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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加藤将新井洋行拉来做合伙人，但面粉厂实际管理工作还是由他控制。8月，他确实将面粉厂转移到“县公署”名下，但这只是形式，不影响企业的实际运作。他最希望将面粉厂办成合资企业，将它打造成中日资本家合作经营并从中收益的典范。加藤尽其所能，鼓励中国商人投资，鼓励日商带来资本和贸易关系。然而到9月，面粉厂开始被该地糟糕的治安问题所困扰，与火柴厂面临的困境一样。从农民手中获得谷物日益困难，加之1938年春，小麦收成只有前一年的40％，使局面雪上加霜。秋季，面粉厂虽然断断续续一直在开工，但产量不断下降。加藤的解决办法是将面粉厂移交给新井洋行管理，条件是该公司确保小麦的稳定供应。火柴厂也做了类似安排，移交给那个大阪来的公司，但效果都差不多。因为在战争期间，所有的公司都无法保证原料供应充分。新井洋行有可能在别处收购到小麦，但它无法确保交通道路线畅通。12月，面粉厂被迫只开动战前30％的设备。1月，情况稍稍好转，但到2月又不得不关闭，因为镇江内外的交通路线差不多完全中断。11月，输出面粉的价值大约占搬出镇江商品总价值的10％，可是2月输出面粉情况完全从统计表上消失了。有一些小麦从长江以北运来，但直接运往上海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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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公署”靠这两个工厂的利润来维持开支。1938年夏秋两季，两厂将收入的大半贡献给了“县公署”。“自治会”刚开始运行时几乎身无分文，由日军安排贩卖些米粮以及颁发通行证收取点手续费，以维持开支。（与其他县发行良民证不同，镇江是通过发放通行证来控制人口并赚取利润，因为在交通繁忙地区，流动人口是经济活动的关键资源，固定居民就不那么重要了。）“自治会”还设法从遍及全县的食盐贸易中汲取收益。1938年1月中旬，自治会得到日军帮助，2月能从“扬州自治会”安全地运来食盐并在镇江出售，但获利不多。到2月底，尽管还有地方驻军的财政援助（未说明来路），但“自治会”快撑不下去了。3月初，“宣抚班”按“自治会”所求划拨了一些补助费，用于发放职员的薪水，但这只是一次性的补给。如果有很多人为“占领政府”工作，“宣抚班”因财政困难仅仅给点补助费恐怕是不行的，这预示着基层合作面临着瓦解。接下来一两个月，“自治会”每月成功地汲取了好几万元的收入，3/4是来自各种各样的税收，其余的来自面粉厂和火柴厂，但是这些收入记录都没有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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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的财政记录又保留下来了，“县公署”预算显示月财政收入下降到可怜的6500元，这大多数来自于货物搬运税；另一方面，月支出费用达到49,333元。巨大的亏空由两个工厂的利润来填补，有这样的后援虽是幸运的，但不是长期财政收入的基础。“县公署”仍在办公，但财政收入岌岌可危，尤其是“宣抚班”为吸引投资者而许下的诺言：两个厂的利润不再被扣押，财产也不会被充公，这使“县公署”的收入更雪上加霜了。所以，必须要重建本县战前财政的基础：田赋。“宣抚班”决定敦促“占领政府”的中方人员制定税收目标：10月份完成一万元的征收目标；11月底使田赋征收系统恢复正常。整个占领期间，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赋，一直是本县财政收入无法企及的幻想。前四个月各区累计征收的田赋只占国民政府时期的1％。失望之余，加藤于11月下旬召集区长会议，向他们施加压力：必须改进征收方法，提高征收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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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赋征收取得绩效之前，短期解决管理费用的方法有两种。第一，提高货物通过税的征收额度，在东、南火车站安排税收人员（1月“维新政府”禁止此项征税）；第二，征收鸦片税。自从初夏以来，各级政府便在打鸦片的主意，试图将其作为“县公署”的财政来源。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为了长期限制吸食鸦片，严格垄断鸦片买卖，但在此过程中，政府也得到了一些财政收益。24战争中断了供销体系，使“占领政府”的官员无费税可征收，但这并不意味着鸦片买卖终止了。占领前几个月，一个黑市开始运作，尽管吸食者在那里购买鸦片易遭抓捕，25但交易如火如荼。2月中旬，在中国警察与日本士兵的帮助下，“宣抚班”在镇江市破获了一起横跨长江两岸、生意兴隆的鸦片走私贸易。但是即使处于严打高潮时期，也没有控制住走私活动。在“宣抚班”的同意下，一些地方的小商贩还能从日军那儿得到鸦片运往内地。但这些活动没有在镇江“宣抚班”报告中留下任何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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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设立了地方禁烟局，是长江三角洲地区首先响应“维新政府”号召的两个城市之一（另一个是松江）。7月20日任命了局长，但直到11月4日镇江禁烟局才正式挂牌成立26，大概是因为与上海建立鸦片供应体系，以及零售商从镇江政府取得营业执照都需要时间的缘故吧。鸦片税首次出现在10至11月收入预算上，两个月总收入为34,801元，其中有一个月鸦片税为3760元。11月的数据没有单列，但鸦片税至少占这个月收入的20％。一直到1939年1月前，鸦片收入一直保持这个水平，当年县财政总收入为104,897 元，其中鸦片收入为21,040元。到1939年1月，鸦片税总入账为29,554元，占县财政总收入的33％。3月鸦片收入继续保持稳定（估计10,000元），但本月财政总收入为41,435元，鸦片收入降低到25％。之后，这个数据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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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鸦片税进账，镇江“县公署”还是出现财政赤字。12月的预算缺口是31,410元。火柴厂和面粉厂捐助了40,000元弥补这个缺口。1月两个工厂停工，县财政少了这项收入，“宣抚班”提供了17,298元，但没有说明这笔钱是从哪儿来的，也没有说明为什么要提供资助。货物搬运、鸦片、田赋等收入为54,036元，超过1月份的总支出47,725元，该县财政状况终于柳暗花明。然而，2月，“维新政府”禁止地方征收货物搬运税，这对步履蹒跚的镇江财政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2月，财政赤字达57,171元，足以让“宣抚班”职员晕倒。3月下降到16,840元，那仅仅是因为火柴厂又开工了，捐献2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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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财政赤字日益加深，并不是管理者经营不善、腐败或短视，主要原因是战争带来的经济危机。1939年1月底，《南京新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通过对比战前镇江的谷物产量和流通量来估算下一年的情况。它是以最中立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气来介绍这些信息的，没有作评论，也没有得出结论。有心的读者或许会被这糟糕的情形吓坏，也或许不会。该县战前生产大米300,000担（大约合20,000公吨），估计1939年将颗粒无收。该县战前消费大米500,000担，预计1939年的消费量下降40％。该县战前出口面粉100万袋，预计1939年只能达到这个数据的40％。后来证明这还是个乐观的估计，1月份面粉厂因小麦短缺而关闭。当人们看到这些数据时，应该一点也不奇怪。镇江是个谷物净进口县，因为战前该县消费的粮食是产出的近两倍，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的问题是该县大米流通减少一半，小麦流通减少三分之二。 在夏季前，加藤明白了商品流通是镇江经济的关键。流通量缩减是本地经济陷入危机的根本原因，但它无力依赖自身财力来解决这个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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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上旬，郭“知事”派主管救济工作的第二负责人去苏州恳求“省政府”资助。一周后，他又向“省政府”申请，说镇江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与此同时，他全力以赴对付冬季的来临。郭自己拿出一些钱缝制了100套冬衣，分发给穷人。他的慷慨激发了其他慈善家又捐赠了100套衣服。然而，这不是普通的衣服，因为每件上衣的背后都印有醒目的两句话：“致力中日亲善，支持东亚和平”。为了在公共场所粉饰“占领政府”，郭在镇江老公园的中央移栽了一些樱花树。《南京新报》向读者许诺，这些樱花树在春天里将绽放出美丽的花朵。27但是这些园林里的宣传，除了吸引日本人的眼球外，有谁会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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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述的发生在镇江的关于入侵者与合作者之间的“合作”的故事，是建立在郭志诚和加藤主动联络的基础上。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基于一个事实和一个推测：一个事实是加藤偏爱郭并公然支持他领导的县行政机构，一个推测是郭长期任职证明他善于与日本顾问一起工作。主导者与跟随者之间不可能发展出更深入密切的关系，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使他们处于敌对状态，在县行政事务的处理过程中必定会产生各种分歧。我们所看到的是加藤对他们关系的解释，在这种关系中他处于主导地位。至于郭的观点我们一无所知。我们所知道的郭的情况全是张怿伯的陈述，他说郭不顾人民的死活，一味地征收税款，汲取财富。我们都知道张怿伯对郭的政府带有强烈的敌意，尤其是这个政府将其工作重心放在征收赋税上（伪政权总是入不敷出，使它不得不这么做），使人不禁产生一种看法，这个政府除了汲取财富，其他什么事也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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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如何评价郭的行为呢？他作为大照电力公司难民营的组织者，与日本占领当局取得联系，但有证据表明，他想方设法参与了12月份镇江“自治委员会”的组建，第二年5月他又担任“县知事”。他参与“占领政府”到底得到了多少好处？这个问题不能轻易地做出回答。重开禁烟局之前，县财政吃紧，表明他没有多少油水可捞。日本占领者到来之前，他是电力公司的老板，有可观的经济收入，已成为富人。即使到占领后一年，他仍很有钱，足够支付得起100套棉衣来补充冬季的救济。但是人们不能期望他无限制地慷慨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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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新秩序》一书透露，郭志诚在其位置上并不快乐。该书是美国情报局于1939年出版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日本宣传机器美化占领区的幸福生活。关于镇江的一章中，篇幅很短，时间是1939年5月11日，可能是位美国传教士写的，题目为“战前的省会现在处于贫困之中”。作者自然强调占领时的毁坏。他不仅详述了日军最初袭击时的情景，还特别突出了目前的困境：经济条件极其糟糕，90％的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鸦片公开买卖，教育停滞不前。但下一段尤其吸引我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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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做法是日本人接管了公用设施和所有重要的商业。例如，电力公司“重组”了，尽管其原来的主人是本市傀儡市长。郭的弟弟因建议日本人应付给他们家30,000美元而被捕入狱。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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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傀儡市长”毫无疑问是指郭志诚，如果这件事是真实的而不是谣传，那么沦陷时期的郭与其他人一样，是听从别人指示而不是指示别人。在与日本的“合作”过程中，他连自己的弟弟都不能保护，手中的权力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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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伪政权里任职，郭志诚没有权力为其家人牟取利益，但他并没有辞职。他弟弟被捕一事对“县公署”里的其他职员也没有造成任何影响。郭的政府易于将其职员组织起来，给予他们汲取财富和违纪的权力，也很容易给他们带来贫困。没有证据表明郭能给“占领政府”施加某种影响，来庇护民众免于日本占领者强加的秩序和赋税。合作者陷入上面日本人的命令与下面民众的抵制的夹缝中，不得不考虑忠于哪一边的问题。在沦陷时期的镇江，郭决定满足上面的要求。但看不出郭本人在此这个过程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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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抚班”于1939年2月解散，沦陷时期镇江的历史文献也就逐渐消失了。加藤还继续在镇江待上几个月，指导镇江“县公署”的工作，然后他被召回上海从事其他工作。1939年7月在《南京新报》上发表了回忆录后，他便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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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合算吗？彼得·利伯曼（Peter Liberman）有一本著作就以此为书名。书中指出，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能增加物质资源，进一步增强其经济基础。对占领者来说，这些新增资源的多少是变化不定的，它依赖于被占领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占领者严加管制的意愿。战争期间只能维持生存的农业国是没有什么资源可被占领者榨取的。被占领国要具备相当程度的现代经济成分——特别是工业化、有效的运输和信息等基础设施，这样占领者才有利可图，否则，剩余产品太少，汲取费用太高。入侵时的战争破坏程度也影响占领者的获利前景，因为恢复现代工业所需的时间取决于损失的大小，因此也影响着占领者的汲取能力。至于占领者，利伯曼发现，其限制条件是是否打算积极无情地捞回征服成本。“占领政府”的经济汲取率不可避免地低于本国政府控制时期。如果占领国不愿意强迫被占领国服从，那么汲取率将降到零。占领者必须试图通过严厉的镇压迫使被占领国屈服，尤其是被占领国民族主义情绪特别强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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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伯曼研究得出，日本帝国在1895至1937年间征服朝鲜和台湾、满洲地区，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案例。起初镇压的费用巨大，但根除有效的政治抵抗后，那项投资便赢利了。“一旦占领政权巩固，日常的控制费用就很低了，不会耗尽日本人的财政或殖民地的生产力。”他将日本人在这些地区的成功归结为“政治高压、军事镇压和鼓励合作三位一体”。29只是附带提到，1937至1945年日本占领中国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维持占领的费用庞大，而从这些支离破碎的占领地区汲取财富和资源的前景暗淡，且贯穿战争之始终。中国当时现代经济部门极其不发达，以至于不能快速产生回报；其通信设施落后，以至于不能执行高压政治；民族主义力量又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日本占领者不支付巨额镇压费用就无法进行经济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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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沦陷时期的镇江来看，证实了利伯曼的观点，日本人没能收回征服成本，然而原因不是缺少残酷暴力。从各项指标来看，本地经济在征服时期的生产能力低于沦陷之前。本地大部分行业要么任其崩溃，要么在补贴下开工生产。这取决于日本人的理解，对战争重要的经济部门进行补贴，其他的任其自生自灭。不可能计算出日本人占领镇江到底花了多少钱，但是有证据表明，在经济上，日本人从镇江几乎没有捞到好处。这个证明不完善，因为这章只涉及占领第一年的情况。巩固和强化征服，一年时间可能不充分。但是接下来的几年，仍没有巩固的迹象，因为《南京新报》上零零星星刊文证明，经济不稳定仍在继续。1939年7月，好几篇文章报道了镇江农村动荡不安。报纸很有把握地说，正在准备清乡，然而第二年春天的饥荒使这个地区更难获得安全了。30最终于1941年夏开始“清乡”，中国士兵被派遣到农村地区，并在已“清乡”的地区构筑篱笆墙。但是士兵们白天搭起的篱笆墙，晚上就被游击队烧毁了，游击队烧毁的速度几乎与士兵们建造的速度一样快。当士兵们建造了91公里的篱笆墙时，2/3已化为灰烬。311943年3月一个更全面的计划开始执行，但是农村地区依然无法控制。由于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整合农村地区的合作者，日本人无法将镇江农村地区纳入到“占领政府”的控制之下，也无法汲取农村地区的资源。只有镇江市在新政权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合作者和反抗者一样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我们不知道合作者是否合算，但占领者确实不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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