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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经常驾机接送史迪威将军，所以我相信他已经知道了当时的事态发展，他知道何部长及其同僚正是最顽固地破坏史迪威计划的人。飞机起飞前，这群身穿高档军服的将军们肚子吃得鼓鼓的，大摇大摆地回到了飞机上。伯特决定给他们上一堂严肃的战时课程。他对将军们说，由于天气太坏，他必须飞得很高，所以请他们在飞行过程中务必一直戴着氧气面罩，否则可能会因为吸入高空的空气而痛苦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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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确实非常糟糕，而伯特可能还故意使飞机更加摇晃颠簸。他飞得很高，但并没有高到必须使用氧气面罩的程度。在飞越驼峰的途中，伯特把操纵杆交给副驾驶员，自己走进客舱中看看事情是否和预料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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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预料得不错。客舱中到处都是将军吐出来的面条，他们的勋章、斗篷、镶金边的军服上全都沾满了面条。将军们一个接一个地抓下氧气面罩，屏住呼吸大吐一阵，然后又把脸藏进憋气的面罩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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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丽斯是一位清王朝的格格。1944年时，她肯定已经有40多岁了，但看起来却只有25岁至30岁。20世纪20年代在北平时，她经常身着奇装异服在外国宾馆中跳舞，以示对遗老遗少们的反感。后来，她在多座西方城市，特别是巴黎，生活了多年。她能流利地说几种外语，和3个国家的人结过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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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侵华之初，她没有像许多中国权贵那样逃往香港或纽约，而是留在内地到处旅行，并组织了一些自以为很秘密的团体。但这些团体经常由于成员太复杂，根本保守不住秘密，反而弄得她声名狼藉。1937年日本人刚占领北平时，我第一次认识她。当时她穿着一身过时的西服，看起来像个日本人。她若无其事地乘坐日本人控制下的火车，一般中国妇女是不敢搭乘这种火车的。她经常这样前往天津，照料自家和亲友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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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我在重庆又遇见了她。她那时刚从日本人占领的北平来到重庆，一些外国侨民便认为她是日本间谍。还有人以为她是国民党间谍，因为他们听说她是特务头子戴笠的座上宾。后来她告诉我，她自己也听到了这些可笑的谣言，其实她到重庆不过是想为一群爱国青年弄到一些钱和炸药。这些青年在平津专事暗杀日伪官员。她的不到20岁的女儿——是她和她的第一任中国丈夫所生的——也参加了暗杀小组。这些年轻人曾有一次引起了国内外新闻界的注意，因为他们在天津一所电影院炸死了一个汉奸。当时电影院正在放映电影片《枪战》，他们在官员的座位下投掷了一枚炸弹，爆炸声恰好被电影中激烈的战斗音响掩盖，他们得以顺利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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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几个月，我在重庆街道上第三次遇见了艾丽斯。她看起来手头很拮据。她穿着蓝色的农村土布裤子，裤子缝制得很马虎。上衣是一件劣质的皮外套，外面罩一件船员用的棕榈雨衣。但比起重庆社会的一般妇女，特别是那些附庸美国风潮，穿得像圣诞树一样的阔太太，她的姿态仍然别有风情。她还是那样潇洒。这时一辆汽车从我们身旁掠过，车中坐着几个官太太，浑身珠光宝气，一副懒洋洋的神情。艾丽斯用教会学校学到的法语尖刻地说：“这群新教徒！她们理解不了步行的优雅。”然后，她用沉思轻慢的眼光目送着汽车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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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天我回到重庆时，听说艾丽斯已经回到日军占领区去筹款了。她对朋友们说，她要把天津的房产卖掉，再把北平的房租收回来，然后用这笔钱买一批薄绸印花手帕。这是一种非常粗俗的手帕，她自己从来不用。她很容易将这些手帕夹带在行李中，走私到重庆。在重庆，她可以向那些“新教徒”——庸脂俗粉的官太太们出售手帕，以此赚上一笔。有了这些钱，她就能度过战争时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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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夏末，艾丽斯又出现在重庆。当我遇见她时，她精神饱满，神色明快。她头上戴着一顶黑色的软边呢帽，手中拿着一根马六甲藤杖，身上穿着一条宽松的红梅色天鹅绒裤子，手指上戴着一枚蓝宝石戒指，尺寸约有自行车尾灯那样大。她告诉我，这是她父亲为慈禧太后执行对外政策时，俄国沙皇送给她母亲的礼物。毫无疑问，这块宝石在俄国对满洲的早期布局中必定起了某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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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一阵阵银铃般的笑声，艾丽斯说起她在敌占区进行的极为有趣的旅行。4月，也就是恰恰在日本人发动最后一次重大攻势之前，她在安徽省界首附近越过了战线。她发现成群的人们穿越战线来来往往，关卡和护照的检验并不比一般省界上更严格。完全非军事化的无人地带大约有15英里宽。战线的这一边，在界首驻扎着1000多名国民党军人，他们是汤恩伯将军的部下。战线的另一边，亳州驻扎着十来个日本兵和相当数量的伪军。艾丽斯笑着说，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真是最友好的敌人。在亳州，伪军正在修建一所旅馆，接待为走私交易而越过战线的国民党军官。她听说有些人同时属于双方军队，他们会在无人地带的田舍中更换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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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她发现根本无须隐瞒或否认她刚刚从国统区来。日本人只是不希望工程师或其他有用的中国人离开占领区，对其他人员并不在意。她到处都听到一些故事，说明日本人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一些日本人正致力于娶中国老婆或找中国合伙人，然后把自己在战争中捞取的钱财转移到这些人的名下。她见到了几个与她有亲戚关系的伪政府官员，发现这些人不仅确信盟国必将战胜，而且确信他们也能从胜利中分享到好处。他们请她吃饭，乐观地谈论着“我方空军”和“我方海军”力量正在不断增强——他们的意思是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她不曾听到伪政府官员们对战后审判有任何不安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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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足所需资金之后，她其实也不需要去买手帕了。她可以通过中立的邮政系统，或者在国统区和沦陷区都设有分行的商业银行，把钱直接汇往重庆。这种情况鼓舞了她，使她敢于前往上海索取珍珠港事件前留在那儿的衣物和珠宝。当时，她把衣物托付给一位在英国领事馆工作的朋友照料，而把珠宝存进了一家美国银行的保险柜。当英美人士被日本人拘留时，两处都被日本的敌侨财产保管机构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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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谈起上海之旅时笑得更加爽朗了。一位日本军官在夜间登上了这列拥挤的火车，按照惯例，列车员想找一位日本平民让出卧铺给军人。但列车员没有找到，于是就转而要求一位持有纳粹护照的德国妇女。这位列车员没有麻烦任何一个中国旅客。艾丽斯说，这完全符合她了解到的日本目前的政策。日本人认为德国人既然是盟友，就应该分担日本人的一切战时困难。日本人对待战败的意大利人更是充满了敌意，好像他们才是敌人似的。法国人和中国人被日本人作为中立国国民对待。在上海，艾丽斯凭着这种“中立国国民”身份，毫不费事地从日本敌侨财产保管机构取回了她的珠宝，只是她必须证明自己来自重庆。但衣物没有索回，因为她没有英国领事开出的证明信，当时领事已经被遣送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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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离开上海之前，一位与日本情报机关有联系的伪政府官员请她吃饭，他是艾丽斯亲戚的一位朋友。艾丽斯原来担心对方在吃饭时会提出一些令人为难的要求，但她很宽慰地发现，他只不过是希望艾丽斯在回重庆时把他的小儿子一起带去。艾丽斯婉拒了，然后问为什么要送孩子去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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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说：“为了得到出国护照。我儿子打算去美国上大学。我们已经给重庆方面写信谈了这件事，而且我们有一位在印度的堂兄弟已经为他预订了船票，美元也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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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国民党和伪政权双方都有故旧乃至亲属，所以他的儿子很容易作为某位重庆官员的侄子或堂兄弟前往美国。如果运气好的话，他也许能以极低的官价兑换到足够的美元，然后只要几分之一的价钱就能去美国受教育。尽管战争还在进行，但就我所知，他可以畅通无阻地将父亲从日本人那里得来的钱带去美国投资。相反，一些没有官方背景的学生却被国民党政治特务刁难设卡而不能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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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某从前是记者，后来担任美国战争情报局驻重庆办事处翻译室主任。1944年夏末，他被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叫了过去。当时第一批批评国民党的报道出现在了美国报刊上，重庆有报纸谣传，这些消息是美国战争情报局提供的。这并不符合事实，因为当时美国战争情报局只是稍稍降低了一下赞扬国民党的调门，所以谈到国民党时仍然是十分温和的。然而，这位副部长却警告刘说，任何帮助外国人批评国民党的中国人都是汉奸，而且他们很可能会像对待汉奸那样对待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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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两个星期，就在美国战争情报局的大院内，一些中国人却公然帮助外国人批评国民党。当时在院内要建一幢新宿舍，一些哨兵把一群衣衫褴褛的人赶进院子。一些人穿着军装，另一些人则穿着老百姓的破衣服。相当多的人看起来非常虚弱，根本不适合干这种重活，但他们全都开始俯下身去挖土或搬石头。哨兵带着手枪监视着他们。外国人则在一旁惊恐地注视着这个场面，有些人原来对国民党抱着美国人常有的那种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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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了解到，这些苦力中只有少数是拿全额工资的工人；另外一些是当地驻军，他们自愿来工作，好挣些钱贴补微薄的军饷；还有一些是来自“自新学校”的犯人，他们被租给包工头，工资全部进入“学校”负责人的腰包；大部分苦力是刚被征召入伍的新兵，军官们把他们交给包工头，为的是让他们得到“锻炼”。包工头宣称，他给新兵是如数发放工资的，只不过新兵的长官要拿走一半作为抽头。但新兵自己说，军官们把这些钱全部拿走了，而且干这样重的活也不给他们吃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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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简直是奴隶劳动，所以美国战争情报局不让他们在院子里继续干。这下使包工头大为生气。他申诉道，新建成的美国大使馆——它终于从长江对岸搬到重庆市区一侧来了——也是他承包的，用的也是这批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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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春天，一批外国记者前往延安，国民党邀请各大重庆报纸派出记者随行，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除外。这样做一方面似乎是为了在国外造成良好的印象，另一方面其实是为了以记者的名义掩护政府特务。中国记者中至少有两位——中央社和《中央日报》的记者——是特务。他们只是为了这次延安之行才临时当起记者的。他们对这次旅行本身报道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写出报道，并且在返回重庆之后就辞去了记者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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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无党派的报纸或是不愿派出记者，或是编辑部中没有人愿意去，因为在报道延安情况的同时，很难做到既不得罪共产党，又不得罪国民党，搞不好还可能同时得罪双方。但在最后，各大报都派出了记者。记者们两个月之后回到了重庆，大部分人都做了报道。这年夏天，我花了一部分时间写了一份报告，内容就来自这些报道和报道这些材料的记者们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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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报道中最有趣的材料是由国民党记者写的，他们毫不避讳地遵照了国民党的指示。这些材料又一次表明，政府简直愚蠢到了自杀的程度。它看不到共产党人正在赢得广大农民的拥护，而自己仅仅得到了城市中少数上层人士的支持，并且甚至这种支持也正在减少。有一个国民党记者强调，共产党只是成功动员了农村中粗鲁无知的贫民。他们嘲笑共产党的制造业停留在手工业水平，讥讽支持共产党作战并从中得益的仅仅是愚昧的村民。他们说，共产党没有国民党那样的现代化工厂。自然，这些报道没有提及许多国统区内的工厂正在破产。这些报道似乎是以一种最势利和最浅薄的方式让特权阶层相信，共产党不像国民党那样有士绅派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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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党派记者们的报道很谨慎，也不表明态度，仅报道自己对所见事物的印象。他们报道了一些共产党人的做法，按照国民党的标准，这些事实本身就够耸人听闻的了：所有农民向地主交纳的田租减少了25%；参军家庭免除捐税；军属受到特殊照顾。记者全都强调了共产党的政权机构组织完善，而且事实上不听从国民党的命令。大部分记者都谈到，像他们自己那样不是农民的人，生活在共产党农村可能都会觉得单调乏味和受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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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几名记者交谈过，我发现他们受到了深刻的震动。他们看到了国共之间巨大而鲜明的差异，确信没有任何方法能够阻止内战的爆发，而在这场内战中，最有希望获胜的是共产党人。这种观点通过口头交谈在重庆新闻界传播开来。据说，重庆一家小报的年轻记者在访问延安后写了一篇关于共产党领导人私生活的文章，文章中充满了庸俗低级的流言蜚语。然后总编把记者叫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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