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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丹尼尔·贝斯（Danial Bays）和中国基督教史的卢斯项目基金（the Luce Project）慷慨资助，我开始了这个课题的最初档案研究。多伦多大学与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委员会继续提供支持。第三章和第六章较早版本收集在黛安娜·拉里和斯蒂芬·麦金农主编的《战争的伤痕》（The Scar of the War，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克里斯蒂安·汉诺（Christian Henriot）和叶文心主编的《日本占领时期的上海》（Shanghai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在出版商的允许下，再版时做了一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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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凯瑟琳·麦克德莫特（Kathleen McDermott）鼓励我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本书出版的过程中，感谢伊丽莎白·吉尔伯特（Elizabeth Gilbert）编辑了最后的稿子，特里什·麦卡拉斯特（Trish McAlaster）准备的图片，凯文·卢（Kevin Lu）做的大量工作。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三位朋友：较早阅读我手稿并鼓励我修改删减论据和提炼观点的王国斌、较晚阅读稿子并指出我需要完善一些思考的吉姆·雷塔莱克（Jim Retallack）以及能理解这项研究对我的重要性并给我时间和地点写作的费伊·西姆斯（Fay S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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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1706759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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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略 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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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A “中支派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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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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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C “治安维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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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AA “北支派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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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C “自治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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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A “特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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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D “特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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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外国侵略者来了，战争和毁坏四处蔓延。无辜者丧失生命，无人能免于暴力的侵袭。游击队在一些地方从事武装抵抗活动，但他们隐藏在深山老林和农村地区。您，恰好是一位有社会地位、有志向或者说愿意为民众做一点事的人，面对这满目疮痍的乱世，您良心上过不去，不得不站出来。此时，占领军的代表出现在您的家乡、您的家门口，请您出来一起工作，您会怎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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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一 长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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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第一章 关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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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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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0月30日，菲利浦·贝当通过法国广播电台宣布，德法“两国已准备进行合作”——这一天是他与阿尔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蒙托瓦火车站会晤后的第六天。从此以后，“合作”（collaboration）一词被用来指责政治上与占领者一起工作的人和行为。贝当选用这一词汇来形容他与希特勒之间达成的协议，并声称，这个协议能使法国避免强大的军事威胁。不过，这个词不是他发明的。四个月前，法国军队与德国人签订了军事停战协定，效忠于德国的法国官员表示：“遵守德国当局的决定，与他们真诚合作。”1最初使用该词时，其意思含糊不清，也没有投敌卖国的含义。可是到贝当使用时却不然，而且之后越来越远离其原初的含义。随着战争和占领的持续，法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成为德国的附庸，合作已危及妥协的初衷，而这些在战争爆发之初很少有人能预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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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至1945年间的冬季，欧洲清洗了一批与德国占领者合作的人，这既巩固了战后欧洲大陆的新政权，也决定了“合作”一词的历史命运。不过与此同时，该词的使用范围又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例如研究二战期间丹麦历史（战争期间，丹麦政府接受德国“监护”）的亨瑞克·德斯来夫森（Henrik Dethlefsen）在运用这个术语时，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他指出，“整个社会都必须适应”现存的政治环境，迁就当权者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有的一种社会行为”。它不应被夸大为“通敌”的神奇动力，也不要将生活在占领区的所有人都指责为通敌者。他建议，应该将此术语限定在政治范围内：“在占领当局的监督和施压下，继续行使权力”的人。2大体而言，我在本书中也使用这个定义。那些参与合作的人，必须行使政治权力，才有可能“通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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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欧洲“合作”的研究非常丰富，它是研究二战史的基本线索。然而“合作”不是欧洲所独有的。早在贝当与希特勒会晤的三年前，在远东地区的长江入海口——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中国人与日本人已经达成了合作的协议。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日本有计划地占领中国大陆地区。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1937年7月又南下至北京地区。这两起事件都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由于不能使中国政府屈服，1937年8月，日本以更多的兵力、更残忍的手段第二次攻打上海及其周围地区。长江三角洲，由长江冲击而成，从上海向西延伸到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面积61,000平方公里（25,000平方英里），人口稠密，自古是鱼米之乡。在日军的入侵下，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日本人却说是在建立东亚新秩序。那年秋冬季，猛烈的炮火之后，入侵转变成日常的军事占领，征服被“合作”所取代。这里的“合作”与法国不同，后者迅速成立了中央政权组织，与希特勒交涉。长江三角洲的“合作”不是从上层开始的，而是由基层地方头面人物发起。当日军从上海长驱直入至南京时，在沿路的县城，地方头面人物与日军的代表（“宣抚班”职员）达成协议，基层政权渐渐形成。地方头面人物“在占领军的监督和施压下，行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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