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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认为，在日本人还比较强大时就可以在中国击败它，只要使用灵巧的谋略，明智地使用飞机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他认为改革陆军是迂腐的，国民党需要的只是美国武器，当然还有金钱。他理所当然地亲近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是执政党，是取得了成功的政党。他崇拜蒋介石和宋美龄，因为他们似乎是中国最成功的人。他又理所当然地憎恶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人根本不尊重他以成败定输赢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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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其分地说，在史迪威事件中，我们第一次做出巨大努力去企图影响另一个国家，但遭到了完全的失败。今天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是，由谁来决定强大美国的新政策，是由是非分明的人，还是由投机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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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的遗著没有多谈战后问题，但我们有理由认为，从他对战争的态度来看，如果他还活着，他同样会认为，解决共产主义问题首先应该采取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只有迫不得已时才考虑采取军事行动。史迪威厌恶把战争作为政治工具，所以他必然谴责支持其他国家的内战——用牺牲他国人民生命的办法来对抗苏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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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可能会同意他的朋友马歇尔的观点：对民主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共产主义本身，而是来自包括战争在内的无法忍受的生活状况，正是这种状况才造成了共产主义的蔓延。按照这种观点，美国最好的方针是帮助其他国家取得自由和繁荣，正如美国人希望本国自由繁荣一样。这种观点对民主制度充满信心，相信在这种制度下共产主义不可能蔓延。“马歇尔计划”就是这种观点的最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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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在他的书和战后的公开发言中，却不断叫嚷要在中国进行更多的战争，叫嚷美国应该支持一切反共人士。虽然陈纳德以投机的态度接受了过去不断嘲笑的某些史迪威的观点——他现在也承认，除了美国的金钱和飞机之外，中国陆军也需要变革——但他仍然坚持，中国问题能够而且应当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政治经济改革应当放在共产党被消灭以后。陈纳德还把他的这套理论应用于其他国家中。他似乎属于那种崇拜武力的美国人，他过高估计了美国的财富和武器的作用，而且显然低估了民主思想的活力。这群美国人中的极端分子竟然轻率地建议我们和日本人、德国人结成同盟，以屠戮万民的原子弹为主要武器，采取灵巧机智的谋略，对苏联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他们认为用这种办法就可以摧毁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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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象有所不同，但我认为，光看陈纳德自己在中国南方的空中冒险事业，这种军事投机主义的结局就已经是再明显不过了。这场冒险以美国狼狈败退、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惨重损失而告终，它似乎是美国误入歧途、思路混乱的一种象征。史迪威事件代表着现实主义在美国政策制定中的失败，似乎也预示了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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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中国：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1940-1946 第十一章丨几个“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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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本人而言，史迪威事件发生的那年夏季气氛相当沉闷。如果当时我能了解美国的政策正在秘密地发生转变，那么坦率的新闻报道或许能有助于实现这一转变。战后谴责史迪威的读者们忘记了，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动荡之中。中国南方的溃败使公众——甚至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某些人——迫切要求改革。如果史迪威的努力得到了及时报道，他就有可能在中国人那里赢得大批支持者，从而使蒋委员长很难把他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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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情况却是：在史迪威失败之前，报纸上根本没有提及此事；在他失败之后，罗斯福则把该事件说成是个人之间的误会，这正好投合了国民党宣传的需要。国民党宣传沿袭了封建时代的战争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是领袖。于是，史迪威被说成是一个想让蒋介石丢脸因而让整个中国丢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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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4年时，我已经写下了几百页的报告，意图说明中国的局势和美国战争情报局在这种局势下应该采取的做法。这些报告得到了上级的赞许，然而他们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此，我开始认为，在华盛顿的美国战争情报局的决策者们只是单纯喜欢阅读我写的材料而已，而决不会改变因袭守旧、自上而下、报喜不报忧的新闻报道方式。就在这年夏天，美国《生活》杂志未经我同意就翻印了我两年前为制作幻灯片创作的政治漫画，并加上了图注，大意是：让中国小弟弟看看这些图片吧，美国老大哥多么有远见啊！现在我觉得，那些漫画只不过是肤浅的、不值一提的宣传品罢了，但我当时却很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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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些都已成为往事。在重庆生活期间，留在我记忆里的，主要是历史大潮面前的几位“碍眼”的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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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是坠落在中国北方共产党辖区的第一位美军飞行员。在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美军联络飞机开始飞往当地后不久，这位飞行员回到了重庆。由于他是唯一在北方游击区旅行过而且待了几年的美国人，因此立刻成了人们好奇的中心。美军司令部告诉他不要和“非官方人士”谈论共产党辖区情况，并把他安排到美国战争情报局住下，直到他被送回美国为止。我不知道这是因为美军确实没有地方让他住宿，还是为了把他和其他美国人隔离开来，反正他被安置到了我办公室隔壁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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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如果把他漫画式地描写成一个没见过世面的美国大兵，他肯定会大为不满。但他确实是一个典型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穿美军制服的同时，坚持戴着灰色的棉布帽子，穿着灰布鞋子，那是救了他性命的游击队员们送给他的。一遇到争吵，他就斩钉截铁又不失狡黠地赌咒发誓。每逢遇到满意的事，他就会说：“中！”每逢遇到他不满意的事，他就会说：“怎么搞的？”很明显，他以前是反共的，他曾说共产主义是胡说八道。但在中国北方的所见所闻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也引起了他思想上的混乱。他的飞机在日军防线后几百英里的北平附近坠毁，在敌人岗哨的视野之内，他降落在一块农村的开阔土地上，但共产党游击队还是抢在日本人之前救了他的命。他们把他藏起来，以后又花了3个月时间，步行加骑马把他送到延安。在游击队的护送下，他曾两次安全地越过了日本人重兵把守的铁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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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很快就有一些会讲英文的年轻中国人陪同他一起，走完了去延安的大部分路程。这些中国人向他谈论共产党人的理想和做法。很难说共产党人是否故意策划了这样一次旅行，以便向美国飞行员表明共产党人控制着大片地区，并向他进行思想灌输。如果确实如此，那在吉姆身上产生的效果也仅仅是清除了他对中国人的种族偏见，因为他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和国统区中许多美国人的遭遇形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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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曾在中国共产党控制区旅行过的美国人一样，吉姆坦率地说，共产党人看起来确实是在为农民做好事。这使他陷入了矛盾，因为在感情上，他不能承认共产党人会做好事。其他一些访问者做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中国共产党人仅仅是土地改革者——这种观点现在已经为人们所熟悉了。我曾听从共产党辖区回来的传教士说，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好基督徒；一些托派人士也说，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斯大林分子。值得吉姆骄傲的是，他早在延安时就了解了这个问题。在离开延安的告别宴会上，吉姆发表了一通讲话。在讲话中，吉姆对他们说，虽然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但他们其实不是共产党人，他们只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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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吉姆被记者、使馆人员和美国军方人员包围，他们想知道吉姆对共产党人的印象是好还是坏。这使吉姆更加慌乱和不安。他空闲时，有时会在我的房间里泡上一上午或一下午。他一边翻阅着旧杂志，一边咕哝着：“真该死！我多么希望自己只是一个战斗机驾驶员，那样我就不必去琢磨这么多事了。”有时又说：“他们告诉你不要说这个，不要说那个。这些事实既然都是我看见的，为什么不能说？怎么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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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美国战争情报局新来了一名中年男子，他和吉姆一样是天主教徒。一天早上，他出现在我的房间门口，轻声对吉姆说：“有人要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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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不高兴地问道：“又是一个不穿军装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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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先生说：“来找你的。”说完就从门口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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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一边咒骂着一边走下楼去。我过一会儿下楼时，看到一位重庆教区的美国天主教神父正和吉姆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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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回到我的房间时，他问我：“共产党人真的杀害天主教神父吗？”我向吉姆解释说，教会和中国人之间的冲突，有些起因是教会对中国土地的所有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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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次谈话使吉姆心烦意乱，他又怀念起以前的生活了。那天上午剩下的时间里，吉姆烦恼地坐在椅子上，咆哮着说，如果一个人只需飞上蓝天扫射列车，或者徒步在中国北方山区走上几个星期就好了，忙起来就没有时间琢磨这些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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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姆离开美国战争情报局的前一天，我问他：如果美国人和共产党人合作的话，那会出现什么情景；如果大批美国人到达延安，他们的生活又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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