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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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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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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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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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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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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上海特别市沪西区公署关于周家桥等六镇成立镇公路的情况报告及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的批复”，上海市档案馆，卷号R1—2—1637；这些数据除表明为“日元”外，都是中国货币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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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账单最醒目的地方是最下面一行：四个多月的收入大概是五个多月支出的四倍。沪北“自治联合会”有相当大的利润可图，至少账面上如此。6月“维新政府”一次性补助15,000元，以激励“自治会”执行其改组计划。如果将这项除去，收支差额就不那么大了。即使不将礼金计算在内，沪北“自治联合会”仍能征收其支出的一般费用。如果对照镇江“自治会”的财政困顿局面（在下一章，我们将看到崇明也处于相同的困境中），该“自治会”的收益则可说是个奇迹。这个账目的另一个特征是每月收与支都是变化的。这种波动性反映出占领局势的不稳定，因而势必逼迫“自治会”节约开支，毕竟，谁知道下个月的收入从哪里来，又能收到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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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这一孤例并不能说明整个“占领政府”都具有生存能力。财政状况因地而异。即使在提交给内部审查的报告中所提供的数据也不能揭示全部真相：谁能保证这些报告上的数据是实际的收支？谁又能说出实际的收入与预算到底相差多少？虽然如此，这些数字仍然可以表明沪北“自治联合会”从地方上汲取过多，除开支外还有剩余。另一方面，这也暗示：沪北“自治联合会”没有与地方经济发展过程成为一体，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只有长期的经济发展根基才会有稳定的财政收入。报告上反映的数据更像包税制而不是经济发展计划。地方官员不能指望这些不确定的收入来源，实际上，7月沪北“自治联合会”的给养已经枯竭了。上海经济发展缺乏一体化源于占领给经济带来的创伤，这多半是对占领者的惩罚。然而从上面的经费收支表中也可以看出，这个“自治会”除非依赖于日本驻军，否则它就无能力运作：“自治会”与经济的寄生关系受制和取决于它与占领当局的寄生关系。在占领最初的几个月内，“自治会”的运作模式、财政的稳定性不是顶头上司“宣抚班”优先考虑的事，它的主要目标是找到一些比较有威信的中国人占据适当的位置，集合他们的力量，为共建新政权打下一定的基础。一旦这项任务完成，正常的管理机构和财政的权责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考虑到“自治会”存在的短暂性，个别“自治会”经济状况的好坏实际上无济于事。“自治会”较强的税收能力并不能避免被解散的命运。征收来的税款大多被中饱私囊了（这使我们想起第五章南京难民营的吉米·王对其室友说，入侵“是发财致富的好机会”），而且在新一轮的权力分配中，这些税款向其上司提供了他们值得继续留任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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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政府”存在不到五个月。4月28日，它被一个更完整且更有野心的机构——“上海市政公署”所代替，后者又于10月被“上海特别市政府”所取代。在第一次转变时，苏锡文继续保留他的领导职位（西村展藏继续行使他的职权）。但是第二次他失势了，退居二线，让位于比他名声显赫得多的前上海市商会会长傅筱庵。傅在1940年被暗杀，苏又在短时间内恢复了他的权力，六周后，当陈公博步入政治舞台中心并接替“市长”职务时，苏又下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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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的转换是占领当局试图规范市政机构的组成部分。然而，1938年占领政权上下之间的敌对状态并没有完全消失。1939年后的斗争不再为了承认或提高级别，甚至不是为了控制财政收入。此时，市府不仅控制了地方上的经济资源，还控制了其政治资源。这是1939年1月14日一封致“沪西区公署”的信中所揭示的情形，信是以“民众代表”的同一格式写的。写信的人声称他们代表浦西同人会的140余名成员。作者谨小慎微地尽量不触及当局。他说，在1927年国民党到来之前，沪西在地方善良者的治理下，秩序井然。国民党的到来，将沪西划出了上海县，直属于市政府，该区域便陷入了混乱。但是民众或多或少还能经受住暴风骤雨。然而，自从战事西移，有能力的管理者消失了。现在的情形极其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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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地痞流氓横行，虎狼当道，藉维持之名，弄权戏政，视地方如赢利之商业，强征暴敛，竟至无所不为，无恶不作，以致善良绝迹。匪盗如毛，枪杀奸淫，日必数起。其于小商业之横加税收，更名目繁多，不可数计。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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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称这些新的投机者为“流氓”，“公共租界警局”的一份报告中对这些人也是这么称呼的，该报告指出：在沪西，与日军“宣抚班”一起工作的中国人来自于“流浪者阶层”（上海市政府警署文件中常常将“流氓”翻译成“流浪者阶层”）。再回到前一封信，作者说，地方商人和教师精英——作者也是其中的一员——拒绝与这些声名狼藉者为伍。那时，他们聚集在一起——不过不是一个合法的管理机构——起草他们的行动方案，但是他们认识到必须等待“市府”彻底重组，才能消除这些早期成立的、只知敲诈勒索的“维持会”和一切不合法的组织。这种鄙夷的态度或许能掩饰地方精英复杂的心理：在战事阶段，他们逃往公共租界，回来后，发现他们已被权力机构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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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现在这些好人又挺身而出，试图赶走那些贪污分子，清理“占领政府”，为他们这些公正人士留下政治空间吗？其实这种要求背后所蕴含的政治难以在现存的文献中弄清楚。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即浦西同人会所攻击的目标是一位年轻的律师，前政府官员陈希舜。1939年1月，陈是龙漕镇“镇长”，为“沪西区公署”的下属机构。没有证据表明，陈是信中所指的、夺取权力的“流氓”。但陈希舜可能已经成为或同样也可以成为中伤的对象。因为浦西同人会所重构的沪西占领初期的历史是这样的，只要那些妨碍同人会成员利益的人，不管他是善良还是邪恶，都将受到攻击。“市府”当局并没有让陈希舜辞职。然而，陈希舜一定受到了某种压力。3月8日，他提交了辞职信，信中声称他太年轻，不能胜任战后重建工作。有趣的是，他要求“市府”归还他的履历和照片。他好像试图消除担任“占领政府”职员（尽管职位很低）的所有证据。“市府”以没有归还职员档案的先例为由拒绝了他的要求。最终，“市府”很不情愿地接受了他的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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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为止，我们假定的是有关同人会、陈希舜与“市政府”之间的文件来往由中国人在处理，陈离开岗位是因为中国人的指控。但后来证明是日本人在处理这件事，不是“市府”而是北冈武雄决定一切。北冈武雄是沪西日本军“特务部”指导员，“区公所”的职员由他任命，就是他允许陈希舜于3月辞职的，也是他委任了陈的继任者。北冈武雄任命的龙漕镇新“镇长”是前南市“自治会”的秘书长，最近已在管理漕泾“维持会”。在日本人看来，此人很可靠，与“特务部”有过一段值得信赖的合作。谁也不知道浦西同人会在这场职员大洗牌中是否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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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北新泾镇另一次任命的冲突再一次证明了是北冈在控制沪西。1939年3月15日，11个商人代表请求“沪西区公署署长”，允许他们成立“区公所”，并委派一名地方人士管理。36他们说北新泾2月前有一个“自治会”，当市府下达命令解散所有此类的组织时，它也关闭了。“自治会”成员退出了公共生活，包括37岁的会长王鏊和33岁的副会长侯顺民。北新泾“自治委员会”取消后，该镇再无任何管理机构。鉴于该镇是交通枢纽，具有重要意义，请求者要求在该镇建立一个公共管理机构。他们提名前“自治会”副会长侯顺明为领导。侯为地方商人，愿意担任这一职务。请愿者要求李紫东批准他们的提名。第二天，“沪西区公所”某人附了个备忘录，注明：与此同时，北新泾与邻镇华漕合并建立一个新的镇行政单位，行政机构设在新华，只有一个管理机构和一个镇长管理这两个地区。担任“镇长”的是一位小学毕业生，前市府财政局的一名职员，如陈希舜一样，最近“退休”了，尽管两人都只有33岁。（“退休”是那些不愿意担任“占领政府”职务的一种委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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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紫东自然非常小心谨慎地批准了这个冷冰冰的请求，他清楚地意识到，这是地方小集团在利用机构重组的机会操纵候选人，以便掌权。他必须与北冈武雄商量这件事。至于李与北冈武雄或者与其他日本占领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说明清楚。李是北方人（“沪西区公署”六个高层官员中有三个来自北方），北洋警官学堂毕业。1938年7月“沪西区公署”提交给“市府”的“自治会”组织者的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他好像是上海政治的外来者。1938年秋被派去沪西协调地方利益之间的竞争。他不是单枪匹马到沪西，而是和他的六个下属一起来此处。不管什么样的背景，他选择了与“宣抚班”勾结，与市府的合作者一起工作，他至少忠实地宣传了西村展藏和苏锡文竭力包装的“大道”保守思想。计划1938年《大道年刊》时，李紫东在序言里赞美“大成至圣孔子”具有足够的智慧，拒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说政令和惩罚只能引导人们如何围绕着政令和惩罚打转，需要培养人们一种真正的廉耻心，这就是孔子所宣扬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37当时人们敏锐地觉察到，可以从文字上来处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巨大反差，因为沦陷时期的上海需要走进道德和礼仪的王国，避免使用政令和惩罚。不过即便放到现在，也是非常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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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北冈和李紫东面谈，北冈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做出决定，他要求地方驻军调查侯顺民的情况。两天后，宪兵队拘捕了侯顺民和前“自治会”会长王鏊。再四天后，侯和王仍没有被释放。原11个请愿者惊慌失措地写了一封信给李紫东，要求李代表他们来调解此事。他们坚持说，王是个可靠的社会名人，他在掌管“自治会”期间没有越出他的权限。请愿者们猜测这二人被指控可能是因为在“自治会”工作期间得罪了什么人，现在此人利用日本人来报复他们。这次，李紫东要求其下属周家桥镇“镇长”、前“自治会”会长来调查此事。“镇长”向李汇报，侯顺民确实能得到推荐他的那些商人的支持。他是一个战前没有管理经验的商人，担任“自治会”副会长，既没有多大的好处也没有多大的坏处。侯于4月1日写信时（此时他仍在押），没有多少新的认识。上海档案馆这一案卷的下一个文件是11个商人的第三封信。这封信是回复李紫东的命令的，他们选出了新华镇的代表，时间为4月28日。与此同时，侯和王已被放出来了，因为他们又一次被推选为正副“镇长”（侯为正、王为副）。文件的结尾处有个5月5日的注解，也许是李紫东写的，使人很容易观察到，北冈将不得不批准这一选举。显然他批准了，因为当李于1940年6月7日将地方职员归档时，侯顺民是新华镇“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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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西这两次基层职员任命的斗争表明，在上层的重组与下层的竞争交锋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冲突。更重要的是，“区公所”和“沪西区公署”一样都保留下来了，这表明这些事情的最终控制权是在“宣抚班”手里。越是占领区基层，日本人越是不能完全控制“占领政府”，即使他们非常希望能控制住。在基层社会里，地方头面人物利用“占领政府”提供的机会，并按照有利于他们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时，总有回旋余地，不必考虑“特务部”的想法。占领初期“自治会”职员在后来的改组中还能成功地保住他们的职位，表明基层体系较强的适应能力。傅筱庵于1938年11月1日通令，所有“大道政府”的职员继续留用，虽然这一通令对他们有利，但其实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用处，一纸委任书就能轻而易举地将他们推到一边。38因此，他们的留任更多依靠的是自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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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占领政府”“沪西区公署”地方职员的履历表（这些案卷都收藏于上海市档案馆），就能判断出这些合作者的政治生存能力。39只要看看那些“占领政府”的“镇长”连任者很少，便知晓一二了。到1939年1月止，沪西六个镇的“镇长”中，只有一个是早期“自治会”会长，此外还有一个副会长。其余四个来自“大道政府”。然而，在“镇长”之下，连任者较多。1940年，这六个镇办公室中的三个办公室职员是三年前为“自治会”工作的人。虹桥镇的三个职员，有两个是虹桥“自治委员会”的职员，第三个曾在七宝“委员自治会”工作。最后，龙漕镇的四个职员，有两个是漕泾“自治会”的，其中一个是翻译。另外两个来自南市“自治会”。在“占领政府”这个层面，重组并没有带来太大的职员变动。实际上日本人也希望职员不要有太大的变化，以便行政管理稳定并迅速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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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任并不总是很好的资源，比如当连任者没有能力或智慧来处理派给他们的任务时，连任就适得其反了。大道政府可能会提出建议，依靠和寻找地方精英来管理基层事务，但其只能与那些愿意前来的人一起工作。40我们研究案例时发现，那些自愿者并不总是掌握地方权力或资源的人，他们来“占领政府”工作也不是为了将沦陷时期的中国建设得更好，而是他们必须在那里生活。他们的顺应能力是沦陷时期的一种行为，但对“占领政府”来说，也是一种义务，更是对占领者的义务。像李紫东这样的管理者所能做的，是在控制地方派系斗争的同时，维持“大道政府”的意识形态，就如他在1939年《大道年刊》序言中所言，沦陷时期上海“符合孔子礼治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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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紫东的时代，大道意识形态很难为主流所认同，因为在1930年代的上海官场上，犬儒主义大行其道。例如，当“大道政府”解散后两个月，上海的一个官员发表评论，提倡新一套的“古风”和“道德”，另一个较高级别的官员在案卷上贴了便条，写道：“国共两党之丑技，实无效仿之必要。”41我们不知道李紫东是否注意到这个口号，但我们至少可以推测他确实希望在其管理范围内逐渐达到一种道德上的目标。这个目标并非服务于日本人，其存在只是为了质疑国共两党的道德主义，使中国回归到本来的面目。在李紫东看来，如果这种回归是可能的，那么大多数具有革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是会放弃这种杂乱无章的儒家思想的，因为其根本不具有道德合法性，再加上其背后的支持者是日本人，就更显得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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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时期的上海，基层政治极易分裂的特性标志着占领政权的脆弱。基层社会适应能力很强，很容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日本人计划在华中地区同时建立基层和中央政权，但是对上海市的个案研究表明，日本人在上海没有能力在基层建立一个政权。基层社会每一个政治事件都发生在社会网络和组织之间，卷入其中的人都参与到政治利益的活动中。这些事件发生在村庄、集镇、县城以及这些地方的角角落落。每一次政治事件发生，均在实际利益层面上运作，凸显头面人物参与地方政治。这意味着每次政治事件的发生，都有可能遭到来自底层的削弱。因为地方上每一次的政治安排，已经平衡了其他更多的安排。在地方层次上，“大道政府”稳坐于日常政治生活之上。它对中国这个最大最现代化的城市拥有部分的行政权力，通过至少30来个日军任命的、有组织的官员来支持其权力的实施，使上海成为日本殖民事业既安全又有利可图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其他任何一个县城没有太大的区别：日本希望这些地方成为其控制网络的中心，并按照其利益进行运作。然而，地方政治极度的复杂性使上海变成完全不同的地方，正如“大道政府”领导人苏锡文从自己正在遭遇的挫折中所发现的：上海是一个比南京还难以达成共谋的区域，上海也比占领区其他地方的竞争舞台更具不稳定性和不妥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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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竞争行为有可能驱逐某些合作者，使他们的上司忐忑不安，甚至阻碍日本人的计划和要求，但是竞争行为不是抵制。本章所描述的竞争行为，并没有动摇上海在占领政权建立过程中的作用。地方政治权力的竞争者依赖于日军（它的出现驱逐了1937年前在上海政治舞台更具实力的众多竞争对手），实际上有可能强化了占领政权。地方政治演员也许在和“大道政府”玩游戏，而一旦成功，就变成了对占领政权持续和永久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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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认为（大多数是参与者自己认为），在占领时期的法国，参与“占领政府”的人是为了获取知识和权力进而获得抵抗的资源，因此，参与者的行为被认为是削弱而不是帮助德国人。保留下来的上海档案文献没有一条表明或暗示上海占领政权的参与者认识到或者实际产生了这种效果。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地方上的竞争行为延缓并彻底毁坏了日本占领者的计划。但我查阅的上海沦陷最初两年的档案文献中没有证据证明这个观点。现在的论据完全是后见之明。只要日本人拥有沦陷时期上海所有重要决策的最终发言权，任何一个抵制行为都不会发生在“占领政府”的运作之中。真正的抵制行为发生在其他一些地方，但即便那样，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真正的抵制行为也很难与虚假的抵制行为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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