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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锡文对日本人控制沪西警察机关的反应没有任何记录。当苏“市长”接到警察局有关地方“维持会”或“自治会”的报告，便知道日本人侵犯了“大道政府”的权力，但涉及日本驻军指挥官或“宣抚班”时，他也只能望洋兴叹。例如，当他得知塘桥“自治委员会”不遵从“大道政府”的权威行事，便命令浦东警局前往调查。调查者汇报，塘桥“自治会”与当地日本驻军联系紧密，“自治会”之前的“维持会”是由后者组织成立的。当地驻军将这一安排呈报“浦东北部警备队”，得到了“警备队长”的批准并发行了通行证以利其成员办公。1月16日，“维持会”奉令改组为“自治会”，并制定了塘桥“自治会”简章（全称为“塘桥自治会塘桥镇办事处简章”），直言不讳地宣称，“自治会”主要依赖于当地的日本驻军。简章第一条，办事处由当地驻军组织；第二条，该办事处调解日本士兵与当地居民之间的误会；第五条，所有重要事情需向驻军汇报核准；第十三条，本简章需呈请当地驻军批准（他们确实也及时提交给了当地驻军）。这个简章揭示，塘桥“自治会”虽然在浦东的管辖范围内，但完全无视“大道政府”的存在，只服从日本驻军的权威。苏锡文可以派人调查，但他所能做的也仅限于此。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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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苏市长在处理周浦“自治会”时，稍微有点敢作敢为了。位于浦东东南的周浦镇在“大道政府”成立前便建立了“维持会”。1月的第三周，其成员奉令取消“维持会”，改组成商会。周浦镇商会的存在之所以引起苏锡文的注意，主要是因为现任会长张雪洲在国民政府时期便担任了这一职务。苏“市长”担心，战前的利益群体重组，对其政府的权威是个潜在的威胁。苏“市长”命令“警察局长”调查该会40个会员的身份是否“纯正”。不到两个月，“警察局长”朱玉轸就递交了周浦分驻所的报告：日本“宣抚班”于3月12日在城隍庙成立了“自治会”，张雪洲理所当然成为会长。21如果苏锡文想在上海地区施行集权统治，那么周浦镇的这一举措一定令他万分沮丧，他无权干涉“宣抚班”的行动。 他质疑的是周浦“自治委员会”擅自做主的权力，尤其是发放船只许可证和征收税款的权力。“自治会”的存在有助于恢复地方经济，但任何有关国库收入的事都必须在市府控制之下。因此，苏锡文指示浦东分局局长让张雪洲尽快修改纲要，并加了一句极为生气的评语，“勿得自为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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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张雪洲并没有自行其是，而是“宣抚班”我行我素，是日本人控制了地方事务。如果一个地方驻军司令官或“宣抚班”班长觉得需要有个“自治会”，那么他们就组织一个，不会在意“大道政府”的权威问题。毕竟两者都是为了取悦和方便日本人。我在上海档案馆没有看到苏“市长”直接反对地方头面人物的文献资料。他可能很恼火这些人的擅自做主，但却不能放开手脚对付其竞争对手（日本人），因为这个对手也是他本人的后台老板。张雪洲还成功地抵制了“大道政府”再一次的权力侵蚀：那年晚些时候，周浦划归到南汇区，他再一次担任“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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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组织可能成为“大道政府”的左膀右臂，地方商人可能被公认为地方组织的头头，因而，在这些组织建立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导致“大道政府”与日本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地方头面人物如果试图迫使“大道政府”让步，最好的做法就是将地方驻军拉到自己一边。下面这个例子便上演了这一幕：1938年1月，三个商行的领袖写信，要求将川沙“维持会”升级为“自治会”，并推荐了“会长”。这件事看上去好像不利于这三个商行的领袖。苏锡文答复：他们没有权力成立这样的组织，他们推举的人，除服务于其所在镇的“镇长”外，不具有任何权威。为了使自己的请求更具有说服力，川沙商人在信中提到，他们正寻求地方驻军的批准。然而，形势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的一份相关档案表明：川沙日本驻军已任命了某个人来管理地方事务，此人已同苏锡文谈判并得到了许可。22有可能请求者不知道这件事；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明白正在发生的一切，试图将日本驻军推选的人赶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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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与地方的竞争不仅仅是面子和合法性问题，而是与税收等财政大事休戚相关，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根据当时出版的日文资料，“大道政府”最初的经费是由天津一个匿名的“朋友”资助的。23因此，从12月中旬到1月底，在饱受战火创伤的地区，“大道政府”靠这份资助度日，没有向工商业征收费税。24免税的目的是减轻地方商人负担，并诱使其他商人跨过黄浦江到浦东来做生意。城市需要财政收入，这意味着免税期不可能持续太久。12月底，苏“市长”向“警察局长”和“财政局长”下达第六号训令，声称因为全市商业已重新开业，他们应当帮助政府，共同负担重建上海的巨大经费支出。财政人员加入了浦东、沪西、南市和闸北的警察队伍，准备从新年（农历）的第一天开始征收商业税，这一天是1938年1月31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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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迅捷的税收收入来自于交通。交通税即“货物通过税”，用船只运送商品和乘客需要纳的税。最早征收货物通过税是在吴淞河上（即苏州河）的八个渡口。从1月2日起，“大道政府”与吴淞“自治会”合作征收渡船税。11日，运往沪西的蔬菜开始交税。在这两个事例中，“宣抚班”职员也参与了，并与“大道政府”的税警发生了冲突。实际上，在“政府”开始征收新税的前两天，即12月31日，朱玉轸“局长”便提醒苏锡文，日本人似乎不明白，为什么那天所有的税金都由市府机构征收，而不是由他们日本人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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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强硬、在税收方面也最为成功的是南市“自治会”。26南市是老上海市的华人中心区，是沦陷时期上海经济上最为动荡的地段。日本“宣抚班”1月中旬在南市建立了“自治会”，其征税能力不同凡响，而且成功抵制了市府的压力。“大道政府”派一个警察队监视南市“自治会”。他们发现“自治会”为刺激南市经济复兴做了大量的工作，并资助大批聚集在那里或者刚刚从法租界过来的难民。“自治会”有能力控制粮食销售，既可以救济难民，又有收入来源，这大概是它成功的关键所在。到2月下旬，南市“自治会”在难民区设立了十多个米粮销售店，这些米店由“自治会”的杂物贩卖处来监督管理。该处在九亩地还有七八个代销店，董家渡有两三个。“大道政府”社会局一位官员认为他们垄断米价（次等羊籼米每担价格13.2元，比浦东贵3元，小额出售差价更大），谴责他们为捞取额外收入而操纵粮食价格。他断定，这样的政策与“大道政府”的“仁政”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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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自治会财政局”还在九亩地和小普陀的菜市场征收菜摊税，这两个地方因受需求的刺激，市场繁荣。为了接近较富裕的商人圈子，“自治会”成功地吸收了南市商会。南市商会在上海沦陷前就已成立，而且财大气粗。因为它与法国当局达成协议，其成员可以在法租界自由活动。“自治会工商局”成立后，商会好像还继续存在，其大多数成员在“工商局”登记注册，但只执行象征性功能，并征收一些必要的费税用来维持市场的运转。尽管一些商人抱怨，“工商局”苛捐杂税过多（已经闹到日本“宣抚班”不得不插手协调商会和“自治会”之间矛盾的局面），但是“自治会”还是毫发未伤地管理着南市。那年春天，警局提交有关南市商业事务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南市“自治会”“畸形组织，霸据一方，窃权弄政，苛扰复征，比比皆是，夫南市是在市政统治之下，今独树一帜，对我‘大道政府’行政推进，殊多阻隔”。“大道政府”向日本宪兵队报告了这一情形，建议取消南市“自治会”，派遣政府职员，但并没有得到宪兵队的支持。我猜测，南市“自治会”能保持独立的关键因素是宪兵队很乐意看到这样的局面，与其经济生存能力无关。如果宪兵队愿意将南市置于西村展藏的控制下，它就会这么做，但它现在不愿意。既然“自治会”同样有能力承担起管理任务并获得收入，有必要仅仅为了满足苏锡文集中权力的欲望而改变这种安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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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自治会会长”是一位律师，名叫陈云，他在地方上好像具有很高的威望。4月下旬，他代表南市“自治会”出席了重建“县政府”的改组预备大会（参见第八章）。276月底，南市“自治会”和长江三角洲大多数“自治会”一起被解散时，他担任了“南市区事务局局长”，这更能说明他具有实力和声望。然而，陈云未能长期享受成功主宰南市而带来的乐趣。8月30日，他遇刺身亡。暗杀不只是将陈从合作者行列中除掉，更让其他合作者胆战心惊，其真正目的是警告那些已经合作和有可能合作的人，如果他们胆敢继续与占领政权为伍，他们的下场就跟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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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暗杀事件刚发生时，上海各家报纸充斥着相关报道。这使报纸检查员忙得不可开交。吴宏凯检查员非常仔细地检查了9月3日的所有晨报，试图找出反对者的观点。但在报告的结尾处他向上司汇报，“无有碍本署消息”，他让那些报纸都过关了。9月7日他认为《时报》有一篇关于陈被杀的稿子有问题。该稿在结尾处评论道，自从陈被杀后，没有人愿意前来接管南市行政机构了。吴检查员认为此评论不适合，需要删除，但文稿的其余部分还是刊登了。六天后即9月13日，该报又提交了有关凌启鸿信息的稿件，凌是新任命的“市府社会局局长”，稿子上说，凌“不敢”上任，这意味着陈的被杀使他胆怯。吴检查员换了个表达方式，改成“尚未”。胆怯是短暂的，胆怯也没有使南市“占领政府”停止运行。“自治会”的第二把手继续主持“自治会”，一直到一位新人物沈世景接替陈的位置。“社会局局长”凌启鸿最终也上任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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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夏，掀起了一股暗杀上海通敌者的浪潮，陈是死者之一。29到秋季，暗杀之风渐渐消退。此后，好像仅仅担任占领政权的职员不足以招来杀身之祸，只有出卖了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人员，才会横遭不测。这就是傅筱庵（苏锡文的继任者）“市长”犯的错误。1939年早些时候，国民党特务向傅筱庵发出试探，共谋暗杀后来的通敌大人物汪精卫。傅将计划泄露给汪精卫，好几个执行任务的国民党特务被抓，遭杀害。傅的行为使其成为合理的暗杀对象，1940年10月11日，傅筱庵任职两年后在家中被一个老佣人暗杀，这位老佣人是国民党新招募的地下党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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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领初期，苏锡文也好几次成为暗杀的目标，但他成功地逃脱了。保卫苏“市长”的安全一直是“大道政府警察局局长”朱玉轸的艰巨任务。朱不遗余力，每次都使苏“市长”虎口脱险，逢凶化吉，但朱“局长”却不能保证暗杀的企图不再发生。4月15日早晨，当苏“市长”走进一个会场后，炸弹爆炸了，这一次苏实在忍无可忍。苏虽然毫发未伤地躲过了一劫，但按惯例，朱因失职需辞职。三天后朱提交了辞职信，令他惊讶的是，苏“市长”竟然批准了。这次袭击没有阻止苏继续担任“市长”，但其他人感到恐惧了。何嘉猷——掌管“市府财政局”只有6周，炸弹爆炸时，他在现场——与朱同一天提交了辞职信，他以“弱质旧病”为由请求辞职，摆脱了令人寝食难安的困境。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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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政权，当其职员遭刺杀时，可能会隐瞒事实。“维新政府”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将其职员的遇难转化成宣扬他们高尚品德的有利条件。“维新政府”将被杀的人员名单汇编成册并公开出版，以表敬意，而且还给予其家属一定的经济补偿。32通敌者的死亡具备同样的价值，因为死者是人们愿意为新政权效命的证据。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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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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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上海经济的良好运行还有其他更多更重要的事需要做，而不只是获取收税的权力。只有货物能顺畅流通，才能刺激破碎的经济发展，才能提高税款的征收数量。日军禁止船只运输是最大的隐患。只有内地水路交通恢复，商品才能自由进出上海，禁止船只运输对城乡商业发展极为不利。塘桥镇的一群请求者悲叹道：“若不急谋繁荣商业，不足以维持地方。”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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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恢复所影响的不只是经济，还暗含着很多需要“维持”的其他事情——“维持”可是日本人“治安维持”的关键词。塘桥“自治会”在其请求信上附上了所关心的事项，塘桥的学校需要警察保护，这是需要花钱的。请求者们要求给予帮助，允许商船自由来往于内陆水路。一个请求者希望塘桥和张家浜之间的路线开放，允许松江西面村庄的大米和柴火能运到本地来。另外两个商人希望开放塘桥和租界的商路，他们可以运输燃料和酒类。一个农民需要从叶榭镇购买石灰，另一个想得到运送蔬菜到南市的许可证。要求重开水路交通动摇了“大道政府”的财政税收，因为地方“自治会”或“维持会”请求恢复交通，就不得不让他们课税。各方立场不同，任何试图改变这种状况的谈判在其伊始就会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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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这些枝节和恢复地方经济的普遍困难，一些“自治会”还是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征收了充裕的税款。占领第一年上半年的财政记录非常零散且不可靠，然而，沪北“自治联合会”留下了一组财政数据。维新政府下令，所有的“自治会”在1938年夏季解散前，需要汇编财政账目，沪北“自治联合会”的这套数据是为这个命令而准备的。表四就是他们提交的完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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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沪北自治联合会”经费收支（1938年3——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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