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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和蒋介石谈判的细节已经在史迪威的遗著中做了陈述。简言之，当时蒋介石同意了史迪威的一切要求，但美援的使用除外。然而，如果仍由蒋介石来决定把美国武器给予哪些部队，那么他的其余让步都只不过是空话而已。会谈的气氛越来越糟糕，最后矛盾终于爆发了。那是9月中旬，罗斯福给蒋介石拍来一份私人电报，确切内容至今保密，但电报里显然是告诉蒋介石，他如果想继续得到美援的话，就必须屈服。蒋介石大发脾气，在狂怒之下，他宣布不管有没有美援，自己都绝不会屈服。他的信心很可能来自和日本人达成的大理——潼关协定。蒋介石的这次发作后是10天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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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可靠消息，9月末，身在华盛顿的孔祥熙向重庆报告，在一次午餐会上，哈里·霍普金斯告诉他，罗斯福并不支持史迪威摊牌反对蒋介石。蒋委员长此刻说，只要美国召回史迪威，他就考虑美国的建议。结果史迪威于10月下旬奉召回国。中印缅战区被一分为二，原担任东南亚盟军司令蒙巴顿参谋长的阿伯特·C.魏德迈被指派负责中国战区。高斯大使随即辞职，职务由帕特里克·赫尔利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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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迪威提出的军事要求背后，确实隐含着美国的一种意愿，即希望蒋介石能和共产党达成一项更为广泛的协议，这也是和蒋介石本人的公开声明相一致的。蒋介石拒绝史迪威的真正的、政治的原因在于：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军队占有支配性的重要地位，对军队的改革必然会引起其他方面的改革要求。蒋介石拒绝史迪威的要求可以说是必然的，因为如果蒋介石允许其对军队进行改革，那么那些一向被压制的其他改革要求就可能爆发出来，最终冲破蒋介石的控制，并把蒋介石本人扫到一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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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次事件还有一个普遍的误解。有关这一事件的新闻是在10月末公布的，当时只差几天就要进行总统选举了，此事明显使罗斯福感到为难，于是他努力贬低这一事件的意义，把它说成是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一次个人争执。从此之后，这种解释便在美国流传开来。我认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一事件完全是非个人性质的，而是双方认识上的冲突经过长期累积的公开爆发。对于这场战争，美国人的认识和国民党实践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几乎必然要在某个时刻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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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史迪威的态度是美国式的。他讨厌战争，只是当战争不可避免，而我们被迫要尽快以最少的损失夺取胜利时，他才不得不专心致力于战争。首要的军事目标是创造使军队保存自己、战胜敌人的最佳条件。与此相比，政治和经济的考虑必须被放在次要的地位。按照这种概念，史迪威的责任是明确的。他了解国民党的防务状态已经虚弱到了可怕的地步，但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命却全系于此。为了挽救美国在中国投入的人力、物力，史迪威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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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这一事件中，史迪威对共产党也完全是从军事角度去考虑的。1944年，美国的设想是主要依托中国打击日本，且必须在整个中国海岸线上一步步地击败日本人。要想做到这点，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帮助，势必要额外白白牺牲大批美国人和中国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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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不应忘记，在史迪威提出建议时，美国飞机已经开始在中国北方行动，一些飞行员迫降在敌后游击区，他们需要共产党人的帮助才能脱身。哪怕有一个美国飞行员因为史迪威对共产党的敌意而丢失性命，他也是没有尽到作为美国将军的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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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是用一种美国式的概念来看待在中国的战争，但在中国却流行着另外一种态度。由于近代中国战争不断，所以人们把战争当成了家常便饭，他们用“宿命论”的观点忍受着战争带来的损失。他们并不像史迪威那样急于赢得对日作战，因为当时已经非常明显，日本战败后必将马上爆发内战。此外，国民党习惯于把战争当作达到国内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它把战争看成局势的一种正常状态，所以认为延后对日作战胜利也无妨大局。中国社会腐败的基础正在于它对农民的残酷无情，所以它并不在乎农民士兵白白去送死。在他们眼里，农民士兵只是肉食者棋盘上的小卒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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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预计在1944年将进行大规模的中美联合地面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国民党战争计划中的矛盾就公开化了。美国战斗部队计划在中国登陆，能否成功取决于掩护登陆的国民党军队。如果中国军队由于政治原因而使用不当，那么胜利就会来得更晚，许多美国人的生命将被白白浪费。任何一个清醒且正直的美国将领如果处在史迪威的位置，都必然会像史迪威那样行动。他不可能允许美国士兵被别人当作棋盘上的小卒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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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并不是要说明史迪威事件完全是预先注定的，整个过程没有任何个人作用的影响。史迪威的遗著表明，他的性格中有粗鲁刻薄的一面，如果他能圆滑耐心一些，或许还有机会说服蒋委员长做出某种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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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由于蒋委员长的性格，他有可能永远也不会做出让步。史迪威要求更加独立地指挥中国军队，在蒋介石看来，这可能是对他所珍视的至高权力的一种侵犯，从感情上蒋介石就必然要拒绝史迪威的要求。即使没有史迪威事件，蒋介石的一贯做法也表明，他完全可能挑起类似的事件。当时中国的大片土地刚刚沦入日本人之手，李济深的独立运动表明在国民党内部可能会爆发普遍的反叛。在这时，史迪威被召回国的国际新闻分散了中国人民的注意力。不知道蒋介石是否有意策划了这一点，但客观上讲，这一事件使许多中国人迷惑不解，麻痹了他们采取行动的意志。蒋介石在这里又一次采用了分而治之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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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迪威事件中，蒋委员长对自己面子的考虑也起了作用。蒋介石必然意识到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是多么不稳定，当时他对美援的依靠至少不亚于他对国内支持者的依靠。毫无疑问，他也意识到，以后他会更加依赖美国人，甚至可能不得不让美国人按照美国希望的方式来管理国家、指挥战争。他可能也看出，自己的权力已经控制不住局势，他希望美国人被深深地卷入，以致他们不得不拯救他。但在此之前，他必须首先装一下面子，让本国人民看到，他并不是美国的傀儡。蒋介石要求召回史迪威表明他仍然是能当家做主的。此后，如果他再答应美国人的要求就不会太丢面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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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继续推敲蒋介石和史迪威的性格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了——两人中一人已经辞世，另一人则黯然败退。这一事件也不再对中国或美国有任何影响。但我认为，还有一场个人冲突与其有间接关系，而且影响延续至今，这就是史迪威和陈纳德的长期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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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了解，虽然陈纳德在召回史迪威的阴谋中没有起直接作用，但在史迪威事件前后，这位空军少将却是反对史迪威的美国人集团中的关键人物。他主张无条件地支持蒋委员长。陈纳德自己也承认，他曾越过上级史迪威，直接向罗斯福发出为自己辩护的电报，这是对军事纪律的蔑视。另外，约瑟夫·艾尔索普显然是陈纳德另一条与总统接触的“内线”。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他们使罗斯福总统怀疑史迪威对中国问题的反映是否完全可信。我们不知道陈纳德是否曾致力于诋毁他在中国的顶头上司，并向蒋委员长表示，史迪威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的国家政策，只要把这个脾气古怪的老头儿赶走，国民党就会万事如意。如果陈纳德这样做过，我们也不会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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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原因可以说明，这两名美国将军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为何会如此大相径庭。史迪威能讲流利的中文，担任过几年美国政府驻华武官。他在当时的任务就是了解中国事务的真实情况。史迪威曾四处游历中华大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有朋友。他个人在战后的打算是退役后回加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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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讲不了几句中国话，除了和仆人打交道需要的几句常用语外。在战前，他在中国是中国政府的雇员——空军顾问。很明显，他对雇主是忠诚的。他会努力讨好而不是评判他们。他的主要旅行方式是乘飞机，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城市中度过。他的中国朋友大多是国民党官员，或者是向往美国生活方式而且会讲英语的有钱人。自然，他对农民的中国和它面临的问题所知甚少，也没有兴趣去了解。战后，陈纳德在国统区办起了商业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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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际遇的差异仍然是次要的。两人之间似乎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不同点，他们恰好代表了过去一个世纪中，在美国人身上发展起来的双重性格的两个方面。这种矛盾使我们的朋友感到迷惑不解，而使批评我们的人兴奋不已；它在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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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是那种公平持正、自力更生的人物。在以前的年代中，这样的美国人很多。这个新生国家之所以率先走上自由和民主的道路，正是依赖这种类型的人。他的价值准绳是人的内在，或者说道德品质。他认为，中国人在变得更好、更强之前不可能打败日本人。他看到，中国在战争中真正有价值的力量是农民士兵。所以他的一切计划都是为了增强农民士兵的力量。他评判国民党和共产党时，力图不被标签和口号引入歧途，而是看他们如何使用士兵、对待士兵。从这一点出发，他谴责了国民党。当他被召回时，他正致力于了解各方信息，以便最后决定对共产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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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是积极进取的人。在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富强国家的过程中，这种人越来越多。他自己的个人经历表明，他的价值准绳就是成功。为了最快地取得所欲之物，他认为可以不择手段。对于他来说，所谓“道德”是迂腐的观念。他像许多他那一类人一样是实利主义者。他们认为，只有物质力量——武器、机械、金钱——能让成功更快地到来。他对其他人的评判标准也是成王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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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认为，在日本人还比较强大时就可以在中国击败它，只要使用灵巧的谋略，明智地使用飞机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他认为改革陆军是迂腐的，国民党需要的只是美国武器，当然还有金钱。他理所当然地亲近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是执政党，是取得了成功的政党。他崇拜蒋介石和宋美龄，因为他们似乎是中国最成功的人。他又理所当然地憎恶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人根本不尊重他以成败定输赢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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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其分地说，在史迪威事件中，我们第一次做出巨大努力去企图影响另一个国家，但遭到了完全的失败。今天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是，由谁来决定强大美国的新政策，是由是非分明的人，还是由投机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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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的遗著没有多谈战后问题，但我们有理由认为，从他对战争的态度来看，如果他还活着，他同样会认为，解决共产主义问题首先应该采取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只有迫不得已时才考虑采取军事行动。史迪威厌恶把战争作为政治工具，所以他必然谴责支持其他国家的内战——用牺牲他国人民生命的办法来对抗苏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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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可能会同意他的朋友马歇尔的观点：对民主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共产主义本身，而是来自包括战争在内的无法忍受的生活状况，正是这种状况才造成了共产主义的蔓延。按照这种观点，美国最好的方针是帮助其他国家取得自由和繁荣，正如美国人希望本国自由繁荣一样。这种观点对民主制度充满信心，相信在这种制度下共产主义不可能蔓延。“马歇尔计划”就是这种观点的最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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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在他的书和战后的公开发言中，却不断叫嚷要在中国进行更多的战争，叫嚷美国应该支持一切反共人士。虽然陈纳德以投机的态度接受了过去不断嘲笑的某些史迪威的观点——他现在也承认，除了美国的金钱和飞机之外，中国陆军也需要变革——但他仍然坚持，中国问题能够而且应当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政治经济改革应当放在共产党被消灭以后。陈纳德还把他的这套理论应用于其他国家中。他似乎属于那种崇拜武力的美国人，他过高估计了美国的财富和武器的作用，而且显然低估了民主思想的活力。这群美国人中的极端分子竟然轻率地建议我们和日本人、德国人结成同盟，以屠戮万民的原子弹为主要武器，采取灵巧机智的谋略，对苏联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他们认为用这种办法就可以摧毁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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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象有所不同，但我认为，光看陈纳德自己在中国南方的空中冒险事业，这种军事投机主义的结局就已经是再明显不过了。这场冒险以美国狼狈败退、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惨重损失而告终，它似乎是美国误入歧途、思路混乱的一种象征。史迪威事件代表着现实主义在美国政策制定中的失败，似乎也预示了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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