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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59126 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1706759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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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59128 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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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59133 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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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59135 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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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59137 by Timothy Br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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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59141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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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59143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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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59147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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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59151 根据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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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59157 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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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59159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日军进攻上海，11月占领该市后向江浙地区推进，至12月中旬占领南京。战争初期，长江三角洲地区遭受着日军的炸、烧、杀、抢、淫，社会极其混乱。当时社会各阶层状况是：国民党政府官员弃民而逃；普通民众处于高度的恐慌状态，为躲避战乱流离失所；土匪、地痞流氓则浑水摸鱼，大肆抢劫；农村中的大户人家武装自保；城镇地区则有日军联系中国地方头面人物，组成“维持会”、“自治会”稳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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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59161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日本占领区的社会状况和民众生活研究讳莫如深，致使沦陷区研究在这一方面一直以来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日本占领初期基层社会的实际状态，来审视战乱时期人们在面临道德和求生的困境中如何纠结、如何抉择，或许更能展示那段历史的丰富性。这也是我翻译卜正民教授这本著作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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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59163 本书主要考察日本占领中国长江三角洲初期（1937年冬季到1938年春夏），中日基层人员在建立县及县以下政权的过程中是如何互动的。主角是日本“宣抚班”职员和中国地方头面人物，他们“合作”建立了“维持会”或“自治会”。经历过那个痛苦年代的中国人，应该对这些“维持会”和“自治会”并不陌生，但是随着那一代人的相继离世，这些组织可能会渐渐消逝在历史长河中，那一时代人们经历的灾难和挣扎有可能被遗忘。幸好，卜教授为我们重构和再现了这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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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59165 我在此强调了“合作”一词，是提醒读者，本书作者的选题便是历史研究者所熟知的、当下欧美二战史研究中比较热门的“collaboration”研究。这一领域主要研究“二战”期间与占领者“合作”的政权、组织或个人。说到这里，读者很清楚，在中国，这部分人或组织就是“汉奸”、“汉奸组织”、“日伪政权”。但是“汉奸”对应的英语单词是“traitor”（叛国者），显然与“collaborator”（合作者）一词有差异。据考察，“collaboration”一词在二战前是个中性词，表示“在一起工作的人”，没有通敌之意，只是后来菲利浦·贝当（Philippe Pétain）用了这个词后，才被用来指责政治上与占领者一起工作的人和行为。1在当今英语世界里，这个词也会用来表示在一起工作的人或组织，不带贬义。卜教授在本书中用“collaboration”而没用“汉奸”作为关键词，一方面可能是他想突破中国已有的关于伪政权研究的道德化倾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一时期档案文献中经常见到“合作”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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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59167 我最早读到的卜正民教授有关“collaboration”的文章是《1937年——1945年间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占领状态下的政权的形成》（读起来有点拗口，我拿到的中文版就是这个题目），这是其提交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办的“战时中国：地方政权与状况1937年——1945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6月）的论文。看到这篇文章时，我的博士论文《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初稿已经完成（已于200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非常惊讶也非常高兴看到竟然有人跟我差不多同时关注沦陷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基层政权，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结论极为相似。2006年我有机会去国外访学，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卜教授所在的学校——加拿大温哥华的UBC。当时，这本书刚刚出版一年时间，我主动向卜教授请缨，翻译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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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59169 这本书之后，作者又有几篇关于“collaboration”的论文面世，如（1）“Chinese Collaboration in Nanking”, in The Nanking Atrocity, 1937——38: Complicating the Picture, ed.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Oxford: Berghahn, 2007, 149——180; （2）“Occupation State Building”, in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45, ed. Stephen MacKin-non, Diana Lary, and Ezra Voge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2——43；（3） “Collaboration in the History of Wartime East Asia”, Collaboration in War and Memory in East Asia: A Symposium,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posted 5 July 2008; （4）“Collaboration in the Postwar”,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5 July 2008; （5）“Hesitating before the Judgment of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1:1, Feb. 2012, 10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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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59171 在本书中，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与日本人合作的“中国地方头面人物”这一群体。卜教授试图告诉我们，在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占领区的中国人可以分为三类：心甘情愿积极主动的通敌者、积极抗战绝不投降的抵抗者，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既没有积极抵抗也没有彻底通敌的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沦陷时期的政治现实是只有部分人从事抵抗活动和极少数人彻底投靠日本人，大多数人只是顺应“占领政府”，“是他们，真正体验了沦陷时期的酸甜苦辣”2，有学者称这一类为“灰色地带”，是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广阔地带3，也是迄今为止抗战史研究付诸阙如的领域。沦陷初期与日本人“合作”的中国地方头面人物，就是介于彻底的通敌者和坚决的抵抗者之间的一个群体。卜教授用大量的史料告诉我们，他们既厌恶但又不得不与日本人合作，因为日本人是他们家乡的统治者；他们既助纣为虐也做一些有利于民众之事。在台湾学者罗久蓉的笔下，正是因为中日战争这种“历史的情境”促使了他们与日本人合作，自保、生计、被迫无奈都是他们与日本人合作的原因4；译者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有些人进入“自治会”或“维持会”的某个机构，仅仅是因为他们以前也在这里工作。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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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759173 卜教授给我们详细描述了五个案例，通过这些案例，我们了解了地方头面人物与日本人合作的行为和动机。我们发现与日本人合作的中国人动机复杂，某些人是出于保全生命财产而进入“维持会”；有些人抱有为地方做点事的想法；另外一些人则是被迫与日军合作；也有一些浑水摸鱼之人，试图借日军的势力渔利；当然确实有一些人死心塌地替日本侵略者做事。正统的史学观点抨击与日本人合作的中国人是为了物质利益，说他们利欲熏心、捞取好处。卜教授在镇江案例中指出，日本人为尽快收回战争成本并为进一步的入侵提供补给，使得“维持会”、“自治会”经常面临财政枯竭、入不敷出的局面；如果这些组织经济状况不佳，进入这些组织的中国人从哪里捞取好处呢？镇江“自治会”会长郭志诚（大照电气公司经理），非但没有捞到好处，还搭上了自己的公司：电气公司经理被日本人重组，郭的弟弟因建议日本人应付给他们家30,000美元而被捕入狱。如果从“捞取财富”这个角度，我们就没办法解释郭志诚与日本人合作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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