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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自治会会长”是一位律师，名叫陈云，他在地方上好像具有很高的威望。4月下旬，他代表南市“自治会”出席了重建“县政府”的改组预备大会（参见第八章）。276月底，南市“自治会”和长江三角洲大多数“自治会”一起被解散时，他担任了“南市区事务局局长”，这更能说明他具有实力和声望。然而，陈云未能长期享受成功主宰南市而带来的乐趣。8月30日，他遇刺身亡。暗杀不只是将陈从合作者行列中除掉，更让其他合作者胆战心惊，其真正目的是警告那些已经合作和有可能合作的人，如果他们胆敢继续与占领政权为伍，他们的下场就跟陈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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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暗杀事件刚发生时，上海各家报纸充斥着相关报道。这使报纸检查员忙得不可开交。吴宏凯检查员非常仔细地检查了9月3日的所有晨报，试图找出反对者的观点。但在报告的结尾处他向上司汇报，“无有碍本署消息”，他让那些报纸都过关了。9月7日他认为《时报》有一篇关于陈被杀的稿子有问题。该稿在结尾处评论道，自从陈被杀后，没有人愿意前来接管南市行政机构了。吴检查员认为此评论不适合，需要删除，但文稿的其余部分还是刊登了。六天后即9月13日，该报又提交了有关凌启鸿信息的稿件，凌是新任命的“市府社会局局长”，稿子上说，凌“不敢”上任，这意味着陈的被杀使他胆怯。吴检查员换了个表达方式，改成“尚未”。胆怯是短暂的，胆怯也没有使南市“占领政府”停止运行。“自治会”的第二把手继续主持“自治会”，一直到一位新人物沈世景接替陈的位置。“社会局局长”凌启鸿最终也上任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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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夏，掀起了一股暗杀上海通敌者的浪潮，陈是死者之一。29到秋季，暗杀之风渐渐消退。此后，好像仅仅担任占领政权的职员不足以招来杀身之祸，只有出卖了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人员，才会横遭不测。这就是傅筱庵（苏锡文的继任者）“市长”犯的错误。1939年早些时候，国民党特务向傅筱庵发出试探，共谋暗杀后来的通敌大人物汪精卫。傅将计划泄露给汪精卫，好几个执行任务的国民党特务被抓，遭杀害。傅的行为使其成为合理的暗杀对象，1940年10月11日，傅筱庵任职两年后在家中被一个老佣人暗杀，这位老佣人是国民党新招募的地下党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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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领初期，苏锡文也好几次成为暗杀的目标，但他成功地逃脱了。保卫苏“市长”的安全一直是“大道政府警察局局长”朱玉轸的艰巨任务。朱不遗余力，每次都使苏“市长”虎口脱险，逢凶化吉，但朱“局长”却不能保证暗杀的企图不再发生。4月15日早晨，当苏“市长”走进一个会场后，炸弹爆炸了，这一次苏实在忍无可忍。苏虽然毫发未伤地躲过了一劫，但按惯例，朱因失职需辞职。三天后朱提交了辞职信，令他惊讶的是，苏“市长”竟然批准了。这次袭击没有阻止苏继续担任“市长”，但其他人感到恐惧了。何嘉猷——掌管“市府财政局”只有6周，炸弹爆炸时，他在现场——与朱同一天提交了辞职信，他以“弱质旧病”为由请求辞职，摆脱了令人寝食难安的困境。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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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政权，当其职员遭刺杀时，可能会隐瞒事实。“维新政府”却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将其职员的遇难转化成宣扬他们高尚品德的有利条件。“维新政府”将被杀的人员名单汇编成册并公开出版，以表敬意，而且还给予其家属一定的经济补偿。32通敌者的死亡具备同样的价值，因为死者是人们愿意为新政权效命的证据。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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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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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上海经济的良好运行还有其他更多更重要的事需要做，而不只是获取收税的权力。只有货物能顺畅流通，才能刺激破碎的经济发展，才能提高税款的征收数量。日军禁止船只运输是最大的隐患。只有内地水路交通恢复，商品才能自由进出上海，禁止船只运输对城乡商业发展极为不利。塘桥镇的一群请求者悲叹道：“若不急谋繁荣商业，不足以维持地方。”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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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恢复所影响的不只是经济，还暗含着很多需要“维持”的其他事情——“维持”可是日本人“治安维持”的关键词。塘桥“自治会”在其请求信上附上了所关心的事项，塘桥的学校需要警察保护，这是需要花钱的。请求者们要求给予帮助，允许商船自由来往于内陆水路。一个请求者希望塘桥和张家浜之间的路线开放，允许松江西面村庄的大米和柴火能运到本地来。另外两个商人希望开放塘桥和租界的商路，他们可以运输燃料和酒类。一个农民需要从叶榭镇购买石灰，另一个想得到运送蔬菜到南市的许可证。要求重开水路交通动摇了“大道政府”的财政税收，因为地方“自治会”或“维持会”请求恢复交通，就不得不让他们课税。各方立场不同，任何试图改变这种状况的谈判在其伊始就会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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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这些枝节和恢复地方经济的普遍困难，一些“自治会”还是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征收了充裕的税款。占领第一年上半年的财政记录非常零散且不可靠，然而，沪北“自治联合会”留下了一组财政数据。维新政府下令，所有的“自治会”在1938年夏季解散前，需要汇编财政账目，沪北“自治联合会”的这套数据是为这个命令而准备的。表四就是他们提交的完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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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沪北自治联合会”经费收支（1938年3——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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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队做制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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