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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弱者的反抗不能将日军驱逐出中国，但却使日本占领者焦头烂额，派去恢复占领区秩序和经济的日本“宣抚”人员就被这种状况所困扰。从一开始——读者几乎在每一章都会看到——“宣抚”人员感觉自己很不喜欢所处的环境。他们不得不容忍前来投效的地方人士，这些人大多是最缺德的投机家，没有一技之长，没有工作能力。“宣抚”人员处处面对着没完没了的猜疑和不信任，无法让其合作伙伴言听计从，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他们每前进一步所得到的立足点，一旦离开去建立下一个时就被摧毁。他们不得不在意识形态使命和控制中国而不得的焦虑心情之间做出妥协。如果占领创造了从基层社会开始的合作，那么就需要上层政府做出妥协，两者都是没有根基、不牢靠的安排，都不会有满意的结果。浮夸自负的山崎海弘和贪财图利的苏锡文或许比较满意占领的形势，但是本书中的其他一些人物，不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不喜欢他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有些人只想尽到自己的责任，有些人自私自利，有些人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是抵制，其他一些人纯粹是求生保命。每个人都被笼罩在前途未卜的浓浓烟雾里，这个烟雾只有将日本占领者赶出中国才会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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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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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读者会留意到，到目前为止，书中所列举的人物全是男性。导致这种性别不平衡的部分原因是本书的论述集中于占领初期，这是军事入侵阶段，行动的决定力量是军事暴力和政治交易。传统上，女性在这些领域的作用并不起眼。当然，不起眼并不能保护她们免于飞机的轰炸、大炮的袭击，以及大火的燃烧。随后强奸发生了，日本兵对待中国男性和女性的身体是不同的。男性、女性的身体都被践踏摧残了，但却有不同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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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役年龄的男性被枪杀或被抓去做壮丁，因为他们是国家的士兵或准士兵。生育年龄的妇女被强奸或者强迫其做妓女，因为她们是国家人口的来源或即将为国家带来人口。因此，强奸的大规模上演是作为一种征服的象征，这不仅仅是男性性饥渴的释放，它还是一种羞辱的行为。日本兵强奸的是中国女人的身体，但羞辱的是中国的男人，这证明了他们在各方面都没有能力。在张怿伯的《镇江沦陷记》中，这种象征是最令人讨厌和恶心的。他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对夫妻提着一篮黄瓜去镇江市内出售，在城门口被日本兵拦下，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剥去衣裤，且强迫他们裸体在太阳底下晒好几个小时。一个士兵用黄瓜插入女人阴部，拔出后令男人吃下黄瓜，男人拒绝，立即被开枪打死。女人是施暴的对象，男人是羞辱的目标，这个公式可以被放大到对中国国家的蔑视和羞辱。20这个故事是张怿伯听别人说的，但他深信确有此事发生。他相信这是可能的，是因为这次特殊事件真实地反映了男人和女人的身体以不同的方式遭受凌辱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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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性而言，强暴意味着她们将遭受较高的性攻击率；而对男性来说，则是较高的死亡率。有人估计，南京沦陷时期，男女死亡的比例是三比一。21与之相伴随的现象是女人失去父亲、丈夫或兄弟的可能性要比男人高，而且她们经常发现家中无收入来源。这种差异在南京难民营中无家可归者的性别比上也有所反映，女人与男人的比例是二比一，这是南京被占领一年后统计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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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军事入侵阶段外，妇女在整个沦陷时期还遭受怎样的影响呢？这更难描述。研究维希法国的汉纳·戴蒙德（Hanna Diamond）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占领状态下的妇女“必须做出选择，其选择的环境与男人完全不同，女人之间或女人和男人之间，不论在合作还是抵抗方面，出发点都不相同”。23然而由于我们还没有开始书写沦陷时期中国的社会史，对于占领状态下妇女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她们不得不面对和做出的选择等，我们依然一无所知。我们可以采纳戴蒙德的观点：法国妇女聚集在一起，向当局请愿释放她们的丈夫，这是对“占领政府”抱有希望而不是抵抗它。1938年春，南京的妇女在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24的领导下，也采取类似的行动。但当我们了解更多沦陷时期妇女的生活状况时，才得知这件事只是处于计划阶段的，还没有付诸行动。尽管如此，戴蒙德关于法国妇女的研究结论仍适合我的案例，即合作对男性更有吸引力。“尽管一些特殊形式的合作有性别要求，但相对而言，只有很少的女性加入‘占领政府’的团体，很少的妇女卷入到正规的政治组织中。另一方面，男人似乎较多地参与到有组织的合作中。”男人公共生活的训练使他们更有可能参与合作，而女性被排除在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斗争之外，使她们免除了这些纠缠和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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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合作故事里，妇女不是唯一不起眼的社会群体，儿童更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战争期间，能事先将孩子送到其他地方避难的父母都这样做了，但大多数的孩子没有这样的机会。一些孩子在战乱中并没有受伤，但却被有心人利用他们的单纯来做宣传照。但很多孩子流离失所，失去亲人，饱受身心创伤。难民营的报告偶尔也会提到他们。在日军第一波的袭击中，有关他们状况的报告好像不存在。早在1938年4月，“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便成立，它宣布总共有37,253名孤儿。这只是大上海地区的统计数据，不包括被其他家庭收留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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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遭受战争灾难的孩子，将终身被沦陷时期的残酷记忆所折磨。李植中亲眼目睹了镇江的沦陷，那年他12岁。50多年后，在一篇短小的回忆录中写到，他印象最深的是1937年11月27日那天晚上。那天，日机投了上百枚炸弹，轮番轰炸镇江。晚上，他母亲领着他们兄妹三人躲在防空洞里，洞土簌簌地往下掉。他回忆道，每个人都害怕极了，不敢哭出声来。他还记得一颗炸弹在防空洞的上方爆炸，一些孩子都吓得尿裤子了——或许是他自己？当空袭结束后，他们从泥泞的藏身之处出来时，发现在不远处的地方被炸死了60多人。半个世纪后他回忆道，“许多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那些恐怖可怕的事情“一辈子也不会忘却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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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日本人的残暴并非本书讨论的主要议题。本书希望研究合作的过程：中国人是如何接受合作的？以及日本人是如何组织和控制合作的？我们不像民族主义者叙述的那样，从遗留下来的“占领政府”档案里来寻找合作者的堕落，而是从基层、从一开始来探索合作的过程，那时，没有人知道入侵在空间上将会延伸多广、在时间上将会持续多久，而且也没有人知道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利益的交织会变得那么复杂。战争和占领是日本从上面强加而来的，当地方人士被迫应付时，合作便产生了。因此，我采用个案研究方法，来探索“占领政府”县一级基层政权，从这里我们会发现合作的所有特征：误解、错误的开端、笨拙的妥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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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泛阅览中国、日本、北美档案馆和图书馆所藏的资料后，我选择了这几个地方进行个案研究。在仔细阅读搜集的资料时，我曾决定选择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七个城市和县作为研究重点。做出这样的选择不是因为这些地方具有典型性和独特性，而主要是考虑到这些地方资料比较丰富，能比较清晰反映出当地人在面对军事占领时的所作所为，以及日本“宣抚班”职员招募和指导他们时的所思所想。在写作本书时，我最终选择了五个地方，因为这五个案例已充分展现了本书主题，手头的资料只允许我做这样的主题分析。原初打算写七个地方，最后还是去掉两个，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与本书的案例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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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案例是嘉定，它是长江三角洲东面的一个小县，位于上海的边缘。日军攻打南京前，事先占领了几个县，嘉定是其中之一。我选择它是因为熊谷康曾被派到此处，他的回忆录在所有日本“宣抚班”职员之中是最有趣的。我们对嘉定所知甚少，这个回忆录是唯一资料。第一个案例主要展现长江三角洲各县“宣抚”过程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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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案例是镇江，它是长江三角洲西面一个中等规模的县，位于南京的下游，也是中支派遣军袭击首都南京之前最后占领的最重要城市。1937年前，它一直是江苏省省会所在地，但对历史学家来说，最具吸引力的是张怿伯的回忆录，他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记述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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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案例是南京，其特殊性在于当时它是中国的首都，而且还有20多个西方人介入了占领过程，并记录了占领政治的复杂性，他们比长江三角洲其他地区的所有观察者都更直言不讳。日本士兵在南京犯下了令人发指、空前规模的滔天罪行，这使此处与其他占领区有许多不同点，尽管多数人只选择它作为征服者的暴力，以及对被征服者的屈辱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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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案例，我们又回到东面的上海。上海情况很复杂，部分是因为占领前后其权力的断裂，部分是因为现存档案资料的质量问题及其自相矛盾。1937至1938年冬季，只有公共租界之外的一部分城区在“占领政府”的统治下。与此同时，有少量的“宣抚”人员向郊区城镇推进。在拼凑“占领政府”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各不相让，矛盾迭起，机构重叠。我的目标不是完整地再现它们，而是有选择性地探讨市区合作过程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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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案例是位于长江出海口的一个岛屿——崇明县。尽管崇明与上海联系密切，但却是边缘与中心的联系。正因为其政治经济都处于长江三角洲的边缘地带，崇明对占领者和被占领者来说都具有不同寻常的地位。其不同寻常还在于，它保留了唯一一篇从农村的角度来记述占领区生活的回忆录。李鹤庐在其回忆录中与张怿伯一样抨击合作者，因为有较长时间的反思后，他更加怀疑那些号称代表抵抗力量的人，尽管（或许正因为？）崇明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较少几个坚持抗战到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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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研究这五个案例时，五个主题浮现了出来。说“浮现”并不是过分强调主题呈现的过程。研究合作问题的起因与我阅读大量的欧洲合作文学作品有关，但本书所“浮现”的五个主题应归功于我搜集来的中日文资料。这不是我特意要寻找的主题，但它们越来越清晰地展现了占领者—合作者周围及其内部的紧张关系和问题。这五个主题没有描绘出合作关系的全貌，但确实把握住了这种关系的暧昧、麻烦、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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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主题我称之为“外观”。打造一个政权的“外观”是合作双方每个人必须努力奋斗的目标，且必须一开始就要迅速完成。军事入侵中断了社会的正常运转机能，任何“占领政府”的第一项任务便是扭转这种局面，将占领者的军事入侵带入正常的社会生活，并为通敌者获得突如其来的权力提供合法性支持。交易双方需要尽快成立政权机构，这意味着他们将不得不接受一些权宜之计和折中妥协，这是双方都不乐意干的事。“外观”意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通常情况下，为什么合作政府不具有合法性，而且不能行使行政权力。熊谷康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他为打造嘉定县的“外观”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尽管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外观”作为第一个案例主题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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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主题是“成本”。日本军方的期望很明确，占领应该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但入侵的成本巨大：军队需要装备，士兵需要粮食，而且日军造成的破坏需要修复。此时，政府的正常税收渠道却不能带来财政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合作者要恢复地方经济，重建税收体系，满足占领者的物质需求。普遍的看法是合作者在做这些工作时，顺便也为自己捞取了财富，因此又增加了另一项成本，这也必须由地方财政来负担。成本是追问“占领政府”在财政上能否自立自主且又为谁而自立自主的问题。早期“占领政府”很少有财政记录，但镇江却有一些，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探讨“成本”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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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敌合作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相遇时的一个可能选择，但那些没有选择合作的人，并没有因此而免于同双方的瓜葛和纠缠。“共谋”——本书的第三个主题，主要探索所有无法逃避但又不得不卷入地方政治舞台的人，以及他们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如果给合作者下这样的定义，即他们是被迫与占领者一起工作的人，反之，即非合作者就是不与占领者合作的人。然而，事实情况并非如此，非合作者也间接地与日本占领者和合作者发生关系。占领者需要物资支持，至少需要被占领者的顺从；而非合作者也不得不求生，反过来他们也需要合作者所提供的民政设施。因此，拒绝合作的人被迫对占领者做出一些让步，且必须对合作者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每个人，甚至那些抵抗者，也不得不卷入合作政治所编织的网络中。第三个主题探讨“共谋”，选择南京作个案。在南京，非通敌者的西方人和中国人与日本人合作，贯穿于整个地方政治活动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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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谋总会导致个人和群体之间为权力、各种资源而你争我夺，甚至为争取占领者所声称的保护而相互竞争。因此，第四个主题是“竞争”。这个主题是考察合作政治实际上演的过程。合作者与占领者、合作者自身以及合作者与非合作者之间，为利用或控制稀有政治和经济资源而互不相让。已收集的1937至1938年间上海地区的资料，有助于这个主题的研究。我经常发现，试图区分货真价实的通敌者与那些只是做做样子、表面上与日本合作的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为了得到自身的利益，二者都在同一个政治舞台上、采用相同语言和姿态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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