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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攻略，东京是非常审慎的。这种审慎指的是他们似乎预想到了战役的残酷性。按东京的判断：中国越往南，反日情绪越激烈，广东是他们眼里的另一个反日中心。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大本营特意指派在徐州警备的第5师团和在上海集结的第18师团两支强力部队为广东攻略的班底。同时，命令在东北的第104师团随时待命，一旦兵力不足就填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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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实证明日军过于谨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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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19日，负责广东作战的第21军成立，“二二六兵变”时同情叛军的古庄干郎中将出任司令官，指挥3个师团蚁集大亚湾。10月上旬，第21军下辖第5、第18、第104师团分别从青岛、上海、大连出发到达澎湖。12日，第18师团继在杭州湾登陆后，又在大亚湾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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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属于第4战区，有14个师的兵力。武汉会战爆发后，蒋介石抽调了7个师援助武汉战场。对于日军在武汉会战期间打广州，是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按他的判断，这时候日军不可能再有兵力在华南大规模登陆。所以在10月初，还在往武汉方向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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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庄干郎面对的中国军主力是余汉谋的第12集团军（四个师又两个团）。为了策划广州作战，古庄很认真地搞了一个由惠州向广州进行大迂回的行动，因为他认为自己面临的必定是凄苦之战。实际情况出乎他的意料，从12日凌晨登陆到21日冲进广州，日军只用了9天时间，此时武汉还没陷落。所谓：“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陈策失策。”当时虎门要塞司令是陈策，广州市长吴铁城（仗打起来，跟一个市长有什么关系呢），广州卫戍司令余汉谋。战后日本人称：在其他战场，广东部队非常善战，在他们的“本土”，却似乎“缺乏战意”。广州之战远比想象得糟，重创日军的期待没有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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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轻陷广州的10月21日，日本内阁应对局势的会刚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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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日本外务大臣由近卫首相兼任（随后有田八郎接替），因为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期间接替广田弘毅出任外务大臣的宇垣一成刚刚辞职。一直没当上首相的宇垣，虽然终于弄了个外相当当，但结果还是不如他的心愿。上任前，他对近卫提了个条件：必须取消年初定下的“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政策。连老迈的宇垣也看出这个政策很愚蠢了。宇垣当外相的这几个月正好赶上武汉会战，所以他跟中国和谈的想法根本落实不了，而且陆军大臣板垣放出话来，必须把中国“打趴下”。所以宇垣在过了几个月的干瘾后，像赶公共汽车的小职员一样，上完车后又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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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到这时候，真正感到担心的是堀场一雄所在的陆军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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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工作任务，他的部门必须为军部提供一个能够作为参考的东西。武汉会战后，堀场作为课长，专门跑到近卫那里，叫内阁再出台新政策时，必须加上“继续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这一条，否则局面只会陷入更被动。前面我们说过，“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虽是近卫的声明，但这个声明里有关他个人的烙印并不深。近卫此时也在琢磨：“中国事变”到底在哪儿算一站？他这个总理大臣到底作用何为？尽管有这些思考，但对于他来说，在大多数的日子里，所能做的只是推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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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3日，近卫发出“东亚新秩序”声明，声明中不得不回到以前的轨道，也就是继续承认国民政府为自己的谈判对手。日本人没有坚定和一以贯之的政策由此可见一斑。说得好听点，一切都源于灵活的外交政策；说得难听点呢，是战略上被中国牵着鼻子。至少在汪精卫政权成立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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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的细节2（空间换时间：徐州会战、武汉会战193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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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岳论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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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后，中国将领正干什么呢？在南岳衡山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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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军委会以前的说法，武汉会战是第三期抗战（全面抗战开始至南京失陷为第一期，徐州会战为第二期）。这个说法在1938年底被身在衡山的蒋介石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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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是在1938年11月25日召开的，这是抗战史上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在随后的岁月里，衡山取代了庐山，成为众多军事决议出台和作战检讨汇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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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中的南岳，最初在安徽天柱山，自隋起，易主为湖南衡山。衡山主峰位于现在的衡阳境内，整个山脉则横跨湖南八市县，绵延400公里，有72峰，首峰祝融海拔1300米，虽不是太高，但由于地理环境上佳，是五岳中最苍翠幽深之地，全山古木参天，一如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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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喜在名山办公，庐山陷落后衡山成为他的不二选择。抗战期间，蒋介石一共在这里召开了4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使衡山以特殊的方式把自己的身影留在那八年史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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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以南两个战区——顾祝同第3战区和陈诚第9战区的司令长官、集团军司令、军团长、军长、师长等一百多人参加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也应邀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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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个会，此前已经叫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湖南宁乡人）筹备很长时间了。不过，在会议第一天蒋介石并没有参加，因为要在长沙会见英国驻华大使，所以由何应钦代致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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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天蒋介石来到会场。对于蒋来说，开会的主要目的不仅仅在于检讨武汉会战，更在于全面梳理跟日本全面开战一年多以来的成败得失，为下一步抗战提供政略和战略依据。在会上，他先叫大家找问题。这一年多，到底在哪些方面需要检讨和反思的？大家都沉默不语。蒋介石见此情景，便叫将领们先讲武汉会战。还是没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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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只好自己说：“我看首先应该检讨的还是军队里的军阀陋习！我说的是滇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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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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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10月底占领武汉后，一度向崇阳（鄂东南，湘鄂赣三省交界处）进攻。第1集团军（云南部队）奉命拦截，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龙云虽挂着总司令的职务，但不到前方任职，而副总司令卢汉，又因病到长沙治疗去了。大敌当前，军委会催龙云指挥部队，龙云不来，也不派其他人指挥，导致这个集团军群龙无首，军纪散漫，军部、师部乃至于旅部各自为政。有的团长称病不去前线，有的则不遵守命令，不进入预定阵地，擅自转移退却。如新编第3军，转移到九宫山后，居然不走了，宣布自己在“九宫山打游击”，并自行停止跟其他部队的电台联系，抗战以来从没出现过的情况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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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甚至发生过更匪夷所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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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第58军军长孙渡（云南讲武堂，云南陆良人）打电话给新编第3军军长张冲（徐州战有上佳表现），说：“正面发现敌情，怎么回事？是不是在前方你们没放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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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冲说：“哪有这种事？绝对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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