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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田骏、田代皖一郎、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甚至当年在沈阳“喝醉”的建川美次也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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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贤二去的次数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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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最初学的是怎么搞情报，以后也一直跑这个口儿。在张作霖死前三个月当上了他的顾问，但还没等发挥什么作用，“主人”就被河本炸死了。后来，他又在天津混过一段时间，九一八事变前被调到沈阳特务机关长的位子上。事变爆发时，他正在东京，没赶上，但一回去，就弄了个沈阳市长当。此时，沈阳一片混乱。他还是有两下子的，马上搞了个像维持会一样的组织，还真奏效，很快稳定了局面，领导很满意，就把他调到哈尔滨特务机关，叫他策反了令日本人头疼的马占山，其实这才是他一生中的好戏，虽然也有人说老马那是诈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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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在沈阳，但华北这边的特务机关也归他管，所以他天天逼着宋哲元表态。还派自己的徒弟，一个叫什么大迫通贞的，在平津间特产肉饼的香河县带着汉奸搞了次暴动，把县长赶跑，宣布脱离南京政府。他对宋哲元说：看，这就是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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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也有个底线：妥协可以，但不当汉奸。至于妥协跟汉奸间是怎么个区别，他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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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累得够呛，宋哲元没上钩，只好把一个小人物搞上台，这个人就是殷汝耕（时任蓟县密云区行政公署督察专员，1935年底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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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虽没上钩，但却半推半就地出任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南京跟日本中国驻屯军妥协的怪胎）。在这个委员会里，宋哲元是委员长，委员包括后来的汉奸齐燮元、王克敏、王揖唐这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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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老宋就跟京剧舞台上的武生一样，在华北闪转腾挪着，但一个不留神，中了日本人一枪：1936年秋，宋哲元去赴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的饭局，在天津跟田代“达成”一个叫《中日华北经济开发协定》的“谅解协议”，虽没正式签，但原则上也没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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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包括：日本人参与修建津石铁路、塘沽筑港、龙烟铁矿、井陉煤矿，以及在华北种棉花。华北棉花占整个中国棉花产量的65%以上，日本人尤其是商人太想得到了，所以后来的七七事变，又被日本企业界称为“棉花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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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那边急了，不承认这个协定，蒋介石大骂宋哲元是猪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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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似乎是坐在棉花堆上跟日本人签的“谅解协议”，因为在日本人的纠缠下他实在有点晕。几个月后，宋哲元又应邀去吃饭。在喝酒的空当儿，田代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叫宋哲元顺便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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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问：这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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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代说：上次说的那个协定啊，我们不是达成谅解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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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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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了吗？还真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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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平，宋哲元对部下解释：这个协议，我是在被迫的情况下签的，是无效的。签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拖着不落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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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蒋介石彻底火了，他质问宋哲元在南京的代表：不落实？拖着不办，他宋哲元以为很高明么？我早就叫你们通知他少和日本人应酬来往，他这样一个负主要责任的人，为什么一次次地随便到敌人的军营里去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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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元是无言以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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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作为主政华北的头号军政大员，这两年宋哲元没少参加日本人的饭局，至少没有推托过。也就是说，有请必到。有人说了，不到不行啊。真的么？不到能怎么着？说实在的，虽然当时日本咄咄逼人，但要是宋哲元拒绝去吃饭，日本人也不会来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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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南京的代表把蒋介石的话传给宋哲元，他蔫了，没过多久，就跑回山东老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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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宋哲元签下的那个协议，如果实施了，是很致命的。铁矿煤矿什么的不说，只说日本人要修建的天津到石家庄的铁路，在那个年代，铁路线就是运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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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性质的，还有塘沽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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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事变一点点进行着，华北阴云一点一点聚集着，导致南京这边也不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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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届代表大会前夕，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被激进青年刺成重伤。会议是在阴沉的气氛中进行的，但随着蒋介石的讲话，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却开始慢慢明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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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以个人之牺牲事小，国家之牺牲事大。个人之生命有限，民族之生命无穷故也。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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