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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队月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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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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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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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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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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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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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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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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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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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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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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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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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上海特别市沪西区公署关于周家桥等六镇成立镇公路的情况报告及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的批复”，上海市档案馆，卷号R1—2—1637；这些数据除表明为“日元”外，都是中国货币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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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账单最醒目的地方是最下面一行：四个多月的收入大概是五个多月支出的四倍。沪北“自治联合会”有相当大的利润可图，至少账面上如此。6月“维新政府”一次性补助15,000元，以激励“自治会”执行其改组计划。如果将这项除去，收支差额就不那么大了。即使不将礼金计算在内，沪北“自治联合会”仍能征收其支出的一般费用。如果对照镇江“自治会”的财政困顿局面（在下一章，我们将看到崇明也处于相同的困境中），该“自治会”的收益则可说是个奇迹。这个账目的另一个特征是每月收与支都是变化的。这种波动性反映出占领局势的不稳定，因而势必逼迫“自治会”节约开支，毕竟，谁知道下个月的收入从哪里来，又能收到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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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这一孤例并不能说明整个“占领政府”都具有生存能力。财政状况因地而异。即使在提交给内部审查的报告中所提供的数据也不能揭示全部真相：谁能保证这些报告上的数据是实际的收支？谁又能说出实际的收入与预算到底相差多少？虽然如此，这些数字仍然可以表明沪北“自治联合会”从地方上汲取过多，除开支外还有剩余。另一方面，这也暗示：沪北“自治联合会”没有与地方经济发展过程成为一体，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只有长期的经济发展根基才会有稳定的财政收入。报告上反映的数据更像包税制而不是经济发展计划。地方官员不能指望这些不确定的收入来源，实际上，7月沪北“自治联合会”的给养已经枯竭了。上海经济发展缺乏一体化源于占领给经济带来的创伤，这多半是对占领者的惩罚。然而从上面的经费收支表中也可以看出，这个“自治会”除非依赖于日本驻军，否则它就无能力运作：“自治会”与经济的寄生关系受制和取决于它与占领当局的寄生关系。在占领最初的几个月内，“自治会”的运作模式、财政的稳定性不是顶头上司“宣抚班”优先考虑的事，它的主要目标是找到一些比较有威信的中国人占据适当的位置，集合他们的力量，为共建新政权打下一定的基础。一旦这项任务完成，正常的管理机构和财政的权责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考虑到“自治会”存在的短暂性，个别“自治会”经济状况的好坏实际上无济于事。“自治会”较强的税收能力并不能避免被解散的命运。征收来的税款大多被中饱私囊了（这使我们想起第五章南京难民营的吉米·王对其室友说，入侵“是发财致富的好机会”），而且在新一轮的权力分配中，这些税款向其上司提供了他们值得继续留任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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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政府”存在不到五个月。4月28日，它被一个更完整且更有野心的机构——“上海市政公署”所代替，后者又于10月被“上海特别市政府”所取代。在第一次转变时，苏锡文继续保留他的领导职位（西村展藏继续行使他的职权）。但是第二次他失势了，退居二线，让位于比他名声显赫得多的前上海市商会会长傅筱庵。傅在1940年被暗杀，苏又在短时间内恢复了他的权力，六周后，当陈公博步入政治舞台中心并接替“市长”职务时，苏又下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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