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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到医政学院难民收容所，召集难民演说时，号啕大哭着说，我是为了你们出来的。当时在镇人民处危难中已历月余，人怀恐惧，及见柳出维持，觉得到此时候，才算地方有主，群情稍觉安慰。柳上任之日，贴出红示，上用昭和年月。举行开会典礼，来宾须经敌兵检查。柳乘包车出外，一人前导，手执日旗，观此种种，已被无形管制，失却自主，要为环境所迫，论情犹有可原。但最近“自治会”组织日益扩大，品类庞杂，奸人趋就，如蚁附膻，做出种种把持侵吞鱼肉敲诈之事，劣迹多端，吾民更苦。此当非柳初愿，而现则陷入泥淖中，不复能自拔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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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张对合作者很厌恶，但他还是无法谴责柳。他认为柳是个悲剧性人物，不是投机分子。然而张没有解释为什么柳还愿意待在自己所描述的困境中。柳最终被允许辞职的正式时间是在5月4日，他在“会长”位置上滞留到月底，实际上，孙昭从4月底就开始接替柳的工作。13到5月底，电气公司经理郭志诚，经过三次很明智的推却后，“会长”一职终于成为其囊中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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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郭志诚垂涎于“会长”职位。他似乎是一位很有效率的管理者，因为“自治会”在8月1日重组成“县公署”时，他继续担任“县知事”。实际上，据我所知，他的合作生涯超过了其他任何地方的“自治会”会长。他几次躲过县政权改组，直到1944年秋，他终于消失了。这是占领之初就被招收而来者的非凡之举，这表示他将取悦于日本人的能力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其他县的合作者不具备此方面的能力，早早结束了任职生涯。即使那些特别会阿谀奉承之人，其职位也岌岌可危、朝不保夕。郭管理电气公司的经历一定使他具备了令人满意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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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张怿伯拒绝将郭志诚往好处想。在他那本小册子出版前（1938年夏季出版），他在手稿补上这么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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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自治会”会长柳某，厌倦傀儡生活，已离伪职。六月一日，已换大照电气公司经理郭某，近已颁发伪布告，征收田亩、房屋、落地、屠宰、筵席、旅馆、戏院等捐，尚有其他苛细杂捐，敲骨吸髓，怨声载道。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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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指控郭及其大照公司的兄弟从一开始就与日军积极勾结，证据是他们愿意在徐翻译官面前卑躬屈膝。郭志诚夺取“会长”职务是为了捞取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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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是中山班长的亲信，红得发紫，但是中山没能长时间留下来与他一起工作。在就职典礼13天后，中山班长调到松江去了，接替他的是加藤幸藏。更换“宣抚班”班长表明“宣抚”工作运作很不稳定。例如丹阳的“宣抚班”，在十个月内换了三个班长，每换一次便发生一阵混乱。但中山去松江了，镇江似乎没有出现骚乱。尽管松江“宣抚”工作开始得很早，但那是最难应付的县之一。4月上旬松江简短报告了“‘宣抚’工作较为平稳”，但充其量也只用了“较为”来形容。15这个县的“宣抚”人员几经易人，居长江三角洲各县之首，且“自治会”成立前就有两届“维持会”。那个“自治会”也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山班长与日驻军司令之间进行了艰巨的、反复的谈判后，才得以建立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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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加藤代替中山另有原因。即有可能是重建镇江。当然张怿伯绝对不会这么认为。加藤离开镇江后几个月，于1939年7月在《南京新报》上发表了回忆录，分两部分刊登。17这个回忆录没有张怿伯回忆录详细和坦率。但它至少提供了日本占领者正反两方面的声音，对镇江“宣抚”过程作了批判性的观察。加藤是“满铁”职员，加入到第二批派往华中地区“宣抚”工作的年轻人中，1月的第二个星期从大连赶到上海。 14日，他接到任命，担任镇江“宣抚班”班长，九天后抵达镇江，顺利接管了中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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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藤回忆录中，他说中山告诉他，柳肇庆，即张怿伯笔下那个悲剧性人物，是镇江民众的选择。这条奇怪的资料使我想到，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评价“自治会”领导人享有社会声望的，除非其他领导人都不受欢迎。实际上，加藤仿佛想无意中指出，他从中山那儿继承的“自治会”“并不特别理想”。又一次，“宣抚班”班长发现自己与一群他认为有缺点的人一起工作。加藤的评论至少印证了张怿伯的观察，柳与日方负责人步调不一致。这或许还表明，日本人发现柳太不愿意干了，已没有实际的用处。加藤接下来用“一致同意的人”形容郭志诚6月接替“自治会”会长一职——但这不是我们从张怿伯那儿得到的印象。加藤试图断言，任命的每位职员都是受民众欢迎的；“宣抚班”仅仅是对公众意愿做出反应。张怿伯认为这是莫大的谎言，他坚决抵制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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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和张怿伯给我们提供了镇江沦陷时期两个不同的版本。在回忆录第一部分结束时，加藤讲了一个故事，暗示了他监管下的占领区人们看问题的两种不同方式。这个故事是有关“宣抚班”在农村地区安排医疗服务的。所有的“宣抚班”职员都以为这项工程能使他们赢得公众的支持，然而却有谣言传出，医疗诊所发的药品是毒品，会使中国人上瘾。由于日本人卷入中国占领区非法走私鸦片，使谣言听起来有点道理。据加藤观察，有些中国人对谣言反应不同，因为中国人有“两种概念的日本人”。加藤和张怿伯对沦陷时期镇江的描绘正好走上两个极端：加藤提倡“同种”人团结起来，而张断言日本人是“非我族类”；加藤抱怨中国人应该停止将自己看成是战败国人民的想法，而张号召人民千万不要忘记这点：“如果中途屈服，弃战言和，甘心做亡国奴”，那将永无复国之望；张说“自由”18，加藤说“共同繁荣”。他们的分歧——他们对日本人“两种不同的看法”——走到两极。这两个人帮助我完成了这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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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对郭志诚的看法与张不同。1938年5月机密工作报告指出，郭是个理想的“会长”，吸引了很多好人来“自治会”工作，而张的观点完全想反；在加藤看来，郭领导下的“自治会”唯一的失败是无力保证农村地区的安全。但加藤很谨慎，没有将这笔账记在郭的头上，而是指出，如果农村地区稳定，那就锦上添花了。7月准备解散“自治会”，积极酝酿一个正式的县政府机构取而代之，郭志诚的合作生涯在此过程中受到了最大挑战。（这个县改名为丹徒，但为了本文前后一致，我将继续用“镇江”。）加藤向省政府（已从镇江搬到日军军部所在地苏州了）推荐，郭志诚可以继续留任。令他沮丧的是，省政府准备从上面派一个他们自己的人担任此职。加藤非常想保住郭的位置，他亲自去了苏州，向有关部门请求，而且他还想让“会长”的秘书也留下来。他成功了，但这两人的下属都被遣散了，大概是为保留他们的职位而达成的交易。一年后，加藤在《南京新报》写道，他在镇江任职16个月——这期间镇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是让郭担任县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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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诚得到了加藤的支持，考虑到他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他也需要这种支持。6月他担任“自治会”会长，第一项任务是试图巩固镇江农村地区的“自治会”。任务分为两方面，但这两方面又是不可分离的。其一，需要征召“好人”充实“占领政府”的地方行政机构，尤其是税收和保甲工作。其二，必须制止地方叛乱。两个任务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解决不好另一个也免谈。5月徐州战役后，日军特别担心有大量的中国士兵渗透到长江三角洲的腹地，因此这一地区处于高度警备状态。虽然迅速而广泛的渗透并没有如他们担心的那样发生，但整个夏季，保卫镇江农村地区安全的驻防部队削减了。夏末，日军觉察到抗日势力建立了好几千人的特工组织，分布在镇江、丹阳及其周围的县。如不迅速打击抗日特工组织的行动，日军就无法自如地调动军队了。如果日军在占领地区留下大量的驻防部队，就不能继续征服中国其他地区，所以中国人必须自己设法保护自身的安全。解决的办法是“自力更生”，即将治安工作移交给中国人。丹阳县“宣抚班”4月工作日志记录道：“治安问题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占领区的安全由该地区的中国人来保卫，这是日中合作的基础。”移交治安职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日方不愿意给予太多的信任。1938年12月已有99个地方警察被雇用，这只实现了这个乐观评价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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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抵制接连不断的破坏，郭志诚要将全县整合到一起。他和加藤做出决定，在他上任的第一周内召开16个“区长”（“自治会分会长”）会议，会议定在6月底，并警告他们说，如果不来镇江开会，就被认为是反对新政权。有两人没有来，因为旅途不安全，其余14人出席了6月24至25日为期两天的会议。郭主要期望其下属们整理好田赋系统并运作起来。但区长们在会上明白无误地报告这是不可能的：日军来的时候，这个县70％的人都逃难去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农民仍遭残酷的剥夺，春季小麦收成可怜，耕牛稀少（镇江战后调查称日军杀死或没收牛、马和驴共计3490头）19，农村信用很不稳定，区政府官员超负荷工作，交给他们的所有任务都没有经费预算，包括保护日军电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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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夏季抗日势力增强时，区政府的能力只限于保护自己了。尤其是县城东边和西南边，“占领政府”控制的区域迅速减小。有关他们困境的资料很少。1938年8月的报告中，加藤坚持说，阻挠民众站到日本人一方的是地痞流氓，他们只图自己的利益，制造种种混乱。他确信，如果他们能了解日本人，一定会放弃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养成的反日思想。这是太过于简单的想法，尤其在9月的报告中指出游击队夺取了丹阳区政府，丹阳是镇江东部沿长江最大的镇，是主要水运贸易的中转站，尤其有利于食盐买卖。游击队占领丹阳时间不长，但这大大损毁了“占领政府”的威望。这大概不仅仅是地痞流氓在作怪吧。因此，秋季的目标就变为在农村地区建立治安网络，阻止这种事情再次发生。11月，加藤狠抓保甲工作。张怿伯证实了这个工作确有效果，因为第一个月，每个保甲长每天必须亲自到宪兵队处汇报他管辖范围内的情况。20加藤也希望通过民兵自卫团更好地将县城附近的农村各区整合进保甲体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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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评价保甲的作用。4月，两个“区长”在两天内被抗日势力暗杀，其中一个就在丹阳。或许这两个“区长”正是响应11月份号召，加强丹阳周围的安全措施，试图打击这个港口的非法买卖食盐，使其恢复常态。此处食盐以低于官方规定价格的1/20在出售。加藤在后来的报告中坦率地承认，暗杀“给我们的工作当头一棒”。他认为，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是在农村地区建立行政机构，将民众带到“占领政府”这边来。但是，只要治安还存在不稳定因素，这个计划又如何完成？加藤除了要求他的“合作者”们提高警惕外，没有其他措施。直到“占领政府”结束，区长一直易遭攻击。1944年12月，镇江东部共产党的平级政府（区政府）抓捕并审判了一个“占领政府”的“区长”。他被定为叛国罪，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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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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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抚”任务庞杂，“自治政府”开支自然相应巨大，如果考虑到治安费用的高昂，情况更是如此。越是不安全，成本越高。留下来的档案资料使我们对镇江“占领政府”的财政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如前所述，日本占领者只愿意给合作者提供短期援助，以解燃眉之急。“占领政府”的费用得由中国人来支付。合作的好处从哪里来？至少沦陷初期的情况不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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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是河流、运河、公路、铁路交会之处，地理位置优越，因此经济复兴相对而言较好。战争阻碍了部分交通，但并没有完全中断所有的线路。维修这些线路是镇江城市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本县其他行业饥肠辘辘的失业工人还有一定的收入来源维持生计。镇江是战前的江苏省省会，还有其他流动资产，使日军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战利品。战后调查估计，日军从省政府的保险柜里没收了6万元现金，这还不包括前文提到的大量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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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沦陷时期一个县的财政运作状况是不容易的，部分原因是缺乏统计数据，部分原因是大多税收没有记录，大多支出记录不规范。大多数县财政记录冗长、互相矛盾完全不可靠，但镇江有所不同，最起码其文献记录要比其他县稍好些，因为加藤总结了1938年秋冬季的预算概要。这些资料包括不断变化但前后一致的信息，例如，10万元的救济金是宣抚班从前镇江商会会长账户上没收的，加藤于1938年12月5日将之移交给“县公署”。这些信息集中在一篇关于镇江经济的文章中，发表在《南京新报》上，试图暗示县政府和镇江人民努力恢复经济和财政支付能力（二者不是一回事）。这个资料揭示了日军被武装反抗势力所激怒，而且日军也无法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正常治安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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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镇江经济包括高度商业化的农村经济和少量的城市工业经济。刚开始，“宣抚班”不明白这些经济是如何运作的，其资源是由什么组成的。他们被初生的现代工业弄得心烦意乱，因为他们试图从这里找到经济发展的动力。加藤在1938年8月报告中插进了简短的镇江经济分析，他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弄清楚镇江的繁荣主要是依赖商品流通。工业对沦陷时期的镇江也很重要，下文即将讨论，但关键部分是商业。而且商业也不依靠镇江的物品，而是取决于水路交通网的有效运转。加藤绘制了一张表格，内容是1938年11月流经镇江的商品，这个表格收在后来的工作报告中。表格显示，镇江是大运河下游流域与上海东南区域之间商品运输的主要中转站，其主要优势在于介于大都市和农村腹地之间的地理位置。将镇江及长江以北的谷物及其他农产品，由镇江运送到东南边的上海；将大部分加工于上海的工业品以及一些经过特殊加工的农产品，由镇江运送到北边的扬州，比较典型的是从上海到内地的香烟贸易。似乎入侵带来了很好的商业机会，一个名叫哈拉·哈希尔（Hara Hachir）的生意人12月底出现在镇江，他被允许从上海运来香烟，21“宣抚班”欣然同意。有关早期其他商品的批发情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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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对镇江经济的分析不仅仅限于镇江市及其周边地区，他还认识到紧靠该市边界地区的农村腹地也是城市经济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乡下居民消费了由镇江运来的部分商品，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出产农产品原材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部门和部分商业部门。因此镇江经济的生存能力需要稳定的农村、较好的运输基础设施，以及为农村服务的信用机构。没有这些设施，城市和农村的连接就会瘫痪，这反过来又会中断更大区域经济重要商品的输入，镇江是这些区域的组成部分。当然这是站在县城的角度得出的看法：将政治经济控制从中心延伸到其所依赖的外围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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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城墙内的经济还仰仗诸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需要资本雄厚的商人来操作和促进商品贸易。加藤迫切希望中国人的生意尽快恢复运行。正如返回人口的多少与发行通行证的数量具有相关性一样（他在1938年9月明确指出，这反过来又表明“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的政策发挥作用了），商业繁荣的标志是“自治会”发放的营业执照数量。他的报告中通常包括这些。截止到1938年2月底，有1239个商家接到营业执照，大多数是小规模的服务性行业。最多是茶馆（169个）；其次是小商品零售点，出售油、酒、干货（87个）；再次是米店（65个）、五金店（34个）和肉店（32个）；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小商小贩，这是镇江大多数男人所从事的业务。然而，这不是加藤想召集的那种大商人和大工厂主，希望他们站到“占领政府”一边，来推动商业经济大规模发展。他还希望日本商人来复兴镇江的商业经济，但在占领初期，他也只有想想而已，根本无法实现。日本人只在城市商业区建立小的零售店，2月份注册了几个，接下来的几个月越来越多。到5月，加藤很兴奋地报告说，城市人口已达15万。他指出，日商的存在是“有利于”镇江经济复兴的三个因素之一（其他两个分别是：没收的商品——正由日本零售商销售——和交通运输系统的改善）。但日本商号数量不多，四个月后，加藤统计只有18家商号与扬州进行贸易，再加上20个餐馆老板和小零售商。尽管他们为经济复兴带来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资本并参与经济活动，但还没有达到加藤的期望，他要解决下半年已迫在眉睫的谷物短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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