主要内容是中国南方这次危机的背景，以及美军在此次危机中的活动。当时的重庆也有一场危机——史迪威事件，当时在重庆只有少数美国人了解其中的详情，我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对此所知甚少。在史迪威奉召回国的公告发表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的地位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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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并不详知史迪威事件的内幕，但这一事件一直被人们误传和夸大，以致面目全非。现在甚至有必要再次明确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1944年夏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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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几年的冷战中，一直有人企图使美国人民相信，史迪威事件主要是政治性的，是史迪威未经授权而擅自干涉中国内政。史迪威被描写成是被身边的顾问和记者蒙蔽，而他们正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希望共产党的势力壮大，加速蒋委员长的垮台。这种说法宣称，正是因为史迪威在1944年的所作所为，再加上马歇尔在1946年成立联合政府的企图，才造成了后来国民党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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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简直把事实歪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它把封建中国崩溃的责任强加在几个美国人头上，简直好像是在讲，一所房子的倒塌是由于邻居打了一个喷嚏。其实这所房子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腐朽倾塌，而房子的主人还在不断地挖自己的墙脚，这样的房子难道会不倒塌吗？按照某些人的观点，历史上的美国人也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们曾和西方列强一起破坏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平衡。某些人有时把国民党遇到的麻烦归罪于苏联人，这就好像是在说房子的倒塌是由于邻居打开了电风扇。中国共产党人今天的成功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努力和对手国民党的腐败，如果一定要找另外的肇因，日本人倒是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们的入侵把国民党赶到了内地一隅，而在占领区又形成了不稳定状态，比国民党统治下更有利于共产党势力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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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事件是在一场军事危机的关键时刻发生的一起军事性事件。它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但那是次要的。史迪威的任务是让中国坚持抗日，尽可能加强中国的力量，并为当时计划中的美军从太平洋方向的在华登陆做好准备。1944年中，日本人通过河南、湖南南下攻入广西，尽管传言有大理——潼关一线的协定，但整个中国仍然可能被征服，使史迪威原定的任务无法完成，除非他当机立断，采取紧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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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非常熟悉国民党军队的腐败状况，而正是因为这种腐败，才在中国南方导致了那样的必然结果。史迪威开始设法获得有关北方共产党的第一批报告。一些美国人到了延安，并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明显，在经过了重庆的腐化、残暴、虚荣、颓废的沉闷空气之后，北方黄土高原上这座窑洞里的城市却洋溢着勃勃的生机，令他们耳目一新。共产党干部会穿着农民的布衣帮助农民干活。后来到延安及周边去旅行的美国人也证实，共产党的宣传正在赢得农民的拥护，他们有能力发动群众备战。近几年的中国历史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当时共产党人的拿手好戏是小规模的游击战，但到1944年时，他们也拥有了一支相当规模的正规军。在从长城到黄河的广大中国北方，日本人控制着城市和交通线，而共产党人则控制着广阔的农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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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改革，史迪威做了两年徒劳无益的说服疏通工作，最后他认定，反对这种改革的根源正是蒋委员长本人，是他的中央集团和控御之术。于是，史迪威认为有必要采取激烈的改革措施。他建议，他不再仅仅担任蒋介石名义上的参谋长，而是要获得中国军队的实际指挥权；蒋介石仍可担任最高司令官，但不得通过非正常的渠道来干涉自己的指挥。史迪威还要求控制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援华物资。自珍珠港事件之后，绝大部分援华物资都是无条件地交给了蒋委员长，而蒋委员长则利用这些物资来加强他自己的控制力。史迪威的最后一个要求是，停止对共产党的封锁。这种封锁至少牵制了20万国民党军队和近10万共产党军队。史迪威打算让共产党也参加盟国的对日作战，并向他们提供美国武器。共产党人告诉史迪威，他们将接受他作为联合部队司令官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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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诽谤史迪威的人忘记了，早在史迪威事件前一年多，即1943年9月，蒋介石就已经公开宣称他希望和共产党达成一项协议。在史迪威事件前半年，即1944年5月，国民党也已经开始和共产党谈判。由于在河南的溃败，国民党似乎认为有必要利用妥协的方式来防止共产党的扩张；与此同时，国民党并未放弃封锁，甚至会以和日本人勾结的方式来对抗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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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史迪威将军得到了高斯大使和总统特使唐纳德·纳尔逊、帕特里克·赫尔利的支持。如果蒋介石接受史迪威的建议，纳尔逊就答应在战后向蒋介石提供大量美援。在美国国内，史迪威的计划得到了马歇尔将军、陆军部部长史汀生、国务卿赫尔和总统罗斯福的批准。作为一项机密的国家政策，这一方案当时并未知会美国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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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和蒋介石谈判的细节已经在史迪威的遗著中做了陈述。简言之，当时蒋介石同意了史迪威的一切要求，但美援的使用除外。然而，如果仍由蒋介石来决定把美国武器给予哪些部队，那么他的其余让步都只不过是空话而已。会谈的气氛越来越糟糕，最后矛盾终于爆发了。那是9月中旬，罗斯福给蒋介石拍来一份私人电报，确切内容至今保密，但电报里显然是告诉蒋介石，他如果想继续得到美援的话，就必须屈服。蒋介石大发脾气，在狂怒之下，他宣布不管有没有美援，自己都绝不会屈服。他的信心很可能来自和日本人达成的大理——潼关协定。蒋介石的这次发作后是10天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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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可靠消息，9月末，身在华盛顿的孔祥熙向重庆报告，在一次午餐会上，哈里·霍普金斯告诉他，罗斯福并不支持史迪威摊牌反对蒋介石。蒋委员长此刻说，只要美国召回史迪威，他就考虑美国的建议。结果史迪威于10月下旬奉召回国。中印缅战区被一分为二，原担任东南亚盟军司令蒙巴顿参谋长的阿伯特·C.魏德迈被指派负责中国战区。高斯大使随即辞职，职务由帕特里克·赫尔利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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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迪威提出的军事要求背后，确实隐含着美国的一种意愿，即希望蒋介石能和共产党达成一项更为广泛的协议，这也是和蒋介石本人的公开声明相一致的。蒋介石拒绝史迪威的真正的、政治的原因在于：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军队占有支配性的重要地位，对军队的改革必然会引起其他方面的改革要求。蒋介石拒绝史迪威的要求可以说是必然的，因为如果蒋介石允许其对军队进行改革，那么那些一向被压制的其他改革要求就可能爆发出来，最终冲破蒋介石的控制，并把蒋介石本人扫到一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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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次事件还有一个普遍的误解。有关这一事件的新闻是在10月末公布的，当时只差几天就要进行总统选举了，此事明显使罗斯福感到为难，于是他努力贬低这一事件的意义，把它说成是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一次个人争执。从此之后，这种解释便在美国流传开来。我认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一事件完全是非个人性质的，而是双方认识上的冲突经过长期累积的公开爆发。对于这场战争，美国人的认识和国民党实践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几乎必然要在某个时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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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史迪威的态度是美国式的。他讨厌战争，只是当战争不可避免，而我们被迫要尽快以最少的损失夺取胜利时，他才不得不专心致力于战争。首要的军事目标是创造使军队保存自己、战胜敌人的最佳条件。与此相比，政治和经济的考虑必须被放在次要的地位。按照这种概念，史迪威的责任是明确的。他了解国民党的防务状态已经虚弱到了可怕的地步，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命却全系于此。为了挽救美国在中国投入的人力、物力，史迪威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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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这一事件中，史迪威对共产党也完全是从军事角度去考虑的。1944年，美国的设想是主要依托中国打击日本，且必须在整个中国海岸线上一步步地击败日本人。要想做到这点，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帮助，势必要额外白白牺牲大批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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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不应忘记，在史迪威提出建议时，美国飞机已经开始在中国北方行动，一些飞行员迫降在敌后游击区，他们需要共产党人的帮助才能脱身。哪怕有一个美国飞行员因为史迪威对共产党的敌意而丢失性命，他也是没有尽到作为美国将军的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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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是用一种美国式的概念来看待在中国的战争，但在中国却流行着另外一种态度。由于近代中国战争不断，所以人们把战争当成了家常便饭，他们用“宿命论”的观点忍受着战争带来的损失。他们并不像史迪威那样急于赢得对日作战，因为当时已经非常明显，日本战败后必将马上爆发内战。此外，国民党习惯于把战争当作达到国内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它把战争看成局势的一种正常状态，所以认为延后对日作战胜利也无妨大局。中国社会腐败的基础正在于它对农民的残酷无情，所以它并不在乎农民士兵白白去送死。在他们眼里，农民士兵只是肉食者棋盘上的小卒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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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预计在1944年将进行大规模的中美联合地面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国民党战争计划中的矛盾就公开化了。美国战斗部队计划在中国登陆，能否成功取决于掩护登陆的国民党军队。如果中国军队由于政治原因而使用不当，那么胜利就会来得更晚，许多美国人的生命将被白白浪费。任何一个清醒且正直的美国将领如果处在史迪威的位置，都必然会像史迪威那样行动。他不可能允许美国士兵被别人当作棋盘上的小卒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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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并不是要说明史迪威事件完全是预先注定的，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个人作用的影响。史迪威的遗著表明，他的性格中有粗鲁刻薄的一面，如果他能圆滑耐心一些，或许还有机会说服蒋委员长做出某种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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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由于蒋委员长的性格，他有可能永远也不会做出让步。史迪威要求更加独立地指挥中国军队，在蒋介石看来，这可能是对他所珍视的至高权力的一种侵犯，从感情上蒋介石就必然要拒绝史迪威的要求。即使没有史迪威事件，蒋介石的一贯做法也表明，他完全可能挑起类似的事件。当时中国的大片土地刚刚沦入日本人之手，李济深的独立运动表明在国民党内部可能会爆发普遍的反叛。在这时，史迪威被召回国的国际新闻分散了中国人民的注意力。不知道蒋介石是否有意策划了这一点，但客观上讲，这一事件使许多中国人迷惑不解，麻痹了他们采取行动的意志。蒋介石在这里又一次采用了分而治之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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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迪威事件中，蒋委员长对自己面子的考虑也起了作用。蒋介石必然意识到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是多么不稳定，当时他对美援的依靠至少不亚于他对国内支持者的依靠。毫无疑问，他也意识到，以后他会更加依赖美国人，甚至可能不得不让美国人按照美国希望的方式来管理国家、指挥战争。他可能也看出，自己的权力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他希望美国人被深深地卷入，以致他们不得不拯救他。但在此之前，他必须首先装一下面子，让本国人民看到，他并不是美国的傀儡。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表明他仍然是能当家做主的。此后，如果他再答应美国人的要求就不会太丢面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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