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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占领当局强加的地方权力与外来权力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不是唯一的，中央与地方的联合体中，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平等，这似乎是根植于中央和地方利益之间的实际互动中。所有的政府都存在这种不平等性，而且所有的政权又都试图掩饰这种不平等性，以争取大众的支持。不同的是，占领时期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不可能只维持这两种权力关系，还有其他政治力量的存在，这可能使地方政府影响甚至侵占中央政府的利益。大多数沦陷时期的权力关系是自上而下的。然而，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导致了占领者或合作者都没有选择的自由。基层政治行为的不自由使合作者看起来更像个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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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二 嘉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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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通过嘉定县探索上述诸问题，是因为熊谷康写了两本书，记述了他担任“宣抚班”班长的生涯。这些记述并未展现他为建立一个地方合作政权做了些什么，而是揭示他勉强取得成就的一些权宜之计。一本是他的工作日志，在嘉定“宣抚班”分类工作报告中被大量引用，因而被保留下来。像其他每个“宣抚班”一样，他的工作报告4月要上报到“满铁上海宣抚部”，向“陆军特务部”汇报。1另一本是他的回忆录，记述了他在嘉定和蚌埠的经历。这本回忆录是1943年出版的，作为战时日本人家中读物。回忆录是历史研究者梦寐以求的东西，因为揭示了日方同一个作者“主观”解释的“宣抚”经历，它现在就“客观”地躺在东京自卫队研究所的档案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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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文本在语气上是不同的。“满铁”报告是由简洁条目化的日本片假名写成的，作为战时交流的官方手稿，只有那些深藏不露之人才能阅读的“最机密”文件。而回忆录，发行广泛，富有感情色彩，是提供给日本民众的读物，用平假名印刷。另一方面，回忆录再现了他在中国乡村的工作经历。他在序言里告诉读者他这么做的目的是：如果“共同繁荣”名副其实，他的读者们可能会比较欣赏中国农村生活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中国人将得到他们应得的尊敬。一方面他是殖民政府的代理人，另一方面，他也是文明开化任务的执行人。“宣抚班”报告避免个人角色出现，而回忆录则用第一人称给人们讲述了沦陷时期的一个旅行/冒险故事。工作日志中的一些事实也出现在回忆录中，但后者所渲染的气氛比事实重要得多：熊谷是个冒险家，他前面有个凶险的、未知的世界等着他去发现，等着他用双手去“拯救”；熊谷是个英雄，勇敢地面对乡村那变化无常的敌意，将安全、文明与和平带给强健的、可靠的农民。讲述不同的故事或者以不同的方式讲述同一个故事，这两种不同的表达并不矛盾。当然，熊谷的回忆录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经历，还是他行动的证实；工作报告正好相反，要模糊他的个人行为。与工作报告一样，回忆录也主张“宣抚”政策和方法是正确的和正义的。由于缺乏嘉定沦陷初期半年内的中文文献，熊谷的著述便成了记录嘉定沦陷时期基层政权建立过程的唯一文献了。再现当时熊谷希望能提供的合作与实际情形之间到底存在多大的差距，这大概也是唯一可参考的文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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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170675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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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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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2日清晨，熊谷和四个“宣抚班”职员乘坐一辆军用卡车出发了，他们的任务是再次稳定嘉定县的秩序。嘉定县位于上海的西北面，是该市的一个周边县。熊谷描述了他们到达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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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特别冷，为近几年来所罕见。大卡车跑了10公里，将我们从上海“宣抚部”拉到这个县城。下车时，我们的手脚都冻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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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共计五人执行这次任务：我、古川、川赖、行元、山中。到达西门时我们很兴奋，但当我们进到城里环视四周时，却看不到一个活的东西。城内一副惨状：道路被毁坏了，房屋坍塌了，没有一个人影。我们发现了四五个警备队员围着一堆火站着，对我们突然闯入，他们很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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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是谁？”他们想知道我们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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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宣抚班的。”我回答。他们的脸上立即浮现出友好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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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吗？我们很高兴你们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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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士兵经历过一次恶战，那天作为警备队正好被派到这一地区值勤。无论如何，见到熟悉的面孔，他们很放心。他们的年龄全比正常的士兵稍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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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熊谷”，他们问我名字时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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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直接去找警备队队长，接着去找一个合适的房子作为宣抚工作的营地。第二天上午，我们就着手工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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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这个小故事，熊谷康开始叙述如何稳定嘉定社会秩序。熊谷是“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职员，他在12月的第二周从上海出发，带领一个“宣抚班”来内地。然而，熊谷只是“满铁”的一个长期雇员，他在一周前刚应招从事“宣抚”工作。他从不提及自己的真实背景，只是说在战争前好几年就来中国了。他中文很好，能偷听别人对话，能根据方言判断谁是本地人，谁是外地人。作为两种不同体裁著述的作者，熊谷是我们最好的见证人，他见证了日本在长江三角洲各县建立占领政权的初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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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作为日本的一个“宣抚”地区，与11月中旬日军西进侵占的长江三角洲腹地其他各县差别不大。 如果说嘉定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军事意义，那就是它为沪宁铁路沿线的第一个县，因此它是日军摧毁中国中央政府过程中必须占领的第一块领土。熊谷和他的同事12月12日到此地。嘉定县城不在铁路线上，但嘉定县三个较大的镇——南翔、黄渡、安亭——在这条铁路的前三个站的附近。这些地方在11月的第二周就被日军占领，是嘉定县最早被占领的地区。县城被彻底空袭后，于11月12日最终沦为日军的囊中之物。空袭平民是日军在1932年第一次袭击上海时发明的方法。在第二次入侵期间，这一方法更被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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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县城是个只有三万人的小城，人们主要聚居在那个很有名的、明朝时期建立的宝塔周围。轰炸没有击中宝塔，但却毁坏了城区三分之一的建筑物，最终全城居民一逃而空，人员伤亡惨重。根据日本当局成立的嘉定安葬社社长的报告，截止于4月底，该社共安葬了4570个平民和士兵尸体。战后嘉定县政府就全县范围的人员伤亡作了调查：确定日军在1937年杀死嘉定居民8031人，1938年又杀了3720人，1939年又有332人莫名其妙地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3日军在其他地方也常将平民作为打击目标。例如，在熊谷到达嘉定的第二天早晨（1937年12月13日），另一个“宣抚班”职员到太仓县城附近，他们发现二分之一的建筑物被烧毁，其余被劫掠；政府粮仓和盐库被洗劫一空，公安局消失了，城中图书馆化为灰烬。太仓“宣抚班”工作日志上描述：当他们进入城里时，“没有一个人影”4；铁路线西面的较大城市丹阳，很不幸正好坐落在日军进军南京的路线上。11月27日的第一轮空袭后，大火熊熊燃烧，火势迅速蔓延，持续烧了三天三夜；两天后的第二轮空袭，将第一次幸免于难的地方又点燃了，丹阳完全被焚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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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征服嘉定的中文文献没有被保存下来。但临县“太仓自治会”1938年5月的工作报告中描述了该县县城的情形。这个工作报告的作者没有留下姓名。他不惜笔墨详细描述毁坏的惨景，目的是让“中央政府”明白，“地方政府”目前所面对的环境是什么样子。他写道：“县城及沿江沿公路各处商店民房多半成为灰烬。全县民众弃家逃避，惨罹锋镝者不下十万人，受灾惨重为有史以来所未有。”这还是一位合作者所写的！嘉定未被言明的灾难是史无前例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然而它呈现的惨景与太仓差不多。甚至在太仓恢复秩序后，这位作者仍写道：“劫后灾黎大多无家可归，啼饥号寒，伤心怵目”，很普通的措辞，但没有比这更能传达真实情况的了，城厢一带、刘河镇及“附近乡村，受灾惨重，炮火所及，庐舍为墟，颓垣残壁，满目疮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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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唯一类似的描述是熊谷第二天所写下的，与日军在太仓的军事暴行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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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惨痛的一副场景啊！当我们一到嘉定县城，从西门走到东门，从南门走到北门。房屋坍塌，屋顶的瓦片散落在路上，折断的电线撒满一地，让人无处落脚。到处是空袭时留下的破洞。非常奇怪的是：耸立在城中心的宝塔是唯一留下的完好无损的东西，看不见一个人。我们所能看到的活人就是偶尔从倒塌的小屋子里爬出来、立即又爬回去的步履蹒跚的老人。城内三分之一的房屋被毁，惨不忍睹。我们发现自己在一座死城里，一个恐怖的无声的世界里，唯一的声音是我们自己的脚步声。这些居民到底跑到哪儿去了？一间挨一间的房屋，空无一人，空无一物，无椅子可坐，无东西可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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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忆录里，“毁坏”可以帮助熊谷将自己塑造成嘉定复兴故事里的英雄人物，因为当某人面临巨大困难需要克服时，他就变成了英雄人物。毁坏越严重，他取得的成就越大。然而没有任何人出来愿意接受他们的帮助（除了步履蹒跚的老人外，对熊谷来说，这些老人只是同情的对象，没有其他任何意义），刹那间，他很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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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可怜啊！我们感叹道。复兴这样的地方好像毫无希望。我们应该安抚民众，可他们不在那里，我们无法开展工作。站在废墟之中，我们的美梦全破碎了。除了将散落在地上的木头和瓦片堆放在一起，使道路恢复正常，我们无计可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