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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宣抚班”工作日志的第三条记录是有关建立伪政权机构的事情，在供给难民食物和组织劳役之后。这条记载了那天“宣抚班”班长去驻军司令部请求建立“治安维持会”事宜。他们肯定得到了驻军司令部的同意，因为接下来一天的工作日志记录了“宣抚班”招收“维持会”职员的事，这是这天唯一的一条记录。与其在嘉定及其他县的同仁不同，镇江“宣抚班”不需要在前几个月忙着清除军队征召的合作者，而且也没有中国人自己组建的新机构，而其他地方有很多人积极努力建立各种组织。因此28日，“宣抚班”畅通无阻地穿梭于地方头面人物之中，物色符合条件的候选人成立“维持会”。当天晚上，便找到了一个会长和两个副会长候选人，只给他们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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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计划泡汤了。中山班长收到颜触的来信，说他不想干了，而前一天他答应来“维持会”工作。除了他的名字外，其他方面的情况，一概不清楚。颜在28日那天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但从此以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在信中很不看好即将成为“维持会”职员的那些人的素质，他用“贫弱”二字来形容他们。看上去“宣抚”人员太急于求成，他们只想匆匆找几个人凑成一个班底，而这些人以后可能会令他们恼火。他们现在建立的“维持会”正是其他地方的同仁刚到达时设法除掉的东西，不过这次却没有军队可谴责了。“宣抚班”决定听从颜触的建议，暂时不设立“维持会”。但这件事传出去，双方都丢面子。他们找的借口是镇江不组织“维持会”，直接建立“自治委员会”，这需要多一点时间来酝酿。颜触的介入可能对某些人有利而对另外一些人不利，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或出于什么目的。“宣抚”人员在镇江的时间太短了，他们还不太了解这个地方的政治和社会情况，这使他们易于被地方头面人物所操纵，成为利益群体间互相斗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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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候选人一笔勾销后，“宣抚班”又开始物色另一批人。他们盯上了一个人，郭志诚，大照电气公司经理，主动担任那些彷徨无助者的保护人。“宣抚班”到镇江的第二天志愿去难民营调查时就已见过他。中山班长好像很喜欢和信任郭。他来镇江的第四天便访问郭，并请教他下一步该如何行动。郭答应考虑出任“自治会”会长，并依照第二天工作情况行事，因为其他人提出了一个竞选者尹恭甫。我们只知道尹很有钱。“宣抚班”决定让尹出任“自治会”会长，郭做二号人物。12月30日的工作日志对此事几乎是一笔带过——“决定由尹恭甫担任委员长，郭先生幕后支持”——这暗示中山班长将郭看成是“他的”人，这是个掌握“自治会”正确方向的人物，可以无视尹的所作所为。让尹抛头露面，实权掌握在其他人手中。第二天他们在尹的家中开会，最后决定“自治会”的成员。现在“宣抚班”对这一群人满怀信心，可以将“维持会”升格为“自治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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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31日的会议和1月10日的“自治会”就职典礼之间，“宣抚班”工作日志上几乎是空白。唯一一项是6日军队让“自治会”和“宣抚班”从前警政大学的寓所搬走。但这十天里一定发生了一些事情，因为当自治会与公众见面时，人物排列的顺序改变了。郭仍然是二号人物，尹现在只是一个普通委员了，会长是一位新人物——柳肇庆。柳，53岁，毕业于日本高等警察学校，这意味着他可以说日语。日本人的记录表明，他在1910年代的南京法律界很活跃。但后来的情况不得而知，也没有透露半句他怎么成为“自治会”会长的。我只见到张怿伯在回忆录中提到了一点线索，柳肇庆出任“会长”是不同政治势力角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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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自治会”，系于一月十日成立。在十二月半后，即有尹姓等人，至大照电气公司接洽，是时大照以巨薪雇用一徐姓，充当日语翻译。徐出身微贱，做了通译，便觉大权在握，志得意满，郭五郭八，亦须仰其鼻息。至后日方以年老昏庸，不赞成尹为会长。经过长时间接洽磋商，数次改易人选，直到一月之久，地方仍不安定，人心仍然恐慌，柳先对日方提出请求十一条，其第一条即系禁止奸淫掳掠，当时柳出担任，推其用心，自亦抱有救民水火志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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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的回忆录与“宣抚班”的报告在几个重大问题有分歧。张怿伯不认识尹恭甫，在其回忆录中，尹是个年老昏庸之人，而“宣抚班”报告中指出，因尹是个财大气粗之人，才将他放到第一把交椅上，在郭的前面。大家一定想知道，为什么尹下台后并没有将位子留给郭志诚？好像是因为日本人和郭自己都认为，将郭置于幕后更好。更有趣的是，张怿伯对新出现的“会长”柳肇庆表示同情。张说，柳是想利用“会长”一职减轻日本占领者对镇江市民的压榨。他接着说，然而柳被日本人架空，没有权力，甚至都不能改变自身极糟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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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到医政学院难民收容所，召集难民演说时，号啕大哭着说，我是为了你们出来的。当时在镇人民处危难中已历月余，人怀恐惧，及见柳出维持，觉得到此时候，才算地方有主，群情稍觉安慰。柳上任之日，贴出红示，上用昭和年月。举行开会典礼，来宾须经敌兵检查。柳乘包车出外，一人前导，手执日旗，观此种种，已被无形管制，失却自主，要为环境所迫，论情犹有可原。但最近“自治会”组织日益扩大，品类庞杂，奸人趋就，如蚁附膻，做出种种把持侵吞鱼肉敲诈之事，劣迹多端，吾民更苦。此当非柳初愿，而现则陷入泥淖中，不复能自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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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张对合作者很厌恶，但他还是无法谴责柳。他认为柳是个悲剧性人物，不是投机分子。然而张没有解释为什么柳还愿意待在自己所描述的困境中。柳最终被允许辞职的正式时间是在5月4日，他在“会长”位置上滞留到月底，实际上，孙昭从4月底就开始接替柳的工作。13到5月底，电气公司经理郭志诚，经过三次很明智的推却后，“会长”一职终于成为其囊中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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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郭志诚垂涎于“会长”职位。他似乎是一位很有效率的管理者，因为“自治会”在8月1日重组成“县公署”时，他继续担任“县知事”。实际上，据我所知，他的合作生涯超过了其他任何地方的“自治会”会长。他几次躲过县政权改组，直到1944年秋，他终于消失了。这是占领之初就被招收而来者的非凡之举，这表示他将取悦于日本人的能力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其他县的合作者不具备此方面的能力，早早结束了任职生涯。即使那些特别会阿谀奉承之人，其职位也岌岌可危、朝不保夕。郭管理电气公司的经历一定使他具备了令人满意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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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张怿伯拒绝将郭志诚往好处想。在他那本小册子出版前（1938年夏季出版），他在手稿补上这么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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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自治会”会长柳某，厌倦傀儡生活，已离伪职。六月一日，已换大照电气公司经理郭某，近已颁发伪布告，征收田亩、房屋、落地、屠宰、筵席、旅馆、戏院等捐，尚有其他苛细杂捐，敲骨吸髓，怨声载道。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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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指控郭及其大照公司的兄弟从一开始就与日军积极勾结，证据是他们愿意在徐翻译官面前卑躬屈膝。郭志诚夺取“会长”职务是为了捞取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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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是中山班长的亲信，红得发紫，但是中山没能长时间留下来与他一起工作。在就职典礼13天后，中山班长调到松江去了，接替他的是加藤幸藏。更换“宣抚班”班长表明“宣抚”工作运作很不稳定。例如丹阳的“宣抚班”，在十个月内换了三个班长，每换一次便发生一阵混乱。但中山去松江了，镇江似乎没有出现骚乱。尽管松江“宣抚”工作开始得很早，但那是最难应付的县之一。4月上旬松江简短报告了“‘宣抚’工作较为平稳”，但充其量也只用了“较为”来形容。15这个县的“宣抚”人员几经易人，居长江三角洲各县之首，且“自治会”成立前就有两届“维持会”。那个“自治会”也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山班长与日驻军司令之间进行了艰巨的、反复的谈判后，才得以建立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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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加藤代替中山另有原因。即有可能是重建镇江。当然张怿伯绝对不会这么认为。加藤离开镇江后几个月，于1939年7月在《南京新报》上发表了回忆录，分两部分刊登。17这个回忆录没有张怿伯回忆录详细和坦率。但它至少提供了日本占领者正反两方面的声音，对镇江“宣抚”过程作了批判性的观察。加藤是“满铁”职员，加入到第二批派往华中地区“宣抚”工作的年轻人中，1月的第二个星期从大连赶到上海。 14日，他接到任命，担任镇江“宣抚班”班长，九天后抵达镇江，顺利接管了中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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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藤回忆录中，他说中山告诉他，柳肇庆，即张怿伯笔下那个悲剧性人物，是镇江民众的选择。这条奇怪的资料使我想到，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评价“自治会”领导人享有社会声望的，除非其他领导人都不受欢迎。实际上，加藤仿佛想无意中指出，他从中山那儿继承的“自治会”“并不特别理想”。又一次，“宣抚班”班长发现自己与一群他认为有缺点的人一起工作。加藤的评论至少印证了张怿伯的观察，柳与日方负责人步调不一致。这或许还表明，日本人发现柳太不愿意干了，已没有实际的用处。加藤接下来用“一致同意的人”形容郭志诚6月接替“自治会”会长一职——但这不是我们从张怿伯那儿得到的印象。加藤试图断言，任命的每位职员都是受民众欢迎的；“宣抚班”仅仅是对公众意愿做出反应。张怿伯认为这是莫大的谎言，他坚决抵制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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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和张怿伯给我们提供了镇江沦陷时期两个不同的版本。在回忆录第一部分结束时，加藤讲了一个故事，暗示了他监管下的占领区人们看问题的两种不同方式。这个故事是有关“宣抚班”在农村地区安排医疗服务的。所有的“宣抚班”职员都以为这项工程能使他们赢得公众的支持，然而却有谣言传出，医疗诊所发的药品是毒品，会使中国人上瘾。由于日本人卷入中国占领区非法走私鸦片，使谣言听起来有点道理。据加藤观察，有些中国人对谣言反应不同，因为中国人有“两种概念的日本人”。加藤和张怿伯对沦陷时期镇江的描绘正好走上两个极端：加藤提倡“同种”人团结起来，而张断言日本人是“非我族类”；加藤抱怨中国人应该停止将自己看成是战败国人民的想法，而张号召人民千万不要忘记这点：“如果中途屈服，弃战言和，甘心做亡国奴”，那将永无复国之望；张说“自由”18，加藤说“共同繁荣”。他们的分歧——他们对日本人“两种不同的看法”——走到两极。这两个人帮助我完成了这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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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对郭志诚的看法与张不同。1938年5月机密工作报告指出，郭是个理想的“会长”，吸引了很多好人来“自治会”工作，而张的观点完全想反；在加藤看来，郭领导下的“自治会”唯一的失败是无力保证农村地区的安全。但加藤很谨慎，没有将这笔账记在郭的头上，而是指出，如果农村地区稳定，那就锦上添花了。7月准备解散“自治会”，积极酝酿一个正式的县政府机构取而代之，郭志诚的合作生涯在此过程中受到了最大挑战。（这个县改名为丹徒，但为了本文前后一致，我将继续用“镇江”。）加藤向省政府（已从镇江搬到日军军部所在地苏州了）推荐，郭志诚可以继续留任。令他沮丧的是，省政府准备从上面派一个他们自己的人担任此职。加藤非常想保住郭的位置，他亲自去了苏州，向有关部门请求，而且他还想让“会长”的秘书也留下来。他成功了，但这两人的下属都被遣散了，大概是为保留他们的职位而达成的交易。一年后，加藤在《南京新报》写道，他在镇江任职16个月——这期间镇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是让郭担任县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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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诚得到了加藤的支持，考虑到他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他也需要这种支持。6月他担任“自治会”会长，第一项任务是试图巩固镇江农村地区的“自治会”。任务分为两方面，但这两方面又是不可分离的。其一，需要征召“好人”充实“占领政府”的地方行政机构，尤其是税收和保甲工作。其二，必须制止地方叛乱。两个任务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解决不好另一个也免谈。5月徐州战役后，日军特别担心有大量的中国士兵渗透到长江三角洲的腹地，因此这一地区处于高度警备状态。虽然迅速而广泛的渗透并没有如他们担心的那样发生，但整个夏季，保卫镇江农村地区安全的驻防部队削减了。夏末，日军觉察到抗日势力建立了好几千人的特工组织，分布在镇江、丹阳及其周围的县。如不迅速打击抗日特工组织的行动，日军就无法自如地调动军队了。如果日军在占领地区留下大量的驻防部队，就不能继续征服中国其他地区，所以中国人必须自己设法保护自身的安全。解决的办法是“自力更生”，即将治安工作移交给中国人。丹阳县“宣抚班”4月工作日志记录道：“治安问题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占领区的安全由该地区的中国人来保卫，这是日中合作的基础。”移交治安职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日方不愿意给予太多的信任。1938年12月已有99个地方警察被雇用，这只实现了这个乐观评价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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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抵制接连不断的破坏，郭志诚要将全县整合到一起。他和加藤做出决定，在他上任的第一周内召开16个“区长”（“自治会分会长”）会议，会议定在6月底，并警告他们说，如果不来镇江开会，就被认为是反对新政权。有两人没有来，因为旅途不安全，其余14人出席了6月24至25日为期两天的会议。郭主要期望其下属们整理好田赋系统并运作起来。但区长们在会上明白无误地报告这是不可能的：日军来的时候，这个县70％的人都逃难去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农民仍遭残酷的剥夺，春季小麦收成可怜，耕牛稀少（镇江战后调查称日军杀死或没收牛、马和驴共计3490头）19，农村信用很不稳定，区政府官员超负荷工作，交给他们的所有任务都没有经费预算，包括保护日军电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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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夏季抗日势力增强时，区政府的能力只限于保护自己了。尤其是县城东边和西南边，“占领政府”控制的区域迅速减小。有关他们困境的资料很少。1938年8月的报告中，加藤坚持说，阻挠民众站到日本人一方的是地痞流氓，他们只图自己的利益，制造种种混乱。他确信，如果他们能了解日本人，一定会放弃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养成的反日思想。这是太过于简单的想法，尤其在9月的报告中指出游击队夺取了丹阳区政府，丹阳是镇江东部沿长江最大的镇，是主要水运贸易的中转站，尤其有利于食盐买卖。游击队占领丹阳时间不长，但这大大损毁了“占领政府”的威望。这大概不仅仅是地痞流氓在作怪吧。因此，秋季的目标就变为在农村地区建立治安网络，阻止这种事情再次发生。11月，加藤狠抓保甲工作。张怿伯证实了这个工作确有效果，因为第一个月，每个保甲长每天必须亲自到宪兵队处汇报他管辖范围内的情况。20加藤也希望通过民兵自卫团更好地将县城附近的农村各区整合进保甲体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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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评价保甲的作用。4月，两个“区长”在两天内被抗日势力暗杀，其中一个就在丹阳。或许这两个“区长”正是响应11月份号召，加强丹阳周围的安全措施，试图打击这个港口的非法买卖食盐，使其恢复常态。此处食盐以低于官方规定价格的1/20在出售。加藤在后来的报告中坦率地承认，暗杀“给我们的工作当头一棒”。他认为，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是在农村地区建立行政机构，将民众带到“占领政府”这边来。但是，只要治安还存在不稳定因素，这个计划又如何完成？加藤除了要求他的“合作者”们提高警惕外，没有其他措施。直到“占领政府”结束，区长一直易遭攻击。1944年12月，镇江东部共产党的平级政府（区政府）抓捕并审判了一个“占领政府”的“区长”。他被定为叛国罪，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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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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