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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们在中国侵略性的反共行动加快了冷战局面的形成。大部分美国人至今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眼睛盯着的仅仅是欧洲。在欧洲，苏联确实更富有侵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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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管美国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共产党坚持与资本主义斗争的不可避免的学说，也致使美苏因此总是存在着潜在的紧张关系。但如果我们在战后不是那么匆促地在东方采取进攻姿态，这种关系可能不会恶劣到如此地步。1945年，我们对国民党部队的空运必定给了苏联人以深刻的刺激。因为这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运显然是反共的，而且就发生在日本投降后仅仅几天，就发生在一个与苏联相邻的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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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们竭力鼓动毫无价值、不得人心的国民党去把中国共产党吃掉，这很容易摧毁我们反共产主义的道义立足点，表明我们只信奉“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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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述我们如何陷入这种困境之前，我最好先谈一些苏联在中国的情况，因为这方面的情况一直被某些人利用，在美国制造混乱。近几年来，流行的说法是把现在中国的局面完全归罪于罗斯福和苏联人。据说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强烈要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于是这位已故总统被说成是放弃了我们在太平洋地区所取得的胜利。苏联军队被说成是在东北故意延长占领时间，以使中国共产党有机会占据东北。东北被说成是共产党征服全中国的主要基地。最后，中国共产党被说成仅仅是莫斯科的工具，据说它完全是由它的苏联主子武装、支持和指挥的。这些说法是十分危险的误解，可能会导致美国在亚洲遭到更惨重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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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十分欣赏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中的表现。我认为他恐怕在世界性的官方事务中过高地估计了个人的作用，这点与蒋介石的封建式信念并非毫无共同之处。他明显地认为，如果自己能和斯大林友好相处的话，美、苏两国也会友好相处。当时由于国民党和日本人之间的联系，雅尔塔会议的决定不得不对蒋委员长保密。但我认为，罗斯福秘密承认和许诺苏联对中国东北港口和铁路的权利是不妥当的。如果为了打击日本人，我们不得不对斯大林进行贿赂的话，美国最大限度只能许诺苏联在联合国面前提出它对东北的权利要求，以便把最后的决定留给联合国去做。但反过来说，尽管罗斯福的这一行动有失稳妥，但雅尔塔会议毕竟没有注定中国内战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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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苏美两国都不插手，中国共产党人必将占据中国东北。归根到底，国民党之所以能到达东北，唯一的原因就是美国帮助它进行了海空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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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队确实在东北多停留了半年，在此期间，大批共产党部队渗入东北，以至于国民党后来无法把他们赶出去。然而，苏联军队是按照蒋介石的要求才多做停留的。当时蒋介石希望争取更多的时间，由美国人把他自己的军队运往这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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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苏联人终于在1946年初撤出东北时，他们撤退的方式确实有利于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去接收他们留下来的日军装备。但到目前为止，官方的美国观察家们只能找到这一个例子来说明，苏联在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之前，曾给过中国同志以大量的物质援助。然而，中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帮助下从东北得到的武器并不比国民党在美国帮助下从东北南部得到的武器和其他利益更有价值。苏联人并没有为他们的中国同志在东北留下有重要作用的基地。相反，由于苏联人当时认为，国民党定能成功占领整个东北，所以在撤退之前把所有的军事工业都给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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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内战中，东北并未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基地。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和主要力量来源，一直是在他们抗战期间就已经控制了的华北游击区。内战中的决定性战役也正是发生在这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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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情况并不能说明苏联从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也不能说明他们不给外国共产党人物资援助。如果中国共产党需要苏联给予更多援助的话，他们可能是会同意的。也许他们曾秘密地给予中国共产党一些援助，而现在还不为非共产主义世界所知晓。但人口众多的中国并不是保守秘密的好地方，如果苏联人确实给过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秘密援助，那么时至今日必然会为外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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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过多介入中国事务对苏联是有利的。在抗战期间，苏联援助给了国民党，而共产党则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扩张。到日本投降时，国民党的腐败使人们相信，如果没有外来干涉的话，共产党人必将取得胜利。苏联的不干涉态度避免了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反苏情绪——如果这两个不同的民族真的发生了大量接触，很可能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不干涉态度也使苏联在亚洲其他国家赢得了公正的名声。而与此同时，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却使这些国家怀疑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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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苏联的动机是什么，也不管他们在欧洲干了什么，其在中国的行为看上去是比较公正的。在中国大陆内战期间，它的唯一一次重要介入只是在东北以消极的方式留下了一批武器。如果这仅仅是欺骗中国人的假象，那么起码在这段时期，它的真面目还没有暴露。正因如此，在亚洲的冷战中，共产主义者明显居于上风。同样，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更大程度上是美国的失败，而不是苏联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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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之前的章节，我已经叙述了美国失败的几个因素。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对中国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为失败埋下祸根。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我们和国民党的不现实的关系，使我们接近了这场失败。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由于我们在中国的情报系统不完备，宣传方针不合时宜，而美国新闻界又按主观愿望报道，所以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防止这场失败的发生。赫尔利把不同意他意见的专业外交人员赶出了国务院，这件事说明，我们习惯于认为外行可以而且应当处理对外政策的问题。这种传统大大促成了这场失败。这些专业人员虽然现在被笼统地扣上了共产主义者的帽子，但对他们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却是：他们当初对中国形势的估计，已经完全被历史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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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性格易于冲动，我们中有许多人都下意识地轻视有色人种，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在中国产生的影响，特别是教会。我们中的一些人似乎认为中国人民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可以而且应该接受任何一个美国青睐的政府，而不管这个政府是不是中国人自己所喜欢的。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危险地用主观主义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对外政策，认为这种政策可以由美国人的主观愿望来决定，而不是必须由所在国的客观事实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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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说过，我认为在日本投降后紧接着发生的海空大抢运，是我们这场失败的关键所在。这次行动使我们无可挽回地闯下了最后的大祸。但直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人对这次抢运过程做出详细的解释。甚至国务院的白皮书也把这件事情含糊敷衍过去了，以证明美国对加速国民党的崩溃并不负有责任。虽然如此，这次抢运的大致情况现在已为人们所知，而且其中的一些细节也不难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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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情的起源还要从史迪威事件之后说起。当时赫尔利和魏德迈被指派担任在中国的重要职务。选中这两个人可能仅仅是因为方便，因为当时赫尔利就在重庆，而魏德迈则近在锡兰[40]。但他们的保守主义态度肯定也是考虑派往中国的因素之一。赫尔利是共和党人，而魏德迈一直支持共和党的政策。罗斯福之所以选中他们两个人，可能是为了增强对外政策中两党合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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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测，当史迪威的政策遇到困难之后，罗斯福那种喜欢凭冲动做出决定的性格就表现出来了。罗斯福当时没有去寻找更好的手段来贯彻原来的政策，而是凭一时冲动就决定在相反的方向上试试看。当时鲁斯系统的杂志和其他报刊，加上沃尔特·周以德等共和党议员开始煽动鼓噪，反对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蒋委员长。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可能认为，不如再给蒋介石一点甜头，并且最好让共和党人去中国做这件事。他可能认为，这种做法有助于平息共和党对他的国内政策和欧洲政策的批评。另一方面，恐怕他那种过高估计个人作用的历史观也起了作用。他可能认为，在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本人和蒋委员长要维持良好的个人关系。此外，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曾披露，罗斯福希望在战后前往中国，亲自充当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调解人。所以他当时可能已经下定决心，目前的政策主要是维持蒋介石对日本做最低限度的抵抗，其他一切都留待他日后能够亲自处理这一问题时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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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史迪威事件之后，我们的对华政策被共和党人接管。在日本投降之前关键的几个月中，我们在中国的首要代表缺乏处理中国事务的经验，而且他们似乎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去评价国民党的。由于赫尔利和魏德迈不断赞扬国民党，所以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声望押在了国民党这一边。正因为如此，他们既没有加强国民党的力量，也没有使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一项协议，在这两方面他们都失败了。在日本突然投降之后，美国又一次凭一时的冲动来处理中国问题。这时赫尔利和魏德迈特别希望采取能够掩饰他们自己的失败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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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蒋委员长请求美国帮助他占据全部日军占领区的要求，最初是用电报形式提交给华盛顿的。然后华盛顿要求身在重庆的魏德迈及其情报部门对此表达意见。魏德迈及其僚属认为，把国民党部队运往东北是危险的军事冒险。很明显，这时魏德迈已经对他自己以前为了讨好国民党而促成的局面感到不安。他拜访了蒋委员长，劝告他不要企图占领东北，因为那样会使战线拉得过长。他还建议由美国、英国、苏联三国共同达成一项协议，保证蒋介石能够占据华北的部分地区。但蒋介石拒绝了这些建议，而魏德迈也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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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匆匆忙忙地交换了一连串跨越太平洋的无线电报之后，海空抢运计划就敲定了。我相信，麦克阿瑟将军是站在赞成蒋介石要求一边的，赫尔利更无疑是强烈支持蒋介石要求的。赫尔利的支持很起作用，因为他当时的职务是美国驻华大使。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这样仓促做出的，这似乎是这场灾难中最可悲的方面。这场灾难已经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而且直到现在还在继续给我们造成损害。在某种程度上，这场灾难可能是一个老年人害怕全世界的绝望心情所造成的。然而很明显，最后的决定是在华盛顿由杜鲁门总统或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的，也可能是由他们共同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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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经常迷惑不解地认为：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没有根本区别。上述一连串事件更证明了这一点。两位民主党总统对中国这场灾难的责任并不比任何共和党人小。1945年以来的历次事件，特别是发生在1950年的几件事，倒是明确了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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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军事干涉政策在中国失败了，这种政策虽然同时在希腊获得了成功，但也花费了过多的人力、时间和金钱，这种情况使杜鲁门、艾奇逊和他们的民主党支持者们似乎开始认识到：在一个经济和政治基础不足以抵抗共产主义的国家，企图用军事行动来遏制共产主义是徒劳无益的。现在这些民主党人不幸又有可能被卷入在印度支那的另一场危险的军事冒险中，这次他们显然希望在这些亚洲非共产主义国家中，运用成功的马歇尔计划代替杜鲁门主义，即采用政治解决方案，用政治、经济手段与共产主义竞争，而不是用军事力量来压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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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在1950年初关于台湾地区问题的激烈辩论中，许多共和党人提出的口号是：“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那就再干一次。”换言之，正因为军事干涉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所以他们希望挑起一起更大规模的军事干涉。更为不祥的预兆是，一些共和党人在1950年春季的预选策略表明，他们竟然有意或无意地打算在美国试验一下戈培尔的弥天大谎式宣传术，目的是让我们在亚洲继续奉行军事干涉政策。由于这种政策在中国造成了最大的失败，所以他们就编造了一套关于中国问题的神话，和事实完全相反，从而麻痹了美国公众的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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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确实有些“可敬”的共和党人当真相信，民主党政府已被亲共产党分子渗透，这一政府开始忽视中国问题，后来更是顺势把整个中国都出卖给了苏联。但很明显，另外一些共和党人之所以在中国问题上喧嚣不已，纯粹是选战投机活动，华盛顿残留的亲国民党院外集团更是竭力鼓噪。麦卡锡参议员及其一伙很可能还会从政府中抓出几个隐藏的共产党分子或共产党同路人。但这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问题上，目前共和党的所作所为完全是颠倒了黑白，这使我们在将来更加难以防止类似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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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共和党人说史迪威帮助了共产党，因为他打算用美国武器装备共产党，并让他们参加盟军方面的作战。实际上，史迪威在这些方面都失败了，他既没能利用共产党的军队，也没能在美国于中国建立空军基地之前，加强中国地面部队的力量，反倒是陈纳德在大战期间帮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忙，因为他竟然能使自己主张的中国南方的空中冒险计划得到批准，而这一计划的执行引起了日本人在1944年的大规模进攻，让几百万中国人倾家荡产，陷入绝望的境地，而这种情况，恰恰给共产党人的扩张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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