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60686
12月18日，开始任命较低层的行政人员。只有办公室职员、秘书等职位才从前上海市政府的警察和行政人员中吸纳成员，他们是前政府于8月31号命令留在原工作岗位的职员，没有薪水。上海档案馆有一宗案卷，题为“日伪上海市大道政府对抗战前上海机关旧职人员请示安置工作的批复”，收集了一些战前上海市行政机关人员请示重新安置工作的申请函，这些申请函是回应“大道政府”七天内回原单位工作的布告。9案卷的第一份申请函是一位住宅测量员何义于12月9号写的，他是在看到报纸上重新雇用的通知后写的。这是一个急于回去工作的人。后面的一些申请函是1月初写的。其中一封是一个名叫李更生的人写于1月5日（尽管布告只有一周的期限），他也是在看到布告后写申请的，他请求继续做原来的税收工作。李承认他只是在“事变”前几个月得到这份工作，但他说他很钦佩苏锡文以“道德为宗旨，救国拯民，江浙黎庶，犹感涸鲋”来组织政府，以增强申请的成功率。李不仅响应了“大道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而且还指出它好像可能成为毗邻两省（江苏和浙江）的政治中心，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未界定管辖范围。李的名字“更生”，是上海“占领政府”第一年很流行的口号，一些人说“新中国”，另一些人说“复兴中国”。10李更生是不是为了引起“占领政府”官员的注意特意给自己改了名？如果是，那么他成功了，因为5天后，他的申请被批准通过。
1706760687
1706760688
在所有前政府职员和求职者的申请中，李更生是唯一一个主动说出认可新政权意识形态的人。其他人大多数没有解释申请复职的原因，即便解释了申请的动机，也仅仅说是失业导致了他们经济上的困顿。孙东良在1月4日的申请中坦白地说，战争爆发期间，他与父母、妻子、孩子逃亡到公共租界，所有的家当遗失殆尽。当他回到家中，发现日本兵“暂时居住”在那里，他的“生活发生严重问题”。他有五年会计职业经历，希望在中日进出口贸易公司找到一个恰当的职位。丁志铭2月26日的申请也表达出相同令人绝望的困境。从1911年始，丁在长江以北某行政机构中一些很不起眼的职位上任职了20来年，最后一个工作是在扬州禁烟局。1931年，他加入了一个世俗佛教团体。1937年春，由于这个团体财政枯竭，他被迫去上海。在老朋友们的帮忙下，找到了一份工作。就在那时，日军入侵，他无法回到自己的老家汉阳。听说新政府需要有资历的职员，他期望能找到一份工作。答复立即就来了，要求丁带上自己的资料去人事办，商量一份合适的工作。案卷中的其他工作申请函大多是此类的口吻：渴望得到收入，而不是通敌。
1706760689
1706760690
一眼看上去，很难将在“大道政府”得到工作的人与国民政府职员区分开来。实际上，很多人在这两个政权都曾拥有一职。例如，“大道政府秘书处”五个级别较高的职员，好像全是南京国民政府十年中其他部门的中层官员。周之才，48岁，上海人，曾经是江西某县的知事，上海总商会总干事；章达，47岁，镇江人，曾任海运盐公司经理和江苏省南洋烟草公司总经理；卓建勋，48岁，广东人，曾任上海市的警官和四区装卸职业工会总务干事。排名第四的秘书周乐三，上海人，43岁，任职于“大道政府”之前，也曾是个警察，上海市警察局探员。“大道政府”雇员大多都做过警察。11
1706760691
1706760692
这些中层官员中，有不少人与日本有某种程度的联系。“秘书处”排名第五的徐志平最为明显，徐是商人出身，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才30多岁。推测起来，大概是因为他会说日语的原因，使他位居在那些年龄较大、工作经验较为丰富的人之上。年龄和工作经验都不能与徐的日本经历相媲美。从周之才和卓建勋的履历中也能看出他们与日本人的某种联系。他们二人在东亚反共联盟中担任职务，这是个与日本人有密切联系的团体，目标是动员民众支持日本的政策。周和卓加入这个组织或许仅仅是为了增加得到工作的机会，或许还要承担其他什么义务，这就不得而知了。这种巧合至少说明，“大道政府”从前政府外的社会团体招募一些新职员。这不是什么惊奇的发现，只是这种情况的一个证据。
1706760693
1706760694
1706760695
1706760696
1706760698
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二
1706760699
1706760700
上海档案馆保存的文献资料将日本人作为了背景，只突出了苏锡文及“大道政府”早期的活动，尤其强调了其有权管理市区和郊区的警察机关和财政，要求下一级政府服从。除浦东地区外，“大道政府”鲜为人知；在南市区，知道的人也很少，而且声名狼藉。因此，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政府的权威。但如果没有日军的军事高压，确立新政府的权威将是纸上谈兵，毫无希望。“大道政府”善于投机但却没有多少权力，这纯属形势使然。很多名义上属于“大道政府”的“维持会长”和“自治会长”，却根据他们自身的利益，灵活运用这种形势，使“大道政府”、日本职员和政策之间处于对立状态，以便增强他们处理地方事务的权力。只要日本人在地方事务中得到好处，是不会反对玩这种游戏的。因此，在整个地区确立权威成了“大道政府”的黄粱美梦。
1706760701
1706760702
上海被占领后的第一个月，“维持会”和“自治会”的迅速增加显然是毫无计划的。有的“自治会”是地方人依靠自己力量建立起来的，但通常的情况是驻守地方的日本军队和本地人——尤其是本地商人——从当地居民中挑选人员建立而成。苏锡文政府直属的六个区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上海郊区更基层的集市和乡村地区亦然。一点也不奇怪，建立这些“维持会”和“自治会”的地方头面人物不愿意交出手中的权力，希望在新政权中保留一席之地。他们要么与市政府斗争，抵抗其控制；要么在无力抵制时，接受“大道政府”的威权，成为其下属单位。“大道政府”情愿解散地方头面人物，代之以自己任命的官员，但有时却不能如愿以偿。如下文将分析的，“大道政府”官员不得不忍受其他的安排。新的权力中心要求下层服从，地方头面人物吵吵嚷嚷需要自治并要求得到上面的承认，两者之间斗得不可开交、筋疲力尽。
1706760703
1706760704
地方合作组织博取“大道政府”承认的通常策略是表示与后者的意识形态和礼仪保持完全一致。但这种“表示”并不具有多少实际意义。例如，组织上海县（与本市同名的这个县位于上游地区，成立“自治政府”时改名为北桥）“维持会”的地方人士。在“维持会”章程中，表示服从“大道政府”的领导，宣称“人类之大道”通过“以一家组织确立自治政治，排击党国政治及共产思想”，最容易付诸实践。12这不是《礼记》所表达的确切意思，但它正好被借用来表达这个模糊的主旨。然而，如果我们认真推敲上海县“维持会”章程的文字句法就会发现，仅以此来断言地方头面人物鹦鹉学舌地表示要复兴孔教，可能压根儿就不是那回事儿。章程上大量使用系动词“是”，重复使用名词“此”以及常常将动词放在句子的末尾——所有这些均暗示着日语的语法。“维持会”宣言中有时表现出来的笨拙语言，广泛使用代名词、系动词以及动词“代”，进一步强化了所有“维持会”文件都出于日本人之手的猜测。换言之，这个案例与其说是上海县“维持会”与苏锡文保持一致，不如说是“宣抚班”职员（上海县的“宣抚班”）在附和西村展藏。
1706760705
1706760706
高桥“维持会”的组织大纲体现了基层合作者真心实意地试图与上层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组织大纲公开宣布的三条治理原则又暗示着浦东政治所表现出来的狡猾和机警。第一条开宗明义，以“王道主义为宗旨”，第二条彬彬有礼地表示“本会承上海市大道政府意旨办理一切政务”，第三条是高桥镇的每位居民都是“维持会”的成员（在所有的“维持会”中仅此一家有如此的规定），并信誓旦旦地表示，每位居民如发现共产党分子必定移交给“大道政府”。高桥“维持会”似乎在不惜一切、想方设法地引起上海新政权的注意。这个努力成功了，该“维持会”得到了认可，后来改组成“高桥镇政府”。高桥“维持会”职员同时还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与日本宪兵队的关系。应宪兵队指挥官之请求，高桥“维持会”呈送一份组织大纲给他。苏锡文可能对这些即将成为其下属的讨好表现相当不满意。如果我们阅读苏锡文在高桥“维持会”1月28日来信上潦草的笔迹，就会发现，他对此非常恼火。这封信在“市长”和“副市长”后面加上“殿”。苏锡文办公室的人或者就是苏锡文本人在“殿”这个字上画了个圈，并写道：“饬知以后不得再用此词”。“殿”这个字看上去似乎奉承得过头了。苏锡文很聪明，他充分认识到，高桥“维持会”与其政府保持一致只是文字上的阿谀奉承，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
1706760707
1706760708
地方“自治会”同样也谨小慎微地摆好自己在大道政府管辖范围内的位置，同时也将自己描绘成该政权恢复秩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浦东“自治委员会”的成立宣言便体现出这种努力：
1706760709
1706760710
兵燹之后，地方混乱，盗贼蜂起，居民毁家屋，迁徙流离，因之失所无依。此悉党军之遗患，使人民遭此痛苦。同人等目睹此状，恻马忧之，爰立“自治会”以震慑地方，召集各商业以繁荣市里，盖所以奠“大道政府”之基敦，大日本亲善之谊，使良民安居乐业，永享升平。
1706760711
1706760712
1706760713
1706760714
“大道政府”并非欣然张开双臂、毫无条件地通通接受这些已成立且根深蒂固的地方合作组织。它保留了对上海周边地区这些半独立的“自治会”和“维持会”的认可和废除的权力（这些组织控制着上海周边较小的地区），这意味着它更重视建立政府的权威，而不得不将恢复战争创伤放在较低的位置上，至少是次要的位置上。在建立权威的过程中，苏锡文第一步的计划是于1月上旬发布“大道政府”第八号公告。在公告中，苏锡文勉强承认，在战事西移、地方一片混乱之时，上海郊区成立的“维持会”在管理地方事务中具有一定的价值。然而，既然现在中央权威已经重建，这些组织已完成了它的使命：
1706760715
1706760716
有“维持会”应时而出，惟其中分子庞杂，良莠不一。藉会招摇扩充权利，以致巧立名目，征收税款，烦言载道，弊窦丛生。既不能洁正奉公，惠及梓乡，反而乘机图利，贻害地方。夫以善意始，而竟以恶意终。若不即日取消，各会则危害地方将不知伊于胡底。况本府所辖各机关均将次第成立，业已恢复警权办理，既有专责，固无庸多。此骈枝机关除令警察局专饬该辖区察明迅速取消外，合行令仰商民一体周知。此布。13
1706760717
1706760718
在这一段文字里，苏锡文从赞扬地方“维持会”、“自治会”组织转到竭力诋毁它们。他详细说明了地方组织非法汲取财源之事，表示一定要切断这些割据一方的组织的财政基础。警察局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接到了很多这样的指令。地方上抵制接管的力量相当强大，这一点也不奇怪。
1706760719
1706760720
苏锡文开始了将这些自治组织纳入其控制之下的战斗。1月21日，他给“警察局”下达指令，要求上海地区各镇、村、街区于10日内提交新推举的领导人名单。这是个很好的方法，但却无法执行。苏锡文的“警察局长”朱玉轸十天后汇报说，举行选举有诸多困难，他们还需要一周时间才能完成任务。如果能完成任务，即使延缓一周，那也是乐观的。但是两个月后，南市和中心城区仍汇报说：因“地方环境”关系，不能按要求提交名单。这意味着这些“维持会”、“自治会”不愿提供其成员的信息。三天后，宝山和高桥“警察局”以相同的理由加以拒绝。朱玉轸所能做的只有耐着性子等待。他向苏“市长”保证：“自始地方政务，可以次第进行，渐臻完善。”14“大道政府”几乎毫无能力控制这些地区，其建立权威的计划根本无法推行。它所能做的是继续施压，要求地方成立“自治会”，或者在汇报本地“自治会”时，提供最新成员和服务人员的名单。
1706760721
1706760722
“大道政府”控制地方“自治会”的最后一步努力是4月26号宣布更换这些基层组织的名称，大道政府被解散两天后，4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督办上海市政公署成立。地方“占领政府”的组织不再叫“维持会”或“自治会”，这些名称只适合在过渡时期使用，不能作为常规化的行政机构。自此以后，区和镇的“维持会”、“自治会”改称“区公所”和“镇务委员会”。15一些地区遵照指令立即改名，如日军活动频繁的靠近海边的川沙。但大多数地区置若罔闻。“市政公署”组织成立了“自治会联合委员会”以继续这一进程。6月29日，“市政公署”命令南市、沪西和闸北的“自治会”立即完成改组。接着，7月11日公告，要求所有的“自治会”改称为“区公所”。16其中一个“自治会”回信抱怨说：因为秩序仍未恢复，老百姓仍未回来，正常的行政职能根本不可能执行。实际上“大道政府”只是要求地方“占领政府”改变组织名称，但这些“维持会”或“自治会”的成员猜测，改换名称就意味着他们政治生涯的终结，高层组织将向下层机构安插心腹。7月11日的告示清楚明白地宣布，“市公署”有权任命“区长”，并透露出不打算让这些“自治会会长”留任“区长”，且措辞非常强硬。次日，南市“自治会”老老实实汇报：他们正采取适当的步骤，准备移交，但这是拖延战术。直到7月26日，“市公署”派去一个五人小组，强行解散南市“自治会”，“区公署”才得以成立。其他一些地方的“自治会”继续负隅顽抗，有的甚至抵制到第二年1月。“市公署”最终只有采取强制措施，才迫使“自治会”改组成“区公所”。
1706760723
1706760724
尽管“大道政府”明确宣布结束地方“维持会”或“自治会”，但还是不断收到地方上的来信，要求承认他们的“维持会”或“自治会”。最具典型性的是沿海的两个渔村——是从以前的川沙县和宝山县分离出来的——请求“大道政府”允许他们成立“维持会”。在请求信中，他们强烈谴责国民政府“党军政府专权之下，亦未派员指导组织，只知抽收鱼税，人民负担甚重”，请求者声称迫切希望成立新政权，“拯人民于水火”，最适宜的办法是让地方人士组织临时性的“维持会”。17看来，“大道政府”将此请求束之高阁。
1706760725
1706760726
“大道政府”最后接到此类的请求信是4月4日。在闸北潭子湾镇，有可能成为该“维持会”正副会长的人写信证实了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他们说这个“维持会”刚刚成立，因为潭子湾在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现刚刚开始恢复。潭子湾是上海复兴最晚的地区，为了保证春耕的顺利进行，时间迫在眉睫。然而他们的解释没有起作用。信中喋喋不休和令人作呕的奉承语言愈加暴露了他们心怀鬼胎。第二天“社会局”局长再次阅读了此信，并在上面贴了张小纸条。纸条上写着：大多数“维持会”都有缺陷，应当解散。但是那个闸北的“维持会”仍然我行我素，而且还添设了“警察局”，登记返乡的居民。“社会局”局长怀疑这些人品行不良。不过，这封请求信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它使“大道政府”官员想起了指示其下属解散所有“维持会”的那条命令。
1706760727
1706760728
在整合行政机构的过程中，日本人的角色暧昧不明。在早期阶段，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2月13日在沪西昆大棉纺织厂召开的一个会议，日本宪兵队号召商店业主和日本居民商讨维持秩序的法律和规则的标准。在宪兵队的指导下，他们通过了一个决议，建立沪西警察局，由一位中国人担任局长。这个局长的后台是日本棉纺织厂厂主，与“大道政府警察局”无关。不仅如此，“警察局”的办公室设在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94号，这可是“宣抚班”和宪兵队的大本营！在日本人的密切指导下，警察局运行了七周。2月5日，“沪西警察局”最终移交给“大道政府”。18（11个月后，当傅筱庵——苏锡文市长的继任者——发现宪兵队在沪西建立了准军事组织保护毒品贸易时，类似的斗争又一次出现了。然而这一次，中方成功让日方取消了军事组织，并迫使宪兵队讨论中方起草的规章制度。）19
1706760729
1706760730
苏锡文对日本人控制沪西警察机关的反应没有任何记录。当苏“市长”接到警察局有关地方“维持会”或“自治会”的报告，便知道日本人侵犯了“大道政府”的权力，但涉及日本驻军指挥官或“宣抚班”时，他也只能望洋兴叹。例如，当他得知塘桥“自治委员会”不遵从“大道政府”的权威行事，便命令浦东警局前往调查。调查者汇报，塘桥“自治会”与当地日本驻军联系紧密，“自治会”之前的“维持会”是由后者组织成立的。当地驻军将这一安排呈报“浦东北部警备队”，得到了“警备队长”的批准并发行了通行证以利其成员办公。1月16日，“维持会”奉令改组为“自治会”，并制定了塘桥“自治会”简章（全称为“塘桥自治会塘桥镇办事处简章”），直言不讳地宣称，“自治会”主要依赖于当地的日本驻军。简章第一条，办事处由当地驻军组织；第二条，该办事处调解日本士兵与当地居民之间的误会；第五条，所有重要事情需向驻军汇报核准；第十三条，本简章需呈请当地驻军批准（他们确实也及时提交给了当地驻军）。这个简章揭示，塘桥“自治会”虽然在浦东的管辖范围内，但完全无视“大道政府”的存在，只服从日本驻军的权威。苏锡文可以派人调查，但他所能做的也仅限于此。20
1706760731
1706760732
两个月后，苏市长在处理周浦“自治会”时，稍微有点敢作敢为了。位于浦东东南的周浦镇在“大道政府”成立前便建立了“维持会”。1月的第三周，其成员奉令取消“维持会”，改组成商会。周浦镇商会的存在之所以引起苏锡文的注意，主要是因为现任会长张雪洲在国民政府时期便担任了这一职务。苏“市长”担心，战前的利益群体重组，对其政府的权威是个潜在的威胁。苏“市长”命令“警察局长”调查该会40个会员的身份是否“纯正”。不到两个月，“警察局长”朱玉轸就递交了周浦分驻所的报告：日本“宣抚班”于3月12日在城隍庙成立了“自治会”，张雪洲理所当然成为会长。21如果苏锡文想在上海地区施行集权统治，那么周浦镇的这一举措一定令他万分沮丧，他无权干涉“宣抚班”的行动。 他质疑的是周浦“自治委员会”擅自做主的权力，尤其是发放船只许可证和征收税款的权力。“自治会”的存在有助于恢复地方经济，但任何有关国库收入的事都必须在市府控制之下。因此，苏锡文指示浦东分局局长让张雪洲尽快修改纲要，并加了一句极为生气的评语，“勿得自为风气”。
1706760733
1706760734
或许张雪洲并没有自行其是，而是“宣抚班”我行我素，是日本人控制了地方事务。如果一个地方驻军司令官或“宣抚班”班长觉得需要有个“自治会”，那么他们就组织一个，不会在意“大道政府”的权威问题。毕竟两者都是为了取悦和方便日本人。我在上海档案馆没有看到苏“市长”直接反对地方头面人物的文献资料。他可能很恼火这些人的擅自做主，但却不能放开手脚对付其竞争对手（日本人），因为这个对手也是他本人的后台老板。张雪洲还成功地抵制了“大道政府”再一次的权力侵蚀：那年晚些时候，周浦划归到南汇区，他再一次担任“镇长”。
1706760735
[
上一页 ]
[ :1.70676068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