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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说韩复榘。大约临死前他还没想通:为什么丢了北平、天津、南京、保定、太原的人没事,而自己丢了山东就有事?到最后,他仍不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地方是可以丢的,看怎么个丢法。一而再,再而三,军令下了十八道,他违抗了十八道,没有谁可以宽恕他,也没有人可以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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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韩复榘以及宋哲元在开战之初的所为,陈诚后来在谈到华北战局时有一个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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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平津一带的日军为数有限,宋氏果能遵照中央的指示,实时奋起抗战,并请中央军火速北上增援,则在开战之始绝无一败涂地之理。平津之拱手让人,对尔后北战场的部署极感困难,且士气影响极巨。我们不愿意指责宋氏当时是否别有用心,但对于凶残变诈的敌人缺乏认识,这是宋氏铸造错误的基本原因。至今思之,犹为之扼腕不置。后来韩复榘在山东境内的表现,尤为丑恶,遂使北战场终抗战之世,成为一块死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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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那个时代的恩恩怨怨,会发现韩复榘与蒋介石的冲突不是两个人的冲突。蒋介石想政由己出,而不是被半独立的军阀牵着鼻子走。但地方军阀,一直作为逆袭的势力,消解他的这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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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心深处,蒋介石对旧军阀和杂牌军深深地厌恶,这多少影响到平时对这些人和部队的照顾上,比如给中央军10块钱,也许杂牌军拿到手的顶多只有5块。这一点又不是他可以端得平的,于是杂牌军就出现离心倾向,而这种离心力又远远大于蒋介石的疏远度,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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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韩复榘,谈不上一世枭雄,到底还算个人物,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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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混合体,可以举出很多个例子,一如袁世凯,又如冯玉祥。在他们的身上,都集合了中国人积累了一个甚至几个时代的痼疾。拿韩复榘来说,他没一个政治信仰,缺乏现代格局,更没有国家意识。这是那个时代旧军人的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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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复榘死前3天,1月21日,在武汉万国医院,刘湘直挺挺地被护士推向太平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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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之死至今是一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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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是1937年11月下旬住进医院的,胃出血。到1938年元旦,军委会把刘湘所兼的第23集团军总司令的职位给了其部下唐式遵。虽然此时刘湘还挂着第7战区司令长官的名号,但动一下脑子就会发现:已经是虚职了。因为第7战区的作战范围是江苏太湖以西和皖南以及浙北。南京沦陷后,除皖南徽州等个别地区外,其他战区辖地多已被日军占领,也就是说第7战区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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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刘湘给川中部下王缵绪下了条密令:作好带兵控制宜昌的准备,依据局势变化,阻拦中央政府入川。但这只是个传闻,一直没被证实,而前面说的与韩复榘的联系却确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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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之死有多个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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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受惊吓而死。何应钦奉蒋介石之命,到医院宣布他的第7战区司令长官一职由陈诚接任。刘湘不知所措中,又听到何说韩复榘被捕了。惊恐之余,刘湘试探着问为什么要抓韩。何应钦没提擅自撤退,而是猛地回了一句:他想带着部队到襄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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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下子把刘湘吓着了,几天后因惊恐过度而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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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版本,说的是被戴笠的特工毒杀了。因为相关档案至今没有开放,所以其死因仍是个谜团。当然,最后一个版本是正常的因病死亡,但这是最不可信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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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刘湘的死对蒋介石来说是“适时”的。但接下来的事,却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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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死后,窥视四川省主席职位的川军人物有多人:王陵基、王缵绪、邓锡侯、刘文辉……蒋介石当然不想把四川事务再交给川中军阀。刘湘死后,他立即命令张群出任四川省主席,叫刘湘旧部王缵绪把川中部队编成第29集团军,立即出川抗战。但王不想出川,推举另一名将领许绍宗为集团军副司令,代司令职出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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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群虽然是四川人,但早已“中央化”,作为蒋介石的亲信,任命刚公布,就遭到四川大小将领的反对,发起“拒张运动”,到处张贴标语,要求“川人治川”。四川和西康的局势一度极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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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已经决心把四川建为抗战大后方,担心冲突加剧对局势不利,于是只好退一步,撤掉了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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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抗战大背景下,川军将领这一带有浓重军阀色彩的举动显然是非常糟糕的,心中没有国家概念和大局观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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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一度想顺坡下驴,任命省保安处长王陵基为四川省主席,但后来发现王在川中威望不高,于是转任其为第30集团军总司令,叫他率军出川抗战。王陵基是第一个通电反对张群入川的,闹了半天自己也没当上省主席,不过出任了集团军总司令,于是也比较满足。蒋介石随后任命跟自己关系比较近的王缵绪为四川省主席,把在前线的另一名川军将领邓锡侯调任川康绥靖主任,以为把几名“川军大鳄”摆布好了。但没多久,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川军将领联合云南的龙云,一反对蒋介石控制西南,二反对王缵绪当省主席,王没办法,只好出川抗战(1939年10月),一气之下,蒋介石宣布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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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蒋介石喜欢兼任各种职务,但就四川省主席一事,可以看得出来,他实在没办法。直到1940年,国民政府在四川扎下根,张群才走马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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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细节2(空间换时间: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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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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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的春天终于来了,武汉三镇景色明媚,但风中有不安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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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北平出事后一周,蒋介石曾给不知所措且抱侥幸心理的宋哲元发了一份电报:“卢案(指卢沟桥事件)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能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绝无已时。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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