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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感谢的人还有很多，再写下去就有点矫情了，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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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工作确实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尤其在中国现有科研体制下，翻译不算研究成果，使翻译完全成了译者的业余爱好。业余爱好终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因此，我想这大概是我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译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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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春于渥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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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imothy Brook, Hesitating before the Judgment of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1: 1 Feb. 2012, pp. 10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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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oderick Kedward, Vichy France and Resistance: Culture and Ideology, London: Croom Helm,1985,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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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见〔美〕傅葆石：《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张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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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罗久蓉：《历史情境与抗战时期“汉奸”的形成——以1941年郑州“维持会”为主要案例的探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下册，199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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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见潘敏：《江苏日伪基层政权研究》第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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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福柯：《无名者的生活》，李猛译，《社会理论论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1999年总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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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中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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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提笔就这本书给中国读者写几句话时，我很开心，也有点惊讶。我的大部分书都被翻译成了中文，而且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然而对于本书我并没这样的期望。本书英文版面世时，曾引起几位中国学者的不快，他们反对我的观点，即把“合作”跟爱国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一样看作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可是若要排除这些在道德立场上我们不喜欢的人，中国近现代史就会不完整。对我而言，过去永远都不是只有胜利没有失败，而且我确信每次发生的事件都不能证明人们的道德选择。如果是，历史将会毫无意义，而只是告诉我们已经知道的事实。这或许对小学生们是适宜的，但对严肃的历史读者来说就毫无裨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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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赞颂在华东占领区所发生的“合作”，而是仅仅指出，“合作”是那段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至今关于这段历史的书写没有触及为什么一些人会选择与日军合作；本书还想追问，为什么这方面的反思如此困难。不仅仅是中国人对合作敏感。在大多数国家的历史书写中，都是庆祝胜利，忽略失败，而不是为下次胜利做准备。法国花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才接受一些法国人和德国合作的事实；对于韩国人来说，承认20世纪上半叶曾与日本人深度合作至今也是几乎不可能的。这些都是令人不快的历史，大多数民族主义者希望没有发生过。但它们确确实实发生了，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是：将这些历史融入过去，对复杂的过去有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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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难捉摸的挑战在于追问为什么我们要给过去强加道德范畴。道德选择往往是关于当下的，是对当下发生之事的判断或是我们希望采取的行为方式。我们可以通过回顾先辈们的选择给过去强加一个道德判断，但这无损于过去本身。在学会如何冷静接近它之前，除了讲述几则自我感觉良好并且也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讲述的故事外，我们可能一无所获。如果没有意识到我们今天未必能理解过去人们所面临的道德情境，那么探究他们的经历将会是站不住脚的。在对过去进行评判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尊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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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思考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死于暴行中的人的伦理关怀。实际上，我主张只有认识到我们评判过去的局限性时，才更有能力去建立一个道德基础，以评判过去的不正义。我甚至承认，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的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提供对道德的理解，但这不是通过制造道德知识，而是通过明白当下的我们也未必正确来达到。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没有什么比深陷其中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所付出的代价更高昂的了。我们很难说，中国普通民众为日军做事是光荣的。我们也不相信上层政治合作者所说的他们替日本人工作的意图。这都不是问题。在面对欧洲大屠杀历史研究者查尔斯·麦尔（Charles Maier）声称的所谓“不可控的过去”（the unmasterable past）时，我们的职责是自下而上构建对过去所发生之事的理解，而非用一种预判的眼光去俯视它。在这个评判的游戏中，时间是个玩笑者。那些与失败者合作的人被战败拖下了水，而那些与胜利者合作的人则成为英雄，只要人们相信那是个胜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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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这个问题稍微有点优势，即在中日这段冲突的历史中，我不属于任何一方。我是一个局外人，而且对双方都很熟悉。我懂得两国语言，在日本和中国待的时间差不多一样长。我钦佩两国文化，而且在两国都有很多朋友。作为一个局外人，在这场游戏中，我不偏袒任何一边。我不会站出来为保卫日本而反对中国的指责，也不致力于站在中国一边反对日本的怨愤。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试图向双方表明，每一方在责问对方前应先探讨自己的过失。我非常乐意看到中日双方能更好地理解彼此的历史。至于他们是否愿意这么做，那是他们的事儿，不是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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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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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六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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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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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朋友鼓励我写这本书，尤其是黛安娜·拉里（Diana Lary）和斯蒂芬·麦金农（Stephen MacKinnon）。1998年4月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会议上，他们两位邀请我讨论这项研究的最初成果。接着， 2002年6月在哈佛大学，他们又一次邀请我参加其组织的傅高义（Ezra Vogel）纪念学术研讨会，并宣读我的研究结论。尤其是后一次机会，对我想要表达的观点，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也必须要感谢鲍勃（Bob Tadashi Wakabayashi），1999年3月，他邀请我参加了其主办的纽约大学学术研讨会，在会上我与同行们交流了关于南京的“合作”研究，他在这本书的构思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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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秋，我受张隆溪教授之邀在香港城市大学做客时，完成了论文的写作。从他跨文化研究中心的研讨班上得到的反馈信息，对澄清我的观点帮助很大。丽萨·拉斐尔斯（Lisa Raphals）是一位赞同我观点的读者，她理解了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并鼓励我表达得更清楚一点。复旦大学的李天纲教授根据我的论点听出了他的门道，并认为我所说的值得一听。并不是我所有的中国同行都能接受将“合作”作为抗日战争研究的主体，甚至不能接受把它作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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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丹尼尔·贝斯（Danial Bays）和中国基督教史的卢斯项目基金（the Luce Project）慷慨资助，我开始了这个课题的最初档案研究。多伦多大学与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委员会继续提供支持。第三章和第六章较早版本收集在黛安娜·拉里和斯蒂芬·麦金农主编的《战争的伤痕》（The Scar of the War，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克里斯蒂安·汉诺（Christian Henriot）和叶文心主编的《日本占领时期的上海》（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出版商的允许下，再版时做了一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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