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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生活在重庆的美国人来说，那年夏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生活在祖国。当时又有3000名美国人到达了重庆。作为一个主要盟国的首都，这并不奇怪。在重庆的红十字会和美军机构中甚至还有几个美国姑娘。两年来，这里一直在为美军各部门修建住房，现在美军的住房终于基本够用了，而且住宿条件相当不错。“驼峰航线”的状况得到了改善；在美军消费合作社中，美国香烟和食品也不再是稀罕物了。由于美国人一直在购入和运入汽车，现在美国人上街也不必总是步行或令人尴尬地乘坐黄包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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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人来说，这年夏季令人激动，大家也常常议论纷纷。人们的心中都充满了重大事件即将发生的感觉。随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史迪威也沿着新的滇缅公路推进了一半以上的路程。越来越强大的攻势必将改变中国战场上的停滞局面，胜利似乎已经在望。就在这时，日本人在华南发动了新的攻势，又使人们心绪不宁，因为始终存在着美国人不得不乘飞机匆忙逃离重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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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那个夏天里，美国人谈论最多的还是中国共产党人。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一事至少表明，美国可能正在考虑改变政策。当时大多数住在重庆的美国人对国民党都极端厌恶。他们认为，国民党的状况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所以美国改弦更张至少没有什么坏处。但现在不少时驻重庆的美国记者、军官和其他人士宣称，他们一直认为，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用任何方式和共产党人打交道，都是邪恶而愚蠢的行为。但就我的记忆而言，当时这些人并没有把调门提高到发出警告的程度，因为美苏在战火中结下的友谊当时尚未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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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军联络机开始飞往延安之后，所有能找到官方名义的人都希望去延安一趟，这种旅行忽然变得很时髦。神秘和新奇使得刚刚被重新发现的共产党人变得很有魅力。对喜欢收藏纪念品的人来说，共产党的纸币、邮票、土布、地毯和挂毯都成了抢手货。美国人之所以产生这样强烈的旅行热，可能是因为有些人一厢情愿地假定，共产党人都是好人；但我认为，大多数美国人是在旧事物已被证明毫无价值之后，希望去尝试一下新事物。美国人在试验新事物方面向来兴致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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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特里克·赫尔利到达重庆之后，这种情绪达到了高潮。赫尔利抵渝时的身份是美国总统特使。他是这一使命的绝佳人选。他个子很高，看起来很强壮，热情奔放。作为一个彬彬有礼的将军，他穿着华丽的军服，胡子修剪得很漂亮，满头白发一丝不乱。赫尔利热心地介入了史迪威正在进行的困难谈判。他不偏不倚地听取国共双方的意见，对每一方都同样讲述家乡俄克拉荷马州的奇闻轶事。谣传蒋委员长对他的印象颇佳时，一种既充满希望又不无慌乱的预感在重庆逐渐增强。关于赫尔利是如何被派到中国来的，他自己说了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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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一位记者那里听到的，而他是听赫尔利本人说的：白宫的几个“老男孩们”围坐着吃饭，有富兰克林（罗斯福）、亨利（霍普金斯）、帕特（赫尔利）本人和其他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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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说：“我很想知道，苏联是否真的把军火送给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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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说：“为什么不让我去莫斯科一趟，问问约瑟夫（斯大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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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说：“很好！”于是帕特前往莫斯科，约瑟夫回答说并无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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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听到后问：“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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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说：“我去重庆把实情跟蒋介石讲一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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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说：“很好！”于是帕特就来到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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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利就是这样把世界政治当作老男孩之间的游戏的。我有一个在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的朋友向我做了证实。赫尔利曾对他打趣地说：“当我认为自己可以冒险向蒋委员长讲一个下流笑话时，我就知道有进展了。”这一年，我在重庆仅见到过赫尔利一次，他当时是来美国战争情报局视察。他也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很好地反映了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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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着笑容说道：“人们问我如何与蒋委员长打交道时，我就会给他们讲一个调皮鬼的故事。有个孩子住在火车停车场的旁边，他总是喜欢围着圆形车库转来转去，同时注视着机师们工作。最后他认为自己学会了如何驾驶机车。一天，他和一位机师打赌，说他能把火车头开进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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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确实把火车头开进了车库，但他发现无法让车头停下来，于是就把车头倒了回去。当他倒到了外面的停车场时，就又把车头向前开。他就这样让火车头在车库中进进出出了三次。最后，他终于把车头停在了外面的停车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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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师说：‘孩子，这下你可赌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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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说：‘我没有输，我把车头开进车库三次，但是你没有及时把车库大门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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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赫尔利摸着雪白的胡子，看起来他对自己讲的故事感到非常得意，所以他下面点题的话似乎是多余的——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说：“这就是我和蒋委员长打交道的方式。我总是能让双方取得一致，但永远没有人能及时把大门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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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由桂林回到重庆时，战时陪都内中国人的生活使我觉得又回到了前几年的夏天。除了为美国人盖了一些新房子外，重庆和以前完全相同，街道和房舍仍然是那样肮脏拥挤。和前几年一样，战争显得遥远而平静，好像战局将会这样一直僵持下去似的。整个城市单调而乏味，人们关心的只是无穷无尽的琐事。在茶馆中，人们谈论最多的不是来自南方前线的消息，就是高昂的物价和低级的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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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周以后，人群中暗地里似乎产生了不安的情绪。谣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这正是动乱的标志。我记得有一个谣传说，美苏关系正在破裂，因为发现在中国境内被打下的日本飞机竟然是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援苏的——这些飞机被苏联人交给了日本人。另一个谣传说，美国正企图和共产党联盟，目的是削弱国民党，好在战后把中国变为殖民地。我认为这两个谣传都来自国民党，因为它们符合官方混淆视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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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谣言似乎是来自共产党的，谈到了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勾结。有的说国民党山西省司令长官阎锡山已经和日本人签订了一项局部和平协议，目的是对付共产党人。这个谣传在第二年，即1945年的夏天被证实了。在日本投降之前，山西日军就帮助阎锡山确保省会太原不被共产党占领。一些日本顾问、军官和士兵为阎锡山工作，并且后来留在阎锡山手下，直到3年之后太原被共产党攻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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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季，一些可靠的报告谈到，农民们通过暴力寻求出路的倾向不断增长；而且在中上层中，受官僚垄断损害者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这一年，最大的地方暴动似乎是中国少数民族在新疆发动的暴动，云南、贵州和甘肃也不断发生规模较小的农民骚乱。在四川除重庆之外的地区，据说地方将领们正在策划一场暴乱，目的是在日本投降时，把国民党赶回沿海地区。仲夏时节，重庆刮起了一场罕见的夏季暴风，据说吹垮了郊区的一座小屋，暴露出屋中实际是崭新的水泥弹药库。许多人都信以为真。谣传政府正在秘密加强陪都防卫，以对付可能反对它的近郊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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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公开的事实表明，国民党看到了局势的不稳定，并且企图用软硬兼施的手段维持其暴虐统治。现在政府承认民盟是合法政党，并且许诺最后让它在政府中获得发言权。这样做的部分目的可能是迎合美国人，也可能是为了引诱民盟脱离李济深的独立运动，但主要目的似乎是把民盟变成一个安全阀，让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在空谈中无害地发泄出来。这年夏季，特务抓的人减少了，审查制度放松了。有一段时间，重庆报纸也刊登了一些批评政府的言论——其实在外省的报纸上，这样的批评已持续一年多了。许多报纸在社论中都要求实行有法律保障的民主，其中一些大胆的报纸更是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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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日军开始由衡阳向桂林急速推进，重庆人日益增长的不安更加公开化了。人们谈论说这个国家已经达到了它所能忍受的最后极限，如果政府仍旧没有根本性的变化，那么中国是没有出路的。甚至国民党内部身居高位者中也有人附和。资深外交官，国防最高会议成员郭泰祺对我的一位美国朋友说，他认为除非进行最激烈的改革，否则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救中国。他同时担心任何改革都会受到限制，不可能及时进行足够彻底的改革。这年夏天失宠并丢了官的宋子文对一位外国访客说，在蒋介石下台之前，是没有任何希望来改变这种局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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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以来，一直有各种小道消息，说蒋介石已经上年纪了，没办法妥善应付遇到的问题了。也许这是因为现代中国已经太复杂，使得蒋介石这样仅仅依靠传统手法的人应付不了了。我刚到重庆就听说，蒋介石在去年冬天开罗会议上的表现是十分过时的。当时前往开罗的美国和英国代表团中都有各种专家，以备在每一个讨论的问题上提供咨询。但中国代表团规模很小，主要由蒋委员长的家人和私人关系成员组成。宋美龄当然随行，而无足轻重的黄仁霖居然也是成员，他只是一个宫廷小丑，所谓“新生活运动”的头头。有些对开罗会议必不可少的人却没有包括在代表团中，因为这些人对蒋委员长不完全俯首听命。宋子文就是一例，近来蒋委员长和英美之间的问题大多数由他经手处理，但却没有让他去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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