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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合作故事里，妇女不是唯一不起眼的社会群体，儿童更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战争期间，能事先将孩子送到其他地方避难的父母都这样做了，但大多数的孩子没有这样的机会。一些孩子在战乱中并没有受伤，但却被有心人利用他们的单纯来做宣传照。但很多孩子流离失所，失去亲人，饱受身心创伤。难民营的报告偶尔也会提到他们。在日军第一波的袭击中，有关他们状况的报告好像不存在。早在1938年4月，“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便成立，它宣布总共有37,253名孤儿。这只是大上海地区的统计数据，不包括被其他家庭收留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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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遭受战争灾难的孩子，将终身被沦陷时期的残酷记忆所折磨。李植中亲眼目睹了镇江的沦陷，那年他12岁。50多年后，在一篇短小的回忆录中写到，他印象最深的是1937年11月27日那天晚上。那天，日机投了上百枚炸弹，轮番轰炸镇江。晚上，他母亲领着他们兄妹三人躲在防空洞里，洞土簌簌地往下掉。他回忆道，每个人都害怕极了，不敢哭出声来。他还记得一颗炸弹在防空洞的上方爆炸，一些孩子都吓得尿裤子了——或许是他自己？当空袭结束后，他们从泥泞的藏身之处出来时，发现在不远处的地方被炸死了60多人。半个世纪后他回忆道，“许多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那些恐怖可怕的事情“一辈子也不会忘却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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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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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日本人的残暴并非本书讨论的主要议题。本书希望研究合作的过程：中国人是如何接受合作的？以及日本人是如何组织和控制合作的？我们不像民族主义者叙述的那样，从遗留下来的“占领政府”档案里来寻找合作者的堕落，而是从基层、从一开始来探索合作的过程，那时，没有人知道入侵在空间上将会延伸多广、在时间上将会持续多久，而且也没有人知道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利益的交织会变得那么复杂。战争和占领是日本从上面强加而来的，当地方人士被迫应付时，合作便产生了。因此，我采用个案研究方法，来探索“占领政府”县一级基层政权，从这里我们会发现合作的所有特征：误解、错误的开端、笨拙的妥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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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泛阅览中国、日本、北美档案馆和图书馆所藏的资料后，我选择了这几个地方进行个案研究。在仔细阅读搜集的资料时，我曾决定选择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七个城市和县作为研究重点。做出这样的选择不是因为这些地方具有典型性和独特性，而主要是考虑到这些地方资料比较丰富，能比较清晰反映出当地人在面对军事占领时的所作所为，以及日本“宣抚班”职员招募和指导他们时的所思所想。在写作本书时，我最终选择了五个地方，因为这五个案例已充分展现了本书主题，手头的资料只允许我做这样的主题分析。原初打算写七个地方，最后还是去掉两个，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与本书的案例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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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案例是嘉定，它是长江三角洲东面的一个小县，位于上海的边缘。日军攻打南京前，事先占领了几个县，嘉定是其中之一。我选择它是因为熊谷康曾被派到此处，他的回忆录在所有日本“宣抚班”职员之中是最有趣的。我们对嘉定所知甚少，这个回忆录是唯一资料。第一个案例主要展现长江三角洲各县“宣抚”过程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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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案例是镇江，它是长江三角洲西面一个中等规模的县，位于南京的下游，也是中支派遣军袭击首都南京之前最后占领的最重要城市。1937年前，它一直是江苏省省会所在地，但对历史学家来说，最具吸引力的是张怿伯的回忆录，他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记述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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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案例是南京，其特殊性在于当时它是中国的首都，而且还有20多个西方人介入了占领过程，并记录了占领政治的复杂性，他们比长江三角洲其他地区的所有观察者都更直言不讳。日本士兵在南京犯下了令人发指、空前规模的滔天罪行，这使此处与其他占领区有许多不同点，尽管多数人只选择它作为征服者的暴力，以及对被征服者的屈辱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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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案例，我们又回到东面的上海。上海情况很复杂，部分是因为占领前后其权力的断裂，部分是因为现存档案资料的质量问题及其自相矛盾。1937至1938年冬季，只有公共租界之外的一部分城区在“占领政府”的统治下。与此同时，有少量的“宣抚”人员向郊区城镇推进。在拼凑“占领政府”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各不相让，矛盾迭起，机构重叠。我的目标不是完整地再现它们，而是有选择性地探讨市区合作过程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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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案例是位于长江出海口的一个岛屿——崇明县。尽管崇明与上海联系密切，但却是边缘与中心的联系。正因为其政治经济都处于长江三角洲的边缘地带，崇明对占领者和被占领者来说都具有不同寻常的地位。其不同寻常还在于，它保留了唯一一篇从农村的角度来记述占领区生活的回忆录。李鹤庐在其回忆录中与张怿伯一样抨击合作者，因为有较长时间的反思后，他更加怀疑那些号称代表抵抗力量的人，尽管（或许正因为？）崇明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较少几个坚持抗战到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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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研究这五个案例时，五个主题浮现了出来。说“浮现”并不是过分强调主题呈现的过程。研究合作问题的起因与我阅读大量的欧洲合作文学作品有关，但本书所“浮现”的五个主题应归功于我搜集来的中日文资料。这不是我特意要寻找的主题，但它们越来越清晰地展现了占领者—合作者周围及其内部的紧张关系和问题。这五个主题没有描绘出合作关系的全貌，但确实把握住了这种关系的暧昧、麻烦、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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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主题我称之为“外观”。打造一个政权的“外观”是合作双方每个人必须努力奋斗的目标，且必须一开始就要迅速完成。军事入侵中断了社会的正常运转机能，任何“占领政府”的第一项任务便是扭转这种局面，将占领者的军事入侵带入正常的社会生活，并为通敌者获得突如其来的权力提供合法性支持。交易双方需要尽快成立政权机构，这意味着他们将不得不接受一些权宜之计和折中妥协，这是双方都不乐意干的事。“外观”意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通常情况下，为什么合作政府不具有合法性，而且不能行使行政权力。熊谷康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他为打造嘉定县的“外观”所遇到的重重困难，尽管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外观”作为第一个案例主题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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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主题是“成本”。日本军方的期望很明确，占领应该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但入侵的成本巨大：军队需要装备，士兵需要粮食，而且日军造成的破坏需要修复。此时，政府的正常税收渠道却不能带来财政收入。在这样的情况下，合作者要恢复地方经济，重建税收体系，满足占领者的物质需求。普遍的看法是合作者在做这些工作时，顺便也为自己捞取了财富，因此又增加了另一项成本，这也必须由地方财政来负担。成本是追问“占领政府”在财政上能否自立自主且又为谁而自立自主的问题。早期“占领政府”很少有财政记录，但镇江却有一些，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探讨“成本”这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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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敌合作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相遇时的一个可能选择，但那些没有选择合作的人，并没有因此而免于同双方的瓜葛和纠缠。“共谋”——本书的第三个主题，主要探索所有无法逃避但又不得不卷入地方政治舞台的人，以及他们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如果给合作者下这样的定义，即他们是被迫与占领者一起工作的人，反之，即非合作者就是不与占领者合作的人。然而，事实情况并非如此，非合作者也间接地与日本占领者和合作者发生关系。占领者需要物资支持，至少需要被占领者的顺从；而非合作者也不得不求生，反过来他们也需要合作者所提供的民政设施。因此，拒绝合作的人被迫对占领者做出一些让步，且必须对合作者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每个人，甚至那些抵抗者，也不得不卷入合作政治所编织的网络中。第三个主题探讨“共谋”，选择南京作个案。在南京，非通敌者的西方人和中国人与日本人合作，贯穿于整个地方政治活动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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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谋总会导致个人和群体之间为权力、各种资源而你争我夺，甚至为争取占领者所声称的保护而相互竞争。因此，第四个主题是“竞争”。这个主题是考察合作政治实际上演的过程。合作者与占领者、合作者自身以及合作者与非合作者之间，为利用或控制稀有政治和经济资源而互不相让。已收集的1937至1938年间上海地区的资料，有助于这个主题的研究。我经常发现，试图区分货真价实的通敌者与那些只是做做样子、表面上与日本合作的人是不可能的，因为为了得到自身的利益，二者都在同一个政治舞台上、采用相同语言和姿态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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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五个主题是“抵抗”。抵抗是过去抗日战争史大力研究的课题，这促使我们去寻找这样一个案例，恰好长江三角洲有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差不多连续不断进行抵抗的地方，占领政权试图做的每件事，都遭到抵抗者的打击。抵抗在削弱和驱逐占领者方面作用有限，但它给中国人施加了压力，提醒他们，除了合作，还有其他的道路可走。我选择崇明岛来研究这一主题。它地处长江三角洲的边缘，与其他地方相比，此处的抵抗将遭受较小的惩罚和报复。本章的目的不是重构崇明抵抗运动的完整画面，也不是评估抵抗的效果，而是探讨这样一个问题：连续不断的抵抗给“占领政府”的工作带来多少冲击？它削弱了合作者的意志了吗？或者它只是驱使合作者与占领者保持更紧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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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在某一地方所发生的事，以非常相似的方式在另一个地方也发生了。占领者在每个地方面临着大体相同的问题。日本“宣抚班”草草制订计划，匆匆忙忙开始工作，我在第二章将重构这一过程。虽然每个“宣抚班”职员需要处理各地偶发的特殊事情，但总体而言，各地的“宣抚”过程大同小异。然而，研究这段历史令我吃惊的不是“宣抚”工作的雷同，而是在日本占领的每一个县、每个地方都有一部分的头面人物按其商人的本性前来和新政权做交易，每次谈判都有其特殊的安排，然而，最终的结果都极为相似，即“占领政府”的组建。尽管如此，注意这些细节是有意义的。只有通过细节，我们才能判断地方头面人物的所作所为，他们有时顺从，有时抵制，一个“占领政府”是不那么容易接受通常的安抚方式的。只有通过细节，我们才学会质疑想当然的事，并且认识到将抵抗和通敌视为水火不容、完全对立的两极是很少与事实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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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以来，研究欧洲二战史的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和研究合作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认真仔细阅读他们的论文就会发现，他们确实将人们所熟知的两极问题变成了恼人的不确定问题。罗德里克·科德华（Roderick Kedward）研究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已有十年了，他谨慎地建议道：“或许这个不确定的灌木丛就是树林的心脏，是他们真正体验了沦陷时期的酸甜苦辣。”或许，这副山水画上的主要标志不再是“人们熟知的通敌和抵抗之树”。26他的假设得到了后来研究者的印证。研究德国占领欧洲地方史的学者，揭示出了一个无比复杂的世界，远远超过战后一代人的认识。在那个世界里，芸芸众生在通敌和抵抗之间奋力挣扎，设法应付，做出让步和妥协，保持较低的姿态，甚至心甘情愿的通敌者也试图在通敌和抵抗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而不是不顾一切地倒向占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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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占领中国史的研究还刚刚起步。27但到目前为止，我在日本和中国档案馆里所搜集的资料，间接表明了科德华所提出的不确定性观点，他研究纳粹占领欧洲时期所得出的结论同样适合日本占领中国的历史。这儿有通敌，有抵抗，但两者之外的其他行为要多得多，例如“合作”。而通敌也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抵抗的对立面。“合作”真实发生了，且“合作”不一定亦不总是对占领区具有破坏性作用（而一直以来都假设他们对抗战具有负面作用），这两种观点都侵蚀了民族主义历史编写者所钟爱的真理，我将在结语中探讨这一问题。我选择研究合作问题，不是开释或谴责那些与日本人一起工作的人，而是试图稍稍转移抵抗主义者关于战争的叙述。与人们较熟悉的抗日故事一样，占领区的是是非非也是1937至1945年间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也应设法了解其中发生的人和事。徘徊在这些模糊不清的灌木丛中，我们将发现人们到底做了什么，以及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如何言说。只要我们闭上双眼，这些人和事就迅速聚集起来。但最好是睁开双眼，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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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第二章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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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市场，增强其实力，需将其他帝国主义的竞争者驱逐出东亚，1937年至1938年冬，占领长江三角洲便是这个计划的组成部分。此项计划起源于19世纪末日本侵占朝鲜，1931年日军加快了入侵中国大陆的步伐，占领了中国东北各省，并扶植清朝最后一个皇帝建立满洲傀儡政府。与日本较早期的殖民地台湾（1895年日本通过条约得到这个宝岛）和朝鲜（1910年占领）不同，“满洲国”没有被纳入日本的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学说很有影响力，日本没有把满洲降为日本的一个省或保护国的身份。日本不得不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就是从英语世界里购买来的、混乱的、罗马化的“满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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