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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民党军队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张。在内战中变得紧张不安、胆战心惊的国民党军队对待农民比抗战时期更为残酷。国民党军队对村民的集体屠杀——有时是活埋——时有发生，至于抢劫、强奸、殴打，更是司空见惯。因为共产党游击队是由农民组成的，这可能使国民党军官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士兵——同样也是农民——在另一种场合就可能是他们的敌人。国民党士兵集体投共现象也经常发生，这样国民党就必须在自己的统治区内抓捕更多的壮丁。由于大批壮劳力被抓走，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便无法维持生活。1946年末至1949年初这段时间中，内战的激烈程度甚至更甚于抗日战争的后几年。为了应付内战，国民党在农村穷凶极恶地强征粮食、牲畜和车辆，使得大批农民倾家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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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中，美国奉送给国民党的礼物使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在原日占区巧取豪夺，大发横财。从日本投降之后，这种风气长盛不衰。尽管存在着内战，但国统区的工商业本来是有希望恢复的，然而实际上，由于官方的垄断、公开的骗局和对私营企业的敲诈，工商业开始崩溃。许多中产阶层甚至上等阶层人士走向破产。国民党中大发横财的人在逃往海外之前，把攫取的暴利纷纷存入外国银行。很多人估计，这种存款高达10亿美元，有些人甚至估计数额和美国给予国民党的全部美援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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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不堪忍受的时期，城市也必然陷入残酷与镇压当中。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国民党曾给人民以象征性的自由。但在此后，审查制度就变得比抗战时还要严苛。民盟在1947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它的一些成员遭到殴打、绑架甚至暗杀。由苏联新闻机构报道出来的深夜逮捕事件和突然失踪事件广泛流传。学生们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抗议最为强烈，于是军队用机关枪对付学生示威，还侵入校园逮捕或杀害被怀疑为学生领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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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美国文化”风行一时的时期，花费几十年时间才形成的表面现代化成就也开始崩溃。由于官员们把大量资金装入私人腰包，各地公路失修，城市街道堆满垃圾。救火队员在敲诈到足够的贿赂之前不救火，警察私下和地痞流氓串通一气。很多人认为，与其把钱存入现代化的储蓄银行或保险公司，还不如买成物品囤积起来更为有利。随着现代工业几乎完全停滞，西方的影响就主要表现在各种奢侈品——高级轿车、香烟、尼龙、塑料手提包上，因为从美国进口这些物品可以获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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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趋势在上海和其他一些有过租界的港口城市表现得更为明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带头废除了对华不平等条约，其他各国也先后放弃了在中国的租界权。但即使是这种好意现在也变得对国民党不利。在日本侵华之前的10年中，蒋介石政权曾在世界上赢得了“现代化政府”的好名声，这和外国租界的影响分不开，当时的外国租界提供了一个稳定、高效的世外桃源。现在国民党再也无法弥补这一损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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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化时期”中最糟糕的事情也许是，在这个拥有几亿人口的国家，蒋委员长坚持要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几亿人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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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似乎感觉到，他必须使美国人相信，他的统治是民主的，不是独裁的。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完全是象征性的——就好像中国京剧的舞台布景一样，结果只是使他的“民主”显得更为稀奇古怪而已。例如，1947年举行了国民代表大会，从名义上来说，这是第一次由公众投票产生的代表大会。但实际上，投票很容易做假，因为中国公众也一直持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根本不会把选举当作一回事。然而，最后在南京会议厅中出现的国民代表人数竟然超过了法定名额。原来，这是因为蒋介石为了使美国人相信他是多党政府，临时把一些代表席位“赐予”了以前属于民盟现在改投蒋门的人，同时撤销了国民党内一些触犯了他的人士的代表资格。但被他撤销的代表无论如何都是经过选举产生的，他们不顾他的旨意，仍然出席了大会，所以代表的人数超过了法定名额。事情最后的结局是，不听话的代表被强制退出会议大厅，代表的席位仍然给予蒋介石指派的人。这件事说明，对于蒋介石来说，民主始终是一个十分麻烦又莫名其妙的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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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从理论上说，在蒋介石成为符合民主宪法的民选总统之后，他在名义上放弃了独裁的权力。但他几乎立即又授予了自己更大的权力，其借口是国家处于“动员戡乱”时期。由于一党独裁的“训政时期”从理论上说已经结束，所以国民党宣布，党的经费今后不再从政府预算中支出。但众所周知，在此之前蒋介石的亲信们已经把没收过来的大量日本财产转到国民党名下，国民党还有足够的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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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委员长在这样一些伪装之下，用尽各种阴谋诡计，企图通过制造混乱来谋取最高权力，但他制造的乱局却开始失去控制。当美国人使蒋介石有机会占据东北时，他派往东北的接收大员都是南方人或上海人，他们的敲诈勒索终于使东北人民纷纷加入由共产党在北方指挥的军队。为了统治台湾地区，蒋介石派去了外省人，他们的残暴行为使台湾地区人民于1947年爆发了暴动。国民党屠杀了上千人才恢复当地的秩序。蒋介石在1945年终于通过政变把云南省置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他立刻把该省最精锐的部队用美国飞机运往东北。但这些部队对保卫东北毫无兴趣，结果成群地向共产党投降了。与此同时，蒋介石把外地人派往云南，这些中央大员在当地搞得怨声载道，于是滇省大部发生了公开的暴乱。最后，被蒋介石搞下台的省主席、心怀不满的军阀龙云在1949年又策划了一次政变，致使云南省全部投向了共产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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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方面也是一样。蒋介石为了保住自己一时的权力和面子，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魏德迈为国民党训练和装备了39个美式军械师，但蒋介石害怕这39个师的实力会威胁他对军队的掌控，于是把大部分消耗于玩弄势力平衡的内斗中。结果这39个师的士气十分低落，并很快就和那些未经美国训练和装备的部队一起投降了共产党。在缅甸战役中崭露头角的孙立人是最有才干的国民党军队大将之一，但蒋介石却任命他担任陆军训练司令这一闲职，搁在一边不予重用。蒋介石安插在国民党军队关键职位上的人，都是除绝对忠于他之外一无所长的家伙。蒋介石重用“常败将军”汤恩伯，使他得以继续创造打败仗的新纪录。我于1941年就听说过卫立煌在河南的溃败，他后来被任命为东北“剿总”司令，1948年又再次去职，原因与7年前那几次较小的败仗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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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委员长“隐退”后退至台湾地区，打算把宝岛建设为自己的禁脔。在大陆，桂系的副总统李宗仁作为代总统，接替了他的职务。李宗仁以前是在违抗蒋介石旨意的情况下被选为副总统的，那次他让蒋介石大大丢了面子。所以作为报复，蒋介石明显地希望李宗仁失败，希望大陆在李宗仁手中丢失。蒋介石越过李宗仁，向自己在大陆的嫡系部队发布命令，鼓动他们撤退而不是坚守。他还扣留了李宗仁的部队所需的经费。共产党之所以能那样迅速而轻易地占领中国南部和西部地区，原因之一就是蒋介石的这种干预。很明显，他希望当李宗仁——当时合法的政府首脑——失败时，美国人将再次把他在台湾地区的小朝廷视为中国政府，而且可能发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很快迫使我们重新大力协助他恢复对全中国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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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最后的几年中，最能暴露蒋介石本质的行动发生在“隐退”前的1948年。当时北方战场的形势明显对蒋介石不利，逃离大陆不可避免。这时他专横地决定发行一种叫作“金圆券”的新纸币，来代替已经贬值到离奇程度的旧法币。蒋介石下令所有人都必须把私藏的黄金、白银、外币兑换成这种新纸币。为此还发布了禁止囤积和投机的新法令。蒋委员长的儿子蒋经国——他以前在江西省“模范城市”担任专员——被指派发动一场恐怖运动，威逼人民遵守这项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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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蒋委员长的私人圈子都不受法令约束，更何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当时已经把大部分财物转移到了国外。但在上海，蒋经国处决了几名小囤积者，以获杀鸡儆猴之效。然后蒋经国以违反新法令为借口逮捕了一批富商。讽刺的是，这些人中也包括那些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代表人物。正是这批人在1927年唆使并帮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流血政变。杜月笙的儿子也被逮捕了。杜是上海著名的流氓头子和“慈善家”，在1927年的政变中用青帮势力帮助了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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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这些人欢迎并支持蒋介石，因为他们指望他能建立一个政府镇压共产党和农民，维护他们的利益。现在这个由他们帮助建立的政权已面临末日，而它的圈子也越来越小。他们自己也成了这个政权的受害者。他们必须交出自己的财物，付出巨额“罚金”才能从监狱中脱身。蒋经国被派来进行这种敲诈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残酷的象征，因为蒋经国受过苏联的教育——这使人想起蒋介石讨好共产党的那段历史；而且蒋经国的“模范城市”几年来一直被国民党当作一个荣耀、一个骗人的橱窗，表示自己正在向西方的现代化政治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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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的逮捕和处决行动震动了国统区，中上阶层的人们不得不至少交出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币。国民党并没有大力稳定“金圆券”的币值，所以它很快就贬值到了几乎和旧法币一样的程度。但通过这种手法，蒋介石捞到了一大笔硬通货，据保守估计，价值为3亿美元。共产党占领南京、上海时，蒋介石携带着这笔钱逃往台湾地区。虽然他当时已经把总统职位交给了李宗仁，因而对国库并无合法权力，但他仍然占据着这笔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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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毫不怀疑自己有权占有这些财富，它是点燃他本人这支“神圣火炬”的燃料。但交出硬通货的人们却失去了生活的保障，对国民党也更加不满。蒋介石这种企图把人民身上最后一分钱都榨光的行为，甚至在那些热烈支持过他的人们中间也引起了强烈的憎恨，他们不再相信他是“真命天子”了。他现在成为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只有他对自己的统治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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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上阶层抛弃了蒋介石，中国最后仅有的反共力量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混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是一次社会革命，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此。中国旧的特权阶层资助和承认国民党政权，把它看成一个能在危机四伏的现时期保护自己利益的卫士，而国民党却听任蒋介石独占。这个阶层创造了这架政治机器，但最后这架机器却反过来残害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这个事实本身说明：在中国，旧的特权阶级已经没有能力继续进行统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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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曾在中国北方推行了温和的社会革命，主要是在土地改革方面。内战开始以后，为了赢得农民的支持，共产党在中国北方开始推行更为激烈的改革措施。他们鼓动农民斗争地主，平分地主的土地，甚至处死了一些有民愤的地主，从而唤醒了农民的解放觉悟，并广泛宣扬“有进无退”的意识。这些做法无疑也帮助了他们组织军队，夺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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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有在华北、东北地区，共产党才有时间这样做，因为那里内战进展得比较缓慢。在中国的其余地区，由于共产党进军太快，根本没有时间来进行土地改革，只能留待以后来做。所以在大半个中国，共产党人夺得政权并非是由于新事物的感召，而是由于旧事物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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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崩溃的最后阶段可谓众叛亲离，悲惨至极。当共产党占领北方各城市时，还有大批公众，包括穷人，惊慌失措地在共产党到来之前纷纷逃跑。但在共产党向长江流域挺进时，绝大多数公众，包括上层人物，都对国民党极端憎恨，所以只要是认为自己不会被作为战犯而受到审判的人，绝大多数都留了下来。这时人们主要害怕的已经不是共产党的占领，而是国民党败兵的暴行和混乱。甚至大多数美国人也开始与节节胜利的共产党军队联系。在此期间，蒋介石又企图使中国遭受最后一次屈辱。他表示，如果美国介入中国内战，他愿意恢复不平等条约，并给予美国更多的军事基地——从而使中国沦为美国的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中国人觉得：即使共产党人真的像反共漫画中形容的那样，即使共产党真的是苏联人的追随者，它也很难比国民党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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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列出了我们对华政策的种种失败，其主要恶果是在中国人民中间造成了强烈的反美情绪。但这只是局限于中国而言，另一方面，我们站在国民党一边所进行的冒险也损害了我们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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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在欧洲的政策是用和平建设的手段与共产主义竞赛，即“马歇尔计划”，但与此同时，我们在中国却企图用破坏性的军事行动来扑灭共产主义，这使得亚洲人有理由认为，美国偏爱亚洲人过去所憎恶的自以为高贵的西方国家。在殖民主义时期，英国、法国、荷兰就是这样用不同的标准来对待东方和西方的。在西方，他们主张社会进步，他们本国的人民是欧洲最自由、最富裕的人民。但在东方，当他们在亚洲殖民地中的人民起来要求同样的权利时，他们的回答却是残酷地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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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于那些并不像美国人这样狂热反共的亚洲人和欧洲人来说，我们在中国的行为形同残忍虚伪的伪君子。我们的报刊和政府竭力鼓动中国人在东方向共产主义作战，但我们美国人却没有开枪，战斗和死亡的双方都是中国人，其中大多数人并不关心共产主义或反共产主义，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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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任何国家都比我们更加理解中国的局势。在英国外交部和其他西方国家——无疑还包括苏联——看起来，我们对国民党的支持让我们成了十足的蠢货。早在日本投降之前很久，许多外国观察家就已经看清楚，美国的对华政策恰恰正在中国造成一个我们声称希望避免的局面。我们对国民党中央集团的援助，只是使得这个集团变得更加虚弱，更加不愿意自力更生。而我们维持蒋委员长最高权力的努力，更促使他压制自己小圈子之外的一切非共产主义势力，何况这种势力在中国本来就不强大。我们用力捂住盖子，直到下面的压力变得越来越大，这就确保了共产党最后迅速而全面地争夺并完成了权力的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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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们在中国的行动可以被当作一个证据，证明美国正如共产党宣传所声称的那样，是一个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至于我们是如何陷入这种尴尬局面的，美国官方却一直没有给出解释。但我认为，这只是因为许多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出现时，我们匆匆忙忙地采取了一些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因而也是机会主义的对策。但也有可能在决策的过程中，有少数希望美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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