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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说韩复榘。大约临死前他还没想通：为什么丢了北平、天津、南京、保定、太原的人没事，而自己丢了山东就有事？到最后，他仍不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地方是可以丢的，看怎么个丢法。一而再，再而三，军令下了十八道，他违抗了十八道，没有谁可以宽恕他，也没有人可以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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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韩复榘以及宋哲元在开战之初的所为，陈诚后来在谈到华北战局时有一个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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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平津一带的日军为数有限，宋氏果能遵照中央的指示，实时奋起抗战，并请中央军火速北上增援，则在开战之始绝无一败涂地之理。平津之拱手让人，对尔后北战场的部署极感困难，且士气影响极巨。我们不愿意指责宋氏当时是否别有用心，但对于凶残变诈的敌人缺乏认识，这是宋氏铸造错误的基本原因。至今思之，犹为之扼腕不置。后来韩复榘在山东境内的表现，尤为丑恶，遂使北战场终抗战之世，成为一块死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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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那个时代的恩恩怨怨，会发现韩复榘与蒋介石的冲突不是两个人的冲突。蒋介石想政由己出，而不是被半独立的军阀牵着鼻子走。但地方军阀，一直作为逆袭的势力，消解他的这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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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心深处，蒋介石对旧军阀和杂牌军深深地厌恶，这多少影响到平时对这些人和部队的照顾上，比如给中央军10块钱，也许杂牌军拿到手的顶多只有5块。这一点又不是他可以端得平的，于是杂牌军就出现离心倾向，而这种离心力又远远大于蒋介石的疏远度，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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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韩复榘，谈不上一世枭雄，到底还算个人物，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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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混合体，可以举出很多个例子，一如袁世凯，又如冯玉祥。在他们的身上，都集合了中国人积累了一个甚至几个时代的痼疾。拿韩复榘来说，他没一个政治信仰，缺乏现代格局，更没有国家意识。这是那个时代旧军人的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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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复榘死前3天，1月21日，在武汉万国医院，刘湘直挺挺地被护士推向太平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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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之死至今是一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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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是1937年11月下旬住进医院的，胃出血。到1938年元旦，军委会把刘湘所兼的第23集团军总司令的职位给了其部下唐式遵。虽然此时刘湘还挂着第7战区司令长官的名号，但动一下脑子就会发现：已经是虚职了。因为第7战区的作战范围是江苏太湖以西和皖南以及浙北。南京沦陷后，除皖南徽州等个别地区外，其他战区辖地多已被日军占领，也就是说第7战区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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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刘湘给川中部下王缵绪下了条密令：作好带兵控制宜昌的准备，依据局势变化，阻拦中央政府入川。但这只是个传闻，一直没被证实，而前面说的与韩复榘的联系却确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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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之死有多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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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受惊吓而死。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到医院宣布他的第7战区司令长官一职由陈诚接任。刘湘不知所措中，又听到何说韩复榘被捕了。惊恐之余，刘湘试探着问为什么要抓韩。何应钦没提擅自撤退，而是猛地回了一句：他想带着部队到襄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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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子把刘湘吓着了，几天后因惊恐过度而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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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版本，说的是被戴笠的特工毒杀了。因为相关档案至今没有开放，所以其死因仍是个谜团。当然，最后一个版本是正常的因病死亡，但这是最不可信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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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刘湘的死对蒋介石来说是“适时”的。但接下来的事，却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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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死后，窥视四川省主席职位的川军人物有多人：王陵基、王缵绪、邓锡侯、刘文辉……蒋介石当然不想把四川事务再交给川中军阀。刘湘死后，他立即命令张群出任四川省主席，叫刘湘旧部王缵绪把川中部队编成第29集团军，立即出川抗战。但王不想出川，推举另一名将领许绍宗为集团军副司令，代司令职出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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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群虽然是四川人，但早已“中央化”，作为蒋介石的亲信，任命刚公布，就遭到四川大小将领的反对，发起“拒张运动”，到处张贴标语，要求“川人治川”。四川和西康的局势一度极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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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已经决心把四川建为抗战大后方，担心冲突加剧对局势不利，于是只好退一步，撤掉了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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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抗战大背景下，川军将领这一带有浓重军阀色彩的举动显然是非常糟糕的，心中没有国家概念和大局观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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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一度想顺坡下驴，任命省保安处长王陵基为四川省主席，但后来发现王在川中威望不高，于是转任其为第30集团军总司令，叫他率军出川抗战。王陵基是第一个通电反对张群入川的，闹了半天自己也没当上省主席，不过出任了集团军总司令，于是也比较满足。蒋介石随后任命跟自己关系比较近的王缵绪为四川省主席，把在前线的另一名川军将领邓锡侯调任川康绥靖主任，以为把几名“川军大鳄”摆布好了。但没多久，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川军将领联合云南的龙云，一反对蒋介石控制西南，二反对王缵绪当省主席，王没办法，只好出川抗战（1939年10月），一气之下，蒋介石宣布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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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蒋介石喜欢兼任各种职务，但就四川省主席一事，可以看得出来，他实在没办法。直到1940年，国民政府在四川扎下根，张群才走马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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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细节2（空间换时间：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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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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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的春天终于来了，武汉三镇景色明媚，但风中有不安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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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北平出事后一周，蒋介石曾给不知所措且抱侥幸心理的宋哲元发了一份电报：“卢案（指卢沟桥事件）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能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绝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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