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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从重庆乘美国飞机飞到这里，它都不收我分文，我凭什么还给你这么个人力车夫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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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夏末，物价直线上涨，我的房子月租金已经高达折合40美元的价格。在北平附近，国共两党经常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在几里远的城外，一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卡车车队遭到了共产党游击队的伏击。军调部的气氛也进入了冷战状态。国民党撕毁保障政治自由的诺言，警探们开始秘密拘捕可疑分子，还使用武力驱散学生示威运动。我因为老叶与民盟的关系而受到了警告，住房也受到了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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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的看法，北平之所以不能像以往那样成为一处安乐窝，是因为美国蹚进了中国的浑水。在一个晴朗的周末，我亲身经历了一件事，足可证明这个论断。当时，我同军调部的几位美国友人乘吉普车去城北20多英里处的十三陵旅游。这处宏伟的名胜古迹古树参天，陵道两旁布满神兽石雕，很值得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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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十三陵外的山区有共产党军队，但以为陵区或许无人居住。在第一处陵墓前边，我们被两名骑马的年轻共产党军人阻拦，他们把我们领到附近村子里的农民家，这家农民祖祖辈辈看管这座皇家陵园，从他那里我们听到了几天前在这里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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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队改编伪军驻扎在十三陵以南数英里处，那天他们突然包围了一个有200多人的村子，村中有20多名共产党的游击队员。在进犯前的半晌，他们竟然用迫击炮不停轰击村子，结果炸死一个农民，炸伤数人。当他们真的进攻村子时，共产党游击队员早已远走高飞，但他们还是洗劫了村子，抢走了储粮和最好的家具、被褥。两个农民因抵抗被刺伤，其中一人受了致命伤。几个稍有姿色的姑娘被强奸，一个老妇人因保护儿媳也被刺伤。遇难者里没有一个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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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会说：内战总归是残酷的，共产党有时也会粗暴地对待地主。依据我的所闻，这是真的。我没听说劫掠明陵村庄的原伪军装备了美式军械，但是我们驱车回北平时，却见到了全副美式武装的国民党哨兵。美国是原伪军的后台老板，没有美国的帮助，整个北平地区的国民党和原伪军的军事力量就不可能建立。北平城和从北平到沿海地区的交通线都由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守。美军就是蒋军和原伪军可以如此猖狂暴虐的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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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降前，我赞同美国对中国采取单边行动，逼迫蒋委员长采纳史迪威将军的改革建议。现在我依旧认为，当时的军事冲突证明了我之前的观点是正确的：大部分中国人拥护改革，改革也许会成功。但在日本投降后，我却开始发现，美国要是聪明一点的话，应尽力克制单边行动。这样可以避免让美国人不自觉地担当不光彩的角色：美国人简直像是在按倒农民的女儿，供蒋军和伪军强奸一样。由于美国的国民性和世界地位，我们应当采取与别国联合行动的对外政策，或与联合国携手，如此才更容易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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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美国以外的情况仍旧如此无知，因此很容易受骗上当。举例来说，国民党就是用花言巧语迷惑我们，才得以利用从前的伪军的。另一个例子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战后的在华活动。从字面上讲，它是一个国际组织，旨在执行联合国的救济计划，但由于美国承担了最多的经费，而且中国被认为是美国特殊利益圈内的国家，因而中国善后救济工作的指导权和几乎全部执行权都被美国人掌握。经美国同意，国民党成立了中国救济总署，在中国境内发放救济物资。联合国规定，不问政治倾向，所有救济物资都应发放给所有遭受战争灾害的地区。根据这项规定，共产党地区应得全部救济物资的25%到30%，但美国人允许国民党横加干涉，后来即便加以制止，共产党辖区获得的物资总数也不到总额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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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美国已成为极其富裕强大的国家，其他国家与我们交往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就促使我们有时会轻率地使用强制力量，有时甚至还采取诈骗的办法，从而损害了本国的国际信誉。1945年，我们进行了遍及全中国的海空大抢运，这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为了讨好国民党而违反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规定是另一个例子。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的活动也表明，握有权力的美国人来到依靠美援的国家也会腐化堕落。许多应在共产党辖区发放的救济物资出现在了国统区的黑市上，许多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美国职员满载而归，远远超过工薪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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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将军组织了一个“慈善”航空公司，大概是揩救济总署之油的第一流手段。在战后初期的中美关系中，救济项目曾是光辉的一笔。当陈纳德再次从美国空军退役后，他回到中国，并建议成立一家运输救济物资的航空公司。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为航空队建立资助了好几百万美元，但还是要按正常价格付运费。飞机如有剩余吨位也能运载别的货物，利润归公司所有。没过多久，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付的运费便已超过初期对航空公司的投资总额。这家公司也成了陈纳德的“私人小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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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高级职员必会对这个方案表示惊异。他们曾反对过一年，但最后屈服于蒋委员长的个人意愿，违心地批准了。于是，这家“慈善”航空公司在独裁的中国“合法”了，但在国民党圈子之外仍难免产生恶劣的影响。当这家航空公司偿清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债务之后，国民党的中国救济总署官员对陈纳德表示愿意继续合作，把原可陆运的大批物资交给他空运。陈纳德完全控制公司后，便开始给国民党提供准军事性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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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时期的单方面行动易于招致纠纷，因为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总能引发无数激情。一个民族的个体太容易与整个民族同一、混同起来，马歇尔将军在谈判中痛苦地领会到了这一点。他的停战协议墨迹未干，国共双方就开始谴责他，认为他是代表美国利益，而非出于善意。民族激情本应与调停无涉，结果竟让马歇尔最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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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况在北平低一级的谈判中也能见到。在军调部设在各地的小组内，大多数美方代表都和马歇尔一样正直和富有耐心，但当他们的努力不可避免地面临失败时，两方的中国同事都责怪他们为美国人的利益说话。同时，北平公众痛感和平日益渺茫，也觉得美国人应负一定的责任，于是开始挑剔美国人不受公众欢迎的外貌和行为，然后再经一番添油加醋后，便认定美国人都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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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位美国官员，特别是海军陆战队的人员，同纳粹德国与维希法国的侨民相处得十分融洽，因为这些家庭都有漂亮的女儿且家境优渥。这就招致一般中国人认为，美国是一个这样的国家，他们愿意同任何白种人联合起来欺负非白种人。北平有很多穿美军制服的中国人——有些是在黑市上买来的，有些来自曾在西南任职、现已离职的美军人员。有一次，美国宪兵听信了一个坏建议，在黑市上没收美国供应的物资，并有一两次在街上强迫中国人脱下身上的美军军服。这下子可惹恼了不少中国人，他们认为美国人傲慢无理，不堪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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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6年秋天，美国的内战调停工作已告失败，军调部虽然依然存在但已停止办公，工作人员的家属允许来华以及从美国进口家具和汽车。于是，愉快而舒适的美国社区很快便引起了众人的瞩目——别忘了，北平是一座受到战争威胁的城市，而这场战争的发生也有美国的责任。这种想法很快使北平公众忘却了日本投降后几个月中美国人的种种努力。他们认为美国人都是冷血动物，想利用中国内战捞到好处。其实，这本是我们不愿掺和进去的一场纠纷。年末，北平举行了第一次反美示威运动；接着，在全中国其他美国人被关注的城市，也相继发生了抗议或示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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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对中国的干涉、谈判和驻守活动由多个联合国成员国分担，那么尽管还是会招致中国人的抗拒，但敌对情绪至少会少一些。中国人容易对美国一国怒气冲天，却很难怨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若是有其他国家做比较，美国在中国虽然难免会犯下种种过错，但不至于引起如此可怕的怒火。假使联合国在中国调解和平也归失败，责难也不会由美国独自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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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联合国行动而非美国单边行动的好处在于，我们可以在外交事务中造成一种我们在国内事务中所习惯的氛围，发挥我们的特殊才能。通过美国的实践，民主成了一种消极的思想，但其妙处也正在于此。民主能把种种事物容纳在一起，能形成一种纷繁的观念和多个派别可以并存的环境。民主只要能得到自由和繁荣的哺育，无须多加鼓吹，也无须把它转变成我们习惯上认为的现代观念中的能动的思想意识。民主能保持不同意见的平衡，并不要求整齐划一，所以当我们在外交事务中放弃这个原则而单方面行动时，就往往会犯错误。在外交事务方面如要获得成功，也应该借鉴我们处理国内事务方面的经验，就是使各方面都得到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我们正是用这样和平的方式来协调国内分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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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马歇尔在中国调停时也有三方代表参与——美国、国民党、共产党——但这还是不够，因为任何一方与其他两方都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利害关系。若是扩大谈判的范围，固然也有失败的可能，但至少能让美国更好地发挥折中之术，如其在国内政策中所表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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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不少我在战时内地认识的中国男女友人来到北平居住。他们有些是新闻界人士，有些是大学师生，还有一些在军调部工作。我最熟悉的是几位民盟成员，还有一些无党派人士和几个共产党员。以前我也有过国民党朋友，但后来大部分都和我断绝了往来，剩下的个别人也话不投机、若即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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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喜欢朋友之间那种真诚、平等的关系，这也是我8年来两次来华的收获。我们的相识部分是出于某些新的原因。回顾1935年，我初次来中国时，大部分中外人士的交往还仅仅是以礼仪相待，不能平等相处，还沾染着19世纪不平等条约的遗迹。外国人生活在中国人中间——就像美国人生活在英国人或法国人中间那样——是罕见的，被认为是一种怪诞的行为，人们会说他成了“土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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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比过去多得多的美国人来到了中国，其中很多人的工作促使他们必须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与中国人交朋友。有些人喜欢上了中国，战后自愿留下，或是担任记者，或是加入救济总署等机构，或是从事工商业。战后的北平有一小块地，明显地成了中美人士杂居的区域，在那里大家亲切而不拘礼节，这种情形在战前是从没有过的。我相信，1946年在香港和上海也会有类似的真诚场面，可惜晚了些。但最起码，少数美国人和中国人已经开始平等、真诚、亲切相待，就像宣传里说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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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离开北平前的几个月，我开始感到这片美国的“桥头堡”和我在其中的住处一样，都已经朝不保夕了。有时事情看起来是这样：不管中美双方怀有多么强烈的主观愿望，只要中美关系由美国的强大力量和逐利态度左右，双方就无法继续友好相处。中国人是讲礼数的，不愿伤和气，因此我往往不必为捍卫美国的政策而争辩，免得陷入尴尬境地。我也倾向于避免争论，只是承认中美之间存在严重的误解，但怨气却会在其他零星小事上发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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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管理我们这间半中半西的房子，我和老叶之间有过一场令人痛心的争吵，那是在李公朴和闻一多被刺后不久。李、闻二位是民盟的领袖，住在昆明，我和老叶都与他们熟识。他们很可能是被国民党特务利用美国海军提供给他们的枪支杀害的。我还想到，7月的一天傍晚，我和几位中国记者聚餐，我发现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们蛮横地攻击美国人的写作如何虚伪、如何充满了铜臭气。然后我又想起，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空军分队不合时宜地举行了独立日纪念活动，耀武扬威地飞越北平上空和共产党邻近区域，仿佛在嘲讽中国人还没有完全独立，主宰不了未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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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北平期间听到人们谈起记者杨潮，他是我在桂林和衡阳结识的，我很喜欢他。后来，他在美国战争情报局驻福建办事处工作。在日本投降前的几个月，美国战争情报局派了一个年轻人去上海收集日方出版物及其他情报。年轻人从上海归来时途经共产党游击区。他回到国统区时立刻遭到了逮捕，在严刑拷问下供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并声称杨潮也是共产党。于是杨潮像通常那样不经审讯便遭到了逮捕。这个消息流传到战后的北平到我听说时，杨已被囚禁数月，最后在上海附近的一所国民党监狱被拷打致死（死的时候眼珠被挖掉，舌头也被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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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又听说严刑拷打的细节是虚假的。杨潮患上了疟疾，狱方不予医治，因此身亡。他的妻子去探监时，他已经眼不能视物，口不能说话。于是，她悲痛地认为他肯定被上了刑。但是我并未感到丝毫的宽慰。杨潮是经我介绍而参加美国战争情报局驻福建办事处工作的，他为美国战争情报局的战时工作出了力，现在却被国民党迫害致死。虽则蒋委员长在杨潮去世以前就宣布释放政治犯，但面对这位美国机构的原职员，美国大使馆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营救措施。杨潮死后，美国的报刊和国务院倒是对欧洲共产党国家抓捕的政治犯十分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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