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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A “中支派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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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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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C “治安维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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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AA “北支派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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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C “自治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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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A “特务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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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D “特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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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外国侵略者来了，战争和毁坏四处蔓延。无辜者丧失生命，无人能免于暴力的侵袭。游击队在一些地方从事武装抵抗活动，但他们隐藏在深山老林和农村地区。您，恰好是一位有社会地位、有志向或者说愿意为民众做一点事的人，面对这满目疮痍的乱世，您良心上过不去，不得不站出来。此时，占领军的代表出现在您的家乡、您的家门口，请您出来一起工作，您会怎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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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一 长江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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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1706759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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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第一章 关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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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1706759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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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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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0月30日，菲利浦·贝当通过法国广播电台宣布，德法“两国已准备进行合作”——这一天是他与阿尔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蒙托瓦火车站会晤后的第六天。从此以后，“合作”（collaboration）一词被用来指责政治上与占领者一起工作的人和行为。贝当选用这一词汇来形容他与希特勒之间达成的协议，并声称，这个协议能使法国避免强大的军事威胁。不过，这个词不是他发明的。四个月前，法国军队与德国人签订了军事停战协定，效忠于德国的法国官员表示：“遵守德国当局的决定，与他们真诚合作。”1最初使用该词时，其意思含糊不清，也没有投敌卖国的含义。可是到贝当使用时却不然，而且之后越来越远离其原初的含义。随着战争和占领的持续，法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成为德国的附庸，合作已危及妥协的初衷，而这些在战争爆发之初很少有人能预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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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至1945年间的冬季，欧洲清洗了一批与德国占领者合作的人，这既巩固了战后欧洲大陆的新政权，也决定了“合作”一词的历史命运。不过与此同时，该词的使用范围又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例如研究二战期间丹麦历史（战争期间，丹麦政府接受德国“监护”）的亨瑞克·德斯来夫森（Henrik Dethlefsen）在运用这个术语时，充满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他指出，“整个社会都必须适应”现存的政治环境，迁就当权者是“一种习以为常的、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有的一种社会行为”。它不应被夸大为“通敌”的神奇动力，也不要将生活在占领区的所有人都指责为通敌者。他建议，应该将此术语限定在政治范围内：“在占领当局的监督和施压下，继续行使权力”的人。2大体而言，我在本书中也使用这个定义。那些参与合作的人，必须行使政治权力，才有可能“通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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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欧洲“合作”的研究非常丰富，它是研究二战史的基本线索。然而“合作”不是欧洲所独有的。早在贝当与希特勒会晤的三年前，在远东地区的长江入海口——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中国人与日本人已经达成了合作的协议。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日本有计划地占领中国大陆地区。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1937年7月又南下至北京地区。这两起事件都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由于不能使中国政府屈服，1937年8月，日本以更多的兵力、更残忍的手段第二次攻打上海及其周围地区。长江三角洲，由长江冲击而成，从上海向西延伸到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面积61,000平方公里（25,000平方英里），人口稠密，自古是鱼米之乡。在日军的入侵下，富饶的长江三角洲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日本人却说是在建立东亚新秩序。那年秋冬季，猛烈的炮火之后，入侵转变成日常的军事占领，征服被“合作”所取代。这里的“合作”与法国不同，后者迅速成立了中央政权组织，与希特勒交涉。长江三角洲的“合作”不是从上层开始的，而是由基层地方头面人物发起。当日军从上海长驱直入至南京时，在沿路的县城，地方头面人物与日军的代表（“宣抚班”职员）达成协议，基层政权渐渐形成。地方头面人物“在占领军的监督和施压下，行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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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恐怖的、极具破坏性的统治者。1937年冬季的军事入侵阶段，日本士兵以异常残酷的暴力手段对待中国士兵和普通老百姓。日本侵略军对战争公约的蔑视，给中国人留下了刻骨铭心、没齿难忘的痛苦记忆。所有这些记忆以一种特殊的力量最终汇聚到单一的记忆中——12月13日，日军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日军在首都南京的暴行，以“南京大屠杀”一词迅速在英语国家里广为人知。时至今日，那个历史记忆仍以中国人最通俗的词汇——抗日战争——而家喻户晓。但在那漫长的八年占领和军事抵抗时期（结束于1945年日本向美国宣布投降），这并不是唯一可被讲述的故事。中国人对入侵的反应还有另外一些形式，生活在沦陷区的人们还有其他一些求生方式。“合作”便是其中之一，而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几乎还没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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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里，我试图再现占领第一年中国人与日本占领者的“合作史”。这段历史是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看到的，或者以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来书写。中国人这一时段的集体记忆是由日军的暴行、中国人遭受的苦难以及他们的抵抗行动所组成的。这个版本的故事特别引人注目，反映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文学作品又强化了这个故事：相似的抗日英雄，相似的汉奸恶棍，中国民众处于相似的水深火热之中，日本士兵干着相似的惨无人道之事，就如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一样。类似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以任何其他方式来描述这段历史，均意味着附和日本人在战争期间的宣传——黄种人应该反对白种人的殖民统治。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这种叙述是与日本侵略者勾结，没有胆量称这场战争是日本向欧美国家争夺中国的殖民权。然而，沦陷期间，多数中国人仅仅是因为除了迎合日本人外，别无选择；或者说他们必须顺从日本占领者的统治，否则无法生存。这部分人只将迎合、顺从日本人作为求生之道；只有少数人衷心欢迎日本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心甘情愿与征服者合作。当代的中国人无法了解这部分人，尤其是那些以中国人的身份效忠于日本占领者的少数通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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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至少有一小部分中国人与日本人合作，对此研究抗战史的中国历史学者已达成共识。如何解释这种行为呢？一种解释是，决定与占领者合作的人，大多与某某日本人有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个解释似乎合乎逻辑。他们认为良好的私人关系能充分解释“合作”行为，而且不难找到这种关系。例如，日本占领时期，镇江第一任“维持会会长”柳肇庆（第四章），毕业于日本警官学校；“南京自治委员会会长”陶锡三（第五章），从位于东京的法政大学拿了法学学位，他的同事——“南京自治会”里的大多数成员也都是在日本接受的教育；上海“‘占领政府’第一任市长”苏锡文（第六章），在东京的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在日本学习，意味着他们与占领者能说同一种语言，日本占领者与当地人接触时，首先要寻找的就是这些人，他们比其他不会说日语的人更有机会接近日本人。以“关系”来解释合作原因有可能会走进死胡同，因为无法更深入探索这些人的真正动机；而且这种解释无法回答这一问题，即大量与日本人保持私人关系的中国人选择了抵抗，合作者只是极少数人。例如1937年的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在日本学习航空学，而他选择了与国民政府一起向西撤退，而不是与日本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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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更为突出，大多数与日本人合作的较次要的地方头面人物，根本没有去日本旅行或学习的经历，甚至在国内也没有出过远门，没有接受任何教育，这又如何解释呢？与聚集在上海和南京的有权有势者不同，小县城里的头面人物完全在地方上活动，他们只看到身边的机会，处理的问题也是在自己有限的势力范围内。如果我们只注意到战争前与日本有关系的人，就会完全忽略这部分人。因此，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被转移，而无法拓展视野，从实际情况和动机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为什么一些中国人无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要求，宁愿接受日本人的占领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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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种文化都给合作者贴上道德沦丧的标签。其实有些人只不过是军事占领下的政治附庸，与道德沦丧并无多少关联。但几乎从不允许对此进行简单明了或平铺直叙的描述，而且人们很容易诉诸道德语言，用逖慕·罗斯考拉（Teemu Ruskola）优美的语言婉转地表达就是“规范化的社会制度已预设了道德准则，并事无巨细地规定了在此准则指导下的正确的行为”3。道德准则首先将“合作”与民族或国家联系起来。其基本假设是：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必须保护国家或民族的利益——这最好用“伦理”而不是“道德”（规范不是指导，而是建构道德准则）——没有比国家或民族利益更重要的事了。由于这紧扣民族或国家的利益，尤其当民族或国家的事业毋庸置疑具有正当性的时候，是不可能将“合作”说成是爱国主义之外的另一合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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