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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是一回事，占领是另外一回事。入侵是动员大量的军队从军事上打败对手；而占领意味着将注意力由士兵转向民众，并且建立机构来管理被征服的领土。可是建立什么样的占领区呢？是组建另一个“满洲国”，由日本人亲自建立行政机构，安排中国人和满洲傀儡建立个殖民政府？建立这样的虚体不是日本政府的初衷。尤其是日本海军，一直抵制在亚洲大陆派驻部队保护另一个傀儡政权，因为这需要承诺给予军事上的支持，会减弱日本在其他地区的行动能力。迟至1938年3月，上海中支舰队司令官发电报给副部长，警告道，日军倾向于将北支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东京应该限制这种野心。司令官说，如果按这个方向走下去，那就导致“灾难”4。日本应该坚持推翻蒋介石政府的目标，寻找一个顺从于日本并能满足日本需求的人取代蒋介石，而不是卷入到扶植傀儡政权的事务中。然而，随着国民政府的败退而不是投降，日军选定的“中支”面临的却是一个政治真空。5如果中国人要返回的话，这个政治真空必须填满。国民党内没有出现派系来组织另一个政府，日本人不得不亲自着手此事。日军在长江三角洲首次一边进行全方位的战争，一边征召合作者建立新的、顺从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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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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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8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30名日本职员抵达上海，他们是从“满洲国”的大连港乘船而来的。6他们的任务是从事日本人所称的“宣抚工作”。这些人（其中没有女人，既没有女职员，也没有男职员的妻子）在接下来的几天或几周内被派往长江三角洲的一些较大的城市和县城，重建社会秩序。随后的几个月内，从他们送回上海的工作报告里断断续续的评述可以看到，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对军队造成的破坏所知甚少，而这些破坏都等着他们去修复。在他们抵达上海的前三周，中支派遣军攻破该市周围中国人的防御工程。当它稳步扩大内地的占领区域时，军队便需要有技能的人：他们能了解中华帝国的特点，熟悉中国，有中国生活的经历，会说汉语等。北支派遣军在北京比较容易从“满洲国”得到这些有技能的官员，利用他们来做“宣抚”工作。中支派遣军就没有这么运气了。它求助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SMR是英文简写，但我将利用更通用的日文缩写——“满铁”）寻找“宣抚班”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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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原先是俄罗斯的一家企业，日本打败俄罗斯后于1906年得到它，并假惺惺地表示由俄罗斯承建南满铁路。“满铁”迅速全面发展为一个包括铁路、交通服务、生产、投资和经济研究于一体的大公司。1940年代，“满铁”发展至顶峰，职员有20万人，其中三分之二是日本人。7这就是中支派遣军签订合同的公司，用“满铁”的职员从事重建中国占领区的政府、社会和经济工作。其职员有能力，受到训练，并具有实地工作能力，这正是军队所需要的。而且，他们是文官，自始至终都支持“宣抚”工作。军队认为文官身份是很有用的，这表明他们出现在中国人面前是日军势力的延伸。他们不用穿军服，只穿普通的白衬衣，胸前的口袋上绣有日/中文“宣”字，“宣抚”两字的前一个字 ，翻译成英文是“pac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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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支派遣军将组织和监督“宣抚班”职员的工作交给“满铁”上海事务所。1937年11月，上海事务所建立“宣抚部”。“宣抚班”职员和“宣抚部”最终对中支派遣军特务部而不是“满铁”总公司负责。所有的日本远征军，包括“满洲国”，都设有“特务部”（SSD, Special Service Department），负责非战斗事宜。1937年12月，上海特务部主要关心的是在长江三角洲政治真空地带重建社会秩序问题，这是由日军入侵导致的结果。在基层，特务部必须建立县政权，“宣抚班”职员就被派去那里。在“中央”，“特务部”必须培养一批杰出的中国政治家，组建一个可以替代国民政府的政权。后一个工作在1938年3月底实现了，一个公认的“国家”政权——“维新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伴随着新政权成立而来的任务是维护它的正常运作，这意味着需要聚集足够的智慧和可靠的财政来源。上海特务部进行鸦片贸易，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投机，作为其合作人短期的财政收入来源。招收通敌者、大规模的毒品贩卖、情报工作，而且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这使“特务部”名誉扫地。甚至一些研究者也搞不清“特务部”与那些残忍的、臭名远扬的宪兵队之间的区别，他们经常一起工作。8这些“特务部”人员被调去做安全和平工作，在稍后成立的“兴亚院”（the Asia Development Board）军事组织成员中，“上海特务部”实际上是温和观点与温和行动的所在地，它是1939至1940年间唯一大胆反对继续在中国扩大战斗的军事成员，主张日本真正放弃对占领政权的领土主权要求。其中有好几个军官因在中国问题上持温和观点而被调查或逮捕，从而结束了他们在中国的工作。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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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到的“宣抚班”职员来上海的第一天是与“特务部”机关长原田熊吉少将一起度过的。原田是一位聪明、精力充沛的职业军官，被推荐组建占领政权的复杂工作。那天晚上，在汇中饭店（现和平饭店南楼）的招待会上，新上任的“满铁”上海事务所主任伊藤武雄接见了他们，这个事务所是由伊藤监督大批文官工作以支持侵略战争的基础，“宣抚”是其唯一的工作。那天晚上伊藤在汇中饭店对新来的职员说了些什么，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甚至伊藤战后写的回忆录，也几乎没有提到他人生中这一时间点，而且在回忆录中，他试图设法掩盖早期生涯中的所作所为。10他在上海第一个月内的大而化之和自相矛盾的记述，说明宣抚计划并没有吸引他多少注意力，但或许是因为他不愿意回忆自己多么积极地投入到占领中国的活动中去。他是这样提到军队决定雇用“满铁”职员的：“我认为这是英明的举措”，他赞扬这些人是“尽职尽责的职员”。总共有250名职员参与宣抚工作，其中四分之一去野外，四分之三留在上海事务所“宣抚部”，他没有提到任何一个职员的姓名。11他对这些人后来的工作也没有多少兴趣。他们的职位太低了，不足挂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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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伊藤那晚的讲话不存在了，但有理由推测他一定提到了这些事：“满铁”的优良传统、日军因在长江三角洲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而大出风头、“宣抚班”职员在基层建立中日合作的巨大责任等等。为了粗略估计他们即将遇到的挑战，他大量引用了1937年11月题为“宣抚工作纲要”的特务工作文件，其事务所第二年3月“宣抚”工作的主要报告中也引用了不少“宣抚工作纲要”的内容。这份文件解释“宣抚”的目的是“向战区的中国民众解释，这次事件真正引起了日本的注意，为了消除中国民众反日思想和亲欧美的情结，使他们意识到现在应该亲日了，这是他们安居乐业的基础”。这段话表明“宣抚”人员在接下来的一年将向占领区民众灌输两个主题：第一，中国人应该放弃亲欧美的观念，尽管欧美各国曾经帮助过中国，但现在日本正在将中国从欧美帝国主义集团的统治下拯救出来；第二，无论如何他们应该放弃分裂活动，好好生活，普通人应该继续日常生活，恢复生产。通常他们使用“安居乐业”一词，日本人用中文的一个成语来宣传，这大概是他们拉拢中国人心的一种手段。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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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或许也从“中支占领地区宣抚工作执行纲要”中引用了一些，下面一段话是从上海事务所三月份工作报告中节选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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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普通老百姓快速回来，从事正当的职业，我们必须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首先为了解决他们的思想障碍，我们必须恢复秩序；我们必须使他们相信大日本皇军高尚的仁爱之心。当我们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必须渐渐地鼓励他们与反日的国民政府决裂，支持新政权的建立。为了得到他们的效忠，我们必须利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等手段从基层培养支持日本的氛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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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这份文件的“特务部”官员相当清楚，“宣抚班”职员将面对巨大的混乱和焦虑，这是展示原先设想的、日本军队“崇高的仁爱之心”的失败而强加给他们的。他们给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加上反日的标签，但他们很清醒地认识到普遍的反日不仅仅是国民党的宣传，还是由军事入侵而带来的社会状况所引起的。如果宣抚班职员打算扭转局势以有利于日本，就必须致力于改变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和经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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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和先前那一段的特务部工作报告所隐含的观点，转化成新来的“宣抚班”职员的实际指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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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抵达目的地必须与当地驻军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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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军队和宪兵队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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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建立新政治组织作为工作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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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组织地资助难民，重新安置他们，使其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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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在汇中饭店的招待会上没有涉及“宣抚”工作的具体细节，那是原田少将的职责，但是原田接触这些新兵的时间很短暂。首批从“满洲国”来的职员，在上海的时间几乎不到两天就接到新任务。军队急需宣抚员去占领区，没有充裕的时间做充分的准备了。在上海短暂的逗留可能预示着这些职员对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不很熟悉，而这可能会导致“宣抚”工作的失败。像“满铁”这样组织完美、运行良好的企业不会将赌注下在职员的智慧上，而看不到充分准备的好处。我更倾向于这样的推测，他们在上海码头上岸之前已经开始了“宣抚”工作的培训。可能是采取阅读北支“满铁”“宣抚”工作报告的形式，北支进行这项工作已有好几个月了。“满铁”北支事务所在前一个月编纂了不少这样的文件，有两份保留在东京自卫队档案馆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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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北支”工作报告是“宣抚班”1937年11月8日在天津举行的联络会议议事录。15议事录大多是河北省29个“宣抚班”班长的总结报告，他们是从10月下半月开始“宣抚”工作的。这些总结报告活生生地勾画出“宣抚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比如处理地方合作者、安置流离失所的民众、应付经济中断的状况等等。这群驶往上海的未来职员们，至少从这些总结报告了解到在地方上工作大体会遇到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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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较为全面地介绍“宣抚班”工作的文件是扩大北京以北地区“宣抚”工作计划，这份文件也是1937年11月份起草的。16该文件当月1号最终定稿于“满铁北支事务局”，是在张家口特务机关（Special Service Agency）10月底工作草案的基础上草就的。张家口是北京以北的一个重要铁路交通枢纽。（“特务机关”是“特务部”地方下属机关的名称，它将被用来指称“上海特务部”在南京建立的地方“宣抚”办事处。）这份文件开门见山地指出“宣抚”工作的两个方针。第一是组织上的，在所有的县及地区建立统一的政府机构。第二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通过带来稳定和秩序以赢得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同情和了解。这个计划接着解释与这些方针相关的任务，这是“宣抚”职员应该从事的工作。组织上，他们应该与“自治委员会”紧密合作，“自治会”成员是由日军驻守地方的军队劝诱中国合作者组织的新领导群体。意识形态上，“宣抚”职员应集中宣传反共思想，促进“亲日”思想的形成，与亲欧美思想做斗争。这种挑战西方帝国主义的程序是“被忽视的请求者策略”（ignored-suitor gambit），该策略是设法消除对敌人的同情，代之以对自己的同情。在实际应用的术语中，这意味实施日文版本的社会福音：慢慢将日本的方式植入中国基层社会，帮助中国人，使其更安全，经济状况更好，身体更健康，以赢得他们的青睐。此处又一次使用了成语“安居乐业”，使中国民众确信这就是日本试图代表他们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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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除—取代方法的致命威胁是均等原理。如果一个“依靠”可以被另一个“依靠”所取代，那么对中国人而言，这种“依靠”仅仅是由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转移到日本国。为了防止这种逻辑推理，要用一个比较委婉的术语——“依靠”而不是“殖民征服”。但是，一个可以被另一个替代的概念，给日本带来了危险，它需要给一个绝对不能命名的事物命名：即它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宣抚”人员痛苦地发现，中国人很容易命名而他们却不能。当张怿伯——镇江抵抗力量的发言者，我们将在第三章提到此人——提醒那些有可能被诱惑而支持占领者的同胞：日本人将“地方就变成了死城，没有市声听到，虽在白昼，如同静夜。时入耳鼓的，只有非本国音节的军号声，惊天动地的坦克声，时刻放枪声，冲门劈门声，以及成群鬼叫声，皮鞋脚步声”17，人们还认为有安居乐业的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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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宣抚”计划透露出对于苏联影响蒋介石的焦虑，但计划主要集中在建立组织事务方面。该计划说明每个“宣抚班”由好几个职员组成，其中至少有一个“北支派遣军特务部”的职员，这名职员以前是军官。“宣抚班”成员接着忙于他们的工作，使“自治会”承担起管理和保证其区域内安全的职责，以便日本职员卸下烦琐的工作。“自治会”稳固后，下一步是动员村庄头面人物在乡村建立“宣抚”网络。“宣抚班”应任命特殊的助理帮助地方头面人物执行这项任务。基层的“宣抚”任务包括将每家每户登记在册，组织成五户或十户的职能小组作为保甲的组成部分。保甲是传统的邻里监督制度，中国政府已经使用好几个世纪了。计划还提议建立群众运动的分支机构，将“协和会”自上而下延伸到基层社会，“协和会”是1933年（第二年又重新发起）“满铁”在“满洲国”发起成立的，是号召大众支持“占领政府”的组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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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些知识，34个职员（原本只有30个，后来又就地招收了4个，其中包括第三章提及的熊谷康。）12月中旬从上海出发了。然而，他们不是长江三角洲的首批“宣抚”人员，也不是他们最先建立“自治会”。最早的“宣抚”人员是三个月前被派去宝山工作的。宝山位于上海北面，8月“中支派遣军”的先头部队上海远征军在此地登陆。早在9月23日军队便组织中国人成立地方委员会，10月，一个“宣抚班”被派到此处指导工作。第二条“宣抚”线路是上海南市区，以前市中心部分，在法租界的南面。11个日本“宣抚”人员外加4个保安从11月15日开始工作。与此同时，还秘密组织了一个重建上海市政府的“宣抚班”，这是第六章的主题。另外一些“宣抚”职员分别于11月26日、12月1日、12月7日去了松江、苏州和无锡。每个“宣抚班”的介入都是根据特殊要求来完成的，没有档案记录。从那以后，“宣抚”工作以较系统的方式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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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职员于12月10日清晨离开上海，其中两个人去了南京，他们匆匆忙忙地赶上了军队，首都陷落时，他们在现场，其余的人上午接到小组任务。那天下午和后来的四天，他们成扇形前往上海周围的县城。一些人出发后立即就陷入麻烦中。13日，四个人去了上海正西面的青浦，由于中国军队的阻拦，那天下午就返回了。一周后，青浦的局势仍没有好转，因此这四个人被重新派去杭州，第二天，又增添了两个人，其“宣抚班”升格为“特务机关”。14号去昆山的三人小组遇到了不同的阻挠：他们发现日本驻军司令官已经任命了“宣抚”职员，所以其中两个人重新分派去了更远的内地——镇江，那里还没有成立“宣抚班”。日本军队的迅速推进意味着原先派往地方的“满铁”职员跟不上需求。12月的第三个周末，在上海组织第二批“宣抚”职员，24号分派至地方，大多数人去了浙江。1月的第二周，第三批“宣抚”人员被派到新占领区，这一批人员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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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日本华中宣抚机构组织系统，193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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