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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岛国环境，让他们养成在毁灭和残忍中发现“美”的习惯。在日本的文化中，残忍不是作为被憎恨的对象存在的，而是作为一种审美标准存在的。最极端的例子是日本人切腹时追求的那种精致和程序。具体到军队，便形成以残忍为核心的集体要求：对自己残忍，表现在平时的训练中，如用冷水浇身、互相抽耳光、以木剑刺杀、大雪中站立、烈日下暴晒；对他人残忍，这自不必说，在1937年的南京已被日军发挥到顶点。如果说德国人在奥斯维辛对犹太人的屠杀充满了“工业味道”，只是把一批批人赶进毒气室，那么日本人在南京的屠杀方式就复杂得多了，他们花样百出，让中国人在死之前得到肉体上最大的痛苦。山田支队的士兵在“处理”一批中国战俘时发生了冲突，有的士兵希望用刺刀刺，有的士兵则建议用机枪扫射，有的士兵则认为砍头更“过瘾”。在一阵吵嚷后，最后终成协议：分批采用不同方式处置，结果日军“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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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国环境使日本人有一种天生的焦虑感，战争中表现为过盛的敌意。向南京的进军途中，日军每进一个村庄，先把村民杀光，然后才宿营，有时也许仅仅睡三四个小时，但即使这样也要把全村人“清空”。攻占南京后，只要看到有人走动，不管对方是儿童、老人，还是妇女，日军马上就开枪。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杀死对方的话，自己心里就不踏实，就会感到不安全。士兵外贺关次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中国人从屋子里出来，由于那间屋子离宿营地五百米左右，因此把他们枪杀了。也许他们是良民，但也不能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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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崇尚等级，一级依赖一级，认为只有这样，个人才是安全的。伴随着等级关系出现的，是下级对上级的无条件服从和上级对下级的压迫（与畏强凌弱的性格有着密切关系）。在压迫的过程中，上级觉得很正常，下级同样觉得很正常，因为在他们看来：弱小服从于强大是“天道”。在1937年的南京，这种“等级压迫”在处于最基层的日本士兵那里爆发，而他们的压迫对象自然是中国战俘和平民。强大者屠戮弱小者在他们看来也是“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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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性格中还有矛盾的一点：作为单个的日本人，是内向的、紧张的、收敛的，甚至是胆怯的；但是，一旦形成集团后，他们便是张扬的、强悍的、富于进攻性的（这又与岛国环境下的心理有关），这种依赖于集团的心理，使他们对集团盲目认同，导致军队在施暴时产生集团无罪感：无论多大的暴行，只要是在整个集团的名义下干的，那么对他们来说就是“天经地义”的。在1937年，进行屠杀的不是这个士兵或那个士兵，而是全体日本军，所以在杀戮的过程中，他们不会有负罪感，这自然也就少了约束力，没有了约束力，暴行只能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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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战是1937年中日正面战场上的最后一役，中国失城迁都，继续抗战；日军攻占南京后，则制造了现代人类史上最大的陷城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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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京战，有太多的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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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虽是现地日军临时打起来的，但从调兵遣将上可以看出来，他们仍是处心积虑。前面我们说过了，日军中最能打的师团有6个，而南京战，除第2师团没来外（照样屯驻东北，警备苏联），其他5个师团都来了：有的负责打外围（第18师团），有的负责切退路（第5师团国崎支队），有的负责搞夹击（第13师团山田支队），有的负责直接攻城（第6、第9师团），可以说都派上用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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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南京战，在战术上，日本人运用得相当成功：决定进攻南京后，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在第一时间里作出让第18师团奔袭芜湖的决定，把中国军队沿江西去之路给堵上了；同时又叫第13师团主力、第11师团天谷支队、第5师团国崎支队分别在江阴、镇江、当涂渡到江北，切断了中国军队北退的路线。从正面进攻的部队，则采取了数路并进的方式，最终把南京围了个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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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日军也存在一个问题，这也是老问题：虽然战术出色，但战略上仍无远见。在攻击南京的命令下达后，各路日军只想着第一个占领南京，而放弃了对向皖南撤退休整的中央军主力的围歼。虽然攻下了南京，但在战略上更被动了：不仅没有迫降国民政府，也没把国民政府打成一个地方政府，而是最终彻底全面地点燃了中国人的抗战情绪，从此真正地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一点点走上军国败亡之路（后来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实际上跟无法解决与中国的战争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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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南京，更有太多的话要说。对中国来讲，在那个年代，去守一个明知守不住的首都，这本身就充满了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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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之所以坚持直接放弃南京，就是从军事角度上考虑的，这个城市没法守，原因前面说了。如果宿命一点，历史上西晋攻灭东吴、南北朝侯景之乱、明朝靖难之役、晚清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每次南京保卫战，最后都以城陷为结局。何况，此次举刃而来的是更为强悍的外敌。南京的地理特点不适合防守，在1937年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果日军从江北来，长江还勉强可以被称为“天险”（其实历史已证明，这种“天险”从没起过作用），但现实是日军从背后三面掩杀而来，在这种情况下，长江实际上成了中国守军脖子上的一根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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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南京还得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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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也说了。但这儿得提一点：很多人认为，从持久战的角度看，不该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但事实上，守南京本身也未必不是战略性做法；或者说，在战略上，就未必没一点可取之处。可取之一就是，把日军吸引过来，让从上海退下来的几十个师安全地向皖南等地转进，保存抗日有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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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守与不守，而在于：既然决定守，就应该拿出一个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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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到江北后，唐生智抱怨这是他二十多年军事经历中最糟糕的一仗，这种糟糕是怎么形成的呢？南京战的关键在于，不该让它成为一个纯防守的战役，更不该最终搞成一个军队从四面集中退向南京，叫日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最终合围的事态，而该尽最大努力在南京外围打个主动的战役。有人说了：当时的情况下，你还指望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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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很多事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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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战开始后，日军虽新胜，但多个师团在上海耗力非常之大，你这边战斗力下去了，日军那边也很难说不是疲惫之师。通往南京之路上，由于很多桥梁和大路被中国军队破坏，日军不得不遭受河网地形之苦。步兵还好些，尤其是辎重兵和炮兵，大车小车的，每天在泥泞的准沼泽路上“跋涉”，用日本人的话说是“苦不堪言”。另外，在南京战中，日本人在总体上虽然有个合围战术，但具体到直接进攻南京的几支部队，实际上都是各自为战，没一个协调有序的部署，关于这一点，第6师团的炮兵联队长藤村谦抱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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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南京追击战中，日军补给成问题，军粮没保障就不用说了，靠“现地征收”，也就是抢老百姓的。弹药补给站，则设在太仓、平望、嘉兴、湖州，当地守备兵力非常之薄弱，每处最多留两个大队，有的地方甚至只有一个中队。当时的情况是，日军虽然占领了上海和通往南京的沿线城市，但这些地方之间却有着相当大的空当。中国这边，如果拿出几支部队去偷袭这些补给站，很难说不会取得意外战果。但由于中国这边乱了阵脚，没一个出色的战术计划（从上海回撤的部队战斗力不济这一点，并不能遮掩所有问题），所以也就没心思去主动出击了，而是让一队队日军大摇大摆地往南京前线运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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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消极防守，邓龙光第83军在镇江一带布防后，侦察到日军第16师团向句容疾进，并获悉中岛今朝吾的司令部就在第83军阵地前30里的一个村。于是该军参谋刘绍武向邓龙光建议倾力而出，主动截击向南京疾进之敌。该军当时归江防军司令刘兴辖制，邓向刘请示，得到的回复是：守恐不保，还说攻么？结果是：中岛部队很快绕过第83军防线，在这种情况下，邓龙光只好下令放弃阵地，退守龙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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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紫金山上的教导总队，发现山下麒麟铺一带村落有大量日军，于是就想分兵去袭击，但没被桂永清批准，回答是：万一袭击不成，守卫南京的兵力就更不够了。实际上，直到11日，教导总队还有1万多人的兵力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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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都退到南京后，对守城这件事，司令部的想法也不明确。通常情况下，守城有三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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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死守，一直打到巷战，作完全牺牲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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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尽力防守，战斗不支的情况下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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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依上级命令而动，不管能否坚持，只要上级下令后就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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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飞离南京时，对南京守到什么程度，没给唐生智一个明确说法。蒋只是说要坚守南京，唐生智则做了死守状，把下关的船都收了起来，又将两艘大型火轮轰到武汉，其他船只由第36师掌握，做出破釜沉舟之势，而且在城中修建了大量战斗工事，大批士兵和军官都做了城破后巷战的准备。12月12日傍晚，中华门失陷后，作为总预备队的第36师已有一部开入城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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