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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记者们开吉普车的普通士兵们，我同他们一路谈笑自如。他们教了我们不少军中的俏皮话。例如，当我们在瑞丽河谷边停车的时候，有一个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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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使我想起了我的妻子——全是弧形的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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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另一个人面无表情，谨慎地说，“你的意思是说她像这条路那样弓腰缩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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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支护送队由缅甸而来的消息在沿途乡民中不胫而走。一长串满是尘土的汽车弯弯曲曲地越过山丘，像是一条机械的巨龙。乡民们丢掉手上的活计，扬着臂膀，欢笑着奔向我们。镇民纷纷走出破屋，涌向公路。站立在公路两旁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当我们到达昆明时，10多万居民在大街上欢迎我们，激动人心的欢呼声简直与当年重庆街上的人声沸腾一样。我忆起1942年夏季，鲨鱼头涂装的美国P-40战斗机第一次出现，表演陡直上升的特技时，人们也是这样欢腾的。这支护送队的到来使得人们以为他们一直热切地盼望着的美国机器和物资从此会源源而来，而且会早日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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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事件前后，已有迹象表明美国改变了远东战略部署。之前的战略是以中国领土为首要战场，然后朝北直捣沿海；后来改变为从太平洋向日本本土诸岛直接进攻。当然，华南登陆行动依然会进行，但那是次要的，目的只是斩断对中国的海上封锁，以及吸引住日军留在大陆。史迪威没有成功违抗蒋委员长让自己的补救计划得以实施，但是史迪威促使他的上级相信，过分依赖国民党的战略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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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迪威事件到日本投降之间的10个月内，美国对华政策显然是老一套。它的目的还是改造、重建国民党军队，鼓励国共在军事上合作，开辟战后和平的途径。但在这些公开目标的背后却包含着另一种想法，那就是认为，当前重要的是如何把中国团结起来，维持现状，保持表面平静，战后问题以后再说。好在史迪威已经下台，矛盾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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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缅甸回到中国之后不久就发现，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的最后半年中有所改变。赫尔利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后曾飞往延安，劝说共产党员，如果国民党愿意组成联合政府，共产党的军队也应置于联合政府之下。他返回重庆后，却发现蒋委员长不会接受任何有碍于其独裁统治的协议。接着，谈判有好几个月陷入了僵局。新任大使希望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协议，却恰恰抵消了他作为调停人的作用。从此，他自己也觉得他的工作已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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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魏德迈将军倒是忙于为国民党建立一支部队——号称“新军”——其计划的争议性比史迪威的小一些。美军终于大批到来，并分配到国民党的20个师中，有1万名中国士兵和军官进入美军办的训练营参加速成培训。美国顾问和技术小组也被派到新军中去，就像之前的缅甸远征军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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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所有这些都是徒劳。房屋即将垮塌，在表面刷上油漆又有何用？国民党军队倒是有了新的武器装备，生活标准也提高了，但那只不过是在肮脏、破旧不堪的战争机器上蒙上洁白的罩子而已。国民党的真正意图仅仅是表面应付一下，并不是真正想加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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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迈把自己局限于蒋委员长顾问的角色。他表面上忽略了美方积极参与在缅甸胜利中的重要作用。他很少抵触蒋委员长，以免新军被同化，最终落入了蒋委员长“分而治之”的平衡把戏中。他的僚属仅能对中国同僚提建议，后者则有随便拒绝之权。对于杜绝滥用和贪污美援物资，或是杜绝军官和士兵横行霸道方面也很少改进。当集合起来检阅时，崭新的新军是拍照的绝佳主题，但大部分军官的战略战术思想都仍然是封建式的，他们不但一贯相信部队和装备是他们个人权力的一部分，而且牢记一个信条：只有在无所作为会让自己丢面子时才动用手下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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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美军在琉球和冲绳登陆成功，公共舆论相信战事已经绕过中国大陆，赫尔利与魏德迈时代的新认识形成了。美苏分道扬镳在即，而美国对华政策也转而反共。魏德迈被问及政治见解时，他总是回答说，他只是军人，打仗是他的本分；新军不管如何使用，他都不会感到惊讶，这不是他的职责所在。显然，新军将成为战后国共内战中的国民党军队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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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利要直率一些。他刚来华时还标榜会不偏不倚，但这种姿态仅维持到了1944年的秋季，然后就进入了一个离奇的阶段。经莫斯科回国返华后，他开始轻视中国共产党，声称中国共产党配不上“共产党”，并扬言说这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告诉他的。后来，到了1945年春季，他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深刻的、尖锐的反共态度，好像他在最初来中国之前就是反共斗士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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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支护送队到达昆明后，我一直在昆明待到5月初，把我以前写的第二本有关缅甸的小册子改写成了一篇短篇小说。这座城市是魏德迈训练新军的中心，经过整个春季，现在看上去简直像是一个美军驻扎的小镇。我相信昆明及周边地区的美军数量已超过2万。在机场周围，美军仓库等建筑遍布各村。在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美国军装的人——有中国新军和美军，也有在黑市上购置军装的人——与穿蓝色云南长袍的人在数量上简直相差无几。从缅甸和印度的定期车队到来时，除手推车外，棕色的美军军车往往是最多的。在庞大的昆明烟草货摊上，黑市的美国烟比本地商标的纸烟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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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春季的几个月，美国出版物也增加了。昆明的每支美军都设有活跃的公共关系处，它们竞相发布新闻，举行记者招待会。与过去几年的情况恰巧相反，他们很注重本地的中国报纸。当然，大部分材料都是在宣告胜利或预言胜利。这些乐观的报道激励了中美合作，同时也给人们一种印象，国民党的军事力量确实增强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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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美国人经历了史迪威的沉默期之后，爆发了一场公众舆论的热潮，这不禁令人费解。共产党人声称史迪威是进步的，因而不可能获得美国人全心全意的支持；我相信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一贯如此。但是，我从未认为这是事实。史迪威本身应对公关问题负主要责任。他致力于做一个严苛的军人，主要兴趣点是军事，而对宣传用功甚少。相比来说他的继任者魏德迈将军更有政治头脑，对媒体也重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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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迪威时期，美国人在中国扮演的角色错综复杂，不合常规，而且总是游走于失败的边缘，所以寻常的宣传手段很难将其描述清楚。在后一个时期，当时中国的封锁已被粉碎，胜利即将来临，美军的各项活动即使以美国广告的标准来衡量也不逊色。虽然新军整编工作实际上比较肤浅，但美国的武器和训练营却能深入人心，长期懒散的公共关系人员也为之感到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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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新的舆论热情似乎充分证明，亿万人民和各方势力是可以拧成一股绳的。按美国的观点来说，我们对新军的训练和装备足以使其成为一支强军；在政治和经济基础健全的美国，无疑会是这样。按照我们主观的看法，我们相信并声称新军变得强大了。但是我们却不知不觉地隐藏了真相：事实上，新军仍然虚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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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春季，尽管美军官方充满乐观，但大部分在昆明的美国人都有自己的判断，他们依然认为所有中国人都是卑鄙的。美军组成的社会圈子相当庞大，自给自足；但是，能够帮助美军识别和分清国民党和中国老百姓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昆明的普通美国人还没有普遍形成反共意识，反倒是极其厌恶为加强一支腐朽军队要做的各方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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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军中，老生常谈的批评内容仍然是国民党发国难财、效率低下和反动落后，几乎成了人们见面交谈时的一种固定模式。目前，滥用新滇缅公路的种种谣言又风传一时。据说有一支中国军方护送队，离开印度时有70多辆美国卡车，到昆明时只剩3辆了，其余都在黑市上卖掉了。另一支运送军火的护送队，查出来装载的满是女士内衣和高级轿车。大部分美国人都见到过形形色色的鬼把戏，因此很容易相信各种荒诞离奇的传说。于是，美国人中间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民族偏见之风，其流传之广早已不限于美国南部各州来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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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我认识的一位在公共关系部工作的美军中尉组织了一批中国记者沿滇缅公路南下采访的活动，他原本想把他们安置在美军军官宿舍里，希望能借此机会了解到亲美的舆论，但他发觉主管宿舍的军官竟然要安排这些中国记者们住进中国佣人的宿舍。后来，当他安排他们住进美军仓库或食堂时，邻室的美军都要搬出去或借故离开，几个美国军官还嚷道：“把那些耍歪门邪道的中国佬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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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久之前，这些中国记者们写过他们自己的反美报道，昆明人早就对这批来访者充满了敌意，并有很多冷言冷语。过去华南固有的反美因素暂搁一边，目下众所周知的是，许多美国人也参与走私和非法买卖；昆明的美军供应品市场极其繁荣，没有美军的参与是不可能的。为此，美国批评中国腐化和贿赂风气也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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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本身也在鼓励反美情绪。1945年的头几个月，昆明和重庆政府控制的报纸发动了一场反“吉普女郎”的战役，表面上虽是在批评中国女郎同美国人的不端行为，但内里更尖锐的矛头却是直接指向美国人的。其他报纸纷纷响应，表明人民对此早有愤懑情绪。美国人与中国女郎在街上一同行走——通常是富贵人家的女眷——会遭到愤怒的公众的恫吓，有些甚至会被丢石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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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国家驻扎大量外国军队，同类的情况都会发生，但是我觉得，中国人之所以感到特别苦涩，根源还在于当时的中美关系基调。美国人多少感受到了，如此大规模地援助国民党政府，却对抗日没有起到多大用处，其中必有蹊跷；当然，他们很少认真思索个中缘由。美国对国民党的赞扬——赫尔利与魏德迈用珍珠港事件前的方式发表了许多奉承话——再加上一些下意识的胡言，自然会使中国人民恼怒。在普通中国人中，他们的愤恨是有事实根据的。那就是：美国正在支持不得人心的国民党政府，促成一场中国人民不需要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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