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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奇怪的是，那头头突然大笑起来。看情形本以为以李的死来结束这件事。相反，那头头承认，关于抵抗的辩论他失败了。也许他被李有如此胆量反抗而逗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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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生，固无害于我者”，他对同伙说，“我们走。”他们走了，没有伤害或洗劫李和他的家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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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生活在有抵抗行为的沦陷时期，人们发现自己处于无法忍受的情境之中。一方面，当占领者和合作者的力量不足以保证安全的时候，抵抗力量便要求人们给予支持，但他们不保护其支持者。不知什么原因，李鹤庐成功地与两者都保持距离，没有被杀害。尽管他同情战争期间处于地下活动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但他和他的家人并没有卷入其中，这可能是有家室但又缺少手段逃向内地的人的唯一选择。他把这看作是忍受沦陷时期的生活但不屈服通敌者的最好选择。不管这60余人是不是真正的游击队员，他们责问李鹤庐：为抵抗运动做了哪些事？那些生活在占领区但没有从事武装反抗的中国人，经常被这个问题困扰。像李鹤庐这样的人占大多数，他们既没有通敌，也没有参与抵抗，但他们并没有因为处于中立地位而使生活稍微容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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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游击队的抵抗活动和隐藏在农村外，村落间长久以来的矛盾也可能会激发农村地区的暴力冲突。崇明没有具体的相关史料，但位于长江口南岸的太仓县却有一例。1月下旬，“宣抚班”得知太仓县西部边界有一场骚乱。“宣抚班”职员和日军采取行动，找到并包围靠近边界的村庄，但那里“骚乱者”已经躲藏起来了。不过，“宣抚班”在工作日志上坦白：“没有明显迹象，也很难弄清楚骚乱者忠诚于谁。”24没有办法接触到骚乱者，日军在一个保长家待了一整夜，听见“武装盗匪”和地方民兵开火。民兵没有抓到一个人。黎明时分，“武装盗匪”消失了。接下来的两个月，这一地区连续不断遭到袭击、抢劫、枪击，“宣抚班”多次去搜查和进行一些不得要领的调查。“宣抚班”的人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这次暴力事件与反日活动无关，而是村落群体之间长期不和引起的。近几十年来，从河南、安徽、河北等地的灾民陆续迁移到太仓县这一地区。每年冬季，这些外来者和当地人都会爆发冲突，相互袭击。太仓“宣抚班”意识到“维持会”成员正在利用占领当局，进行村落间的争斗，并一直声称代表占领当局镇压“盗匪”。每年冬季都有这种村落间的“争斗”，不过“宣抚班”职员并不感到困扰，因为不需要他们到场，暴力冲突就会解决。事实上，由入侵导致的分裂只是加剧了长期不和的村落间的武装械斗。农村地区权威的丧失使人们更依赖于暴力解决问题，因为竞争对手相信政府是不会来干涉他们的。“宣抚班”班长命令“维持会”会长停止组织村落队伍。他强调，两个村庄应该放弃分歧，携手共建新秩序。七个星期后，“维持会”会长被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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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自治会”天真地希望保甲制度能建立有效的监督防卫网络，这样抵抗运动就无懈可击了，然而真正打击暴力威胁的力量是日军。1939年1月30日，黄稚卿“知事”在接待一名来访的日军军官的宴会上表达了这一看法。在餐后致辞中，黄“知事”坦率地承认：“本邑治安，深赖友军‘崇明班’亲善爱护 。”25黄有足够的理由强调岛上的日本军队对他的“帮助”。1938年秋季，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行动，攻击好几个镇。他们毁坏了道路，焚烧了桥梁，切断了电话线。26“宣抚班”作为日方第一个快速反应者，立即召开了一个“乡镇长”会议。这次会议没有详述保甲的效用，而是明确要求“乡镇长”负责恢复这次损失。由于岛上缺少树木，更换电线杆是个很难解决的负担，因此岛上通信中断了好多个月。一个月后，日方第二次做出了反应，日军发动了一系列扫荡。但这并没有终止混乱，因为春天游击队又回来，并进行了新一轮更深层次的打击。271939年9月，游击队又一次毁坏交通和通信工具，捣毁了全岛的桥梁和电线杆。更换电线杆的代价很大，很多小竹子都用上了。日军为此忙活了好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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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春天，第二轮更具破坏性的打击又横扫了全岛。游击队在岛上主要公路两侧埋置地雷，成功地炸毁了日军竖河附近的一辆卡车，炸死日本兵26人。日本驻军派遣几十艘军舰，封锁崇明岛，日海军和7000伪军联合扫荡了全岛。 1940年7月29日，在竖河镇，一支日军命令“镇长”将居民集合于城隍庙内，有两百名老百姓老老实实地去了。日本兵用刺刀逼着他们说出游击队隐藏在何处，那些不准备说出或不知道游击队在哪儿的人被刺死，只有30多位带了良民证的人被允许离开。剩下的被机枪扫射、焚烧，尸体留在庙内腐烂。时值炎夏，臭气四溢，好几个星期，无人敢靠近城隍庙。为了确保不发生类似的公路爆炸事件，日士兵将公路旁300米以内的建筑物夷为平地。估计这次夏季扫荡有3000人丧生，10,000人的房屋被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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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县长”并不沮丧，当稍后另一场起义浪潮又袭击崇明岛时，他的反应与前次一样，请求日军帮忙。1940年8月6日，他致电“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要求增派更多的日军。“崇明自三一八（1938年）事变以来，一般不良分子借抗日为名，凭借地势，组织游击队到处骚扰。两年来，虽经友军迭次搜剿，祗以幅员辽阔，此剿彼窜，出没无常。”他说，镇压游击队的军事行动正在毁掉“良民”的生命、财产和房屋。黄并不是要表达他的县治情况很差，已变成反日运动的温床。他真正想汇报的是公路沿线地段被地雷炸毁、大通纱厂被部分毁坏并发现大通纱厂内藏有枪支。29他不愿意汇报得太多，那将反映出他无力维持秩序，就有可能被撤职，但他又不得不列出有组织抵抗的证据让其上司相信，以得到更多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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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其他本地人不希望看到岛上有更多的日本兵。两天后，三名崇明旅沪同乡会的代表致电傅筱庵“市长”，对动荡不安的崇明局势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根据电文，最近一次日军清剿游击队的战斗有点肆无忌惮，因为“目下玉石不分”——谁是站在占领当局一边、谁是打击的对象——日本人毫无区别地一律镇压。“焚杀几如屠城”，他们抱怨道，“迅即电请友邦军队严别量恶，则吾乡父老昆季姊妹得免无辜被累之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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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市长”命令黄稚卿将同乡会的抱怨转交给“宣抚班”，并敦促黄劝说日本驻军注意他们的镇压工作，区别对待不同的人。要他们做到“军事、民生两无妨碍”。傅“市长”为了寻找支持，还给上海“特务机关”长官致电，汇报了他建议黄“知事”如何行动之事。他不想让“特务机关”从崇明“宣抚班”那儿得知他在干预军事上的事。“特务机关”两天后复函，崇明岛上的军事行动大体结束，“市长”无须担心，“因此良民虽受灾甚巨”，“特务机关长”说，“但使民众认识祸出于游匪之所为”。31接着“特务机关”又拿出黄“知事”的预测，使“市长”相信，游击队很难再次在岛上暴动了。电文结尾处，“特务机关”顺便对崇明人民所遭受的灾难表示道歉。然而，还有一次游击队叛乱在等着黄稚卿处理。9月初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一次交流中，傅筱庵除了让黄更紧密地与日军合作以确保无辜者不要与闹事者一样遭罪外，也没有提出其他更好的建议。在上海的崇明商人知道（傅一定更清楚），无辜者与闹事者之间不可能划清界限。只要抵抗运动继续带来强烈的反报复行为，“占领政府”欠日军的债务就会增加。按照惯例，这些债务最终是要偿还的，而且是加倍地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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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县政府重组，县行政人员又一次全部撤换，黄稚卿从“县长”宝座上下来了，只有一个从农村来的偷偷原职留用。清洗甚至将一些人送进监狱。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崇明商会会长被捕，他被指控五年来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第二年3月，来了个新县长叫刘绳武，他又是一个外地人。刘安然度过了五个月后“县政府”又一次重组。在1944年8月5日授予他“县长”职务的仪式上，刘号召中国人民最大限度动员资源，支持必胜的日本大东亚战争。刘的预言恰好在他发表演说的一年之后失灵，日本向美国投降，“南京政权”通过广播宣布解散。崇明人最后一次看到刘绳武是1945年8月17日，他乘坐一艘租来的汽艇扬长而去。刘并非空手离开，他带走了一个小船队，装满了从崇明县金库里拉来的粮食、现金。32崇明占领政权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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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绳武的政府并没有垮台，因为崇明岛的抵抗运动越来越沸腾，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是如此。地方抵抗运动刺激“占领政府”，使其蒙受损失、分心，可“特务机关”并不愿意在这方面浪费资源。几个合作者被暗杀，电线杆被焚烧，桥梁被毁坏，但这并不能摧毁“占领政府”。当日本卷入太平洋战事、不再提供军事上的支持时，“占领政府”的失败随之而来。抵抗运动要达到的目的是：让人们认识到，占领当局不孚民意，在它管辖范围外还存在另一个可选择的权威。抵抗者打出国家主权这张王牌，胜过合作者使其权威合法化的每个提议、每个辩解。不管地方“占领政府”在重建安全或提供服务方面做了多少事，它都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取得道德优势。就这点而言，抵抗运动虽然没有削弱占领者，却成功地达到了削弱“占领政府”根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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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第八章 组建占领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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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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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7年冬到1938年春，长江三角洲沦陷地区几乎所有的城镇都接连出现了短暂的、规模较小的占领政权组织。伴随这一过程，较大规模的占领政权大厦有计划地拔地而起，且清晰可见了。这一阶段至少展现了一个政权建立的必要过程：从村镇的“治安维持会”，再到县城和城市的“自治委员会”，最后到南京的“中央政府”。这期间，日本“宣抚班”被派去恢复各级政权的行政机构，而且他们似乎也完成了这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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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1938年春夏，这些小政权组织又一个接着一个地全部消失了，且其消失的速度比建立的速度快得多。此时的占领政权组建过程反了过来：首先，3月底，新的“中央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从最上层开始建立。上层政权一切就绪后，立即着手取消基层自治组织。“维新政府”颁布命令，自上而下解除了各地“维持会”和“自治会”成员的职务，代之以“中央政府”任命的职员。地方社会向“中央政府”敞开大门，基层政权开始形成；上年冬季“宣抚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建立起来的组织被毫无顾忌地、彻底地废除了，县又变成县，不再称“自治会”了，“中央政府”任命的官员又开始工作。1938年冬春季，半中央集权式的政府已转变成独裁式的中央集权政府，自上而下控制到基层社会。实际上这是一个极典型的自下而上运动、然后自上而下建立政权的模式。在整合基层社会的过程中，先将地方头面人物带入政治过程，接着将他们网罗进政府机构。自下而上建立政权的理想，被必须从上层施加控制的情境所压倒，如果我们给这个“情境”命名，可称之为“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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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是指一个主权国家通过军事力量强迫控制另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占领政府”是安排管理占领地区领土的政权。我宁愿称其为“占领政府”（occupation state）而不是“合作政府”（collaboration state），以强调占领是先决条件：所有合作的安排和决定都必须服从于占领。占领可以创造出合作，如我在第一章所言，反之则不能成立。合作是寄生于放弃领土主权所订立的政治契约之上。这个政府的出现是因为占领者需要它，并想方设法、采取措施促使它形成，并不是合作者主动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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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被占领方来观察占领和被占领之间的关系来说，合作者在占领政权的建立过程中是不合要求的一方。没有合作者，占领者只能建立一个纯粹的殖民政府，如英国于1840年代在香港地区、日本于1895年在台湾地区建立的政权。在这两个地方，合作者因某种原因自告奋勇、积极合作，但“合作”却不是占领者建立政权机构必须创造的前提条件。长江三角洲不是另一个台湾，日本人不打算任命其本国人来统治。它更接近于日本人支持建立的“满洲国”，其网罗一个满洲人做国家元首，目的是为了表明这个没有主权的国家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儿。然而在华中地区，不能期望类似的情形出现。日本人试图在这一地区寻找真正能取代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人，让他们协助日本人驱逐民族主义者，使中国回到前民族主义和前革命的时代，与日本成为同一战线上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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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支派遣军特务部”下定决心要使占领政权达到这样的目标：日本人可以退居幕后，让中国人自己管理占领政权，以实现日本人的希望。这是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其问题在于中国主权的丧失。无论如何建构或解释，“特务部”自上而下建立的“占领政府”仅仅是军事干预的产物，缺少真正的政治过程。仅有的内部联系都是“特务部”虚构的，他们相信通过法令能使南京新“中央政权”继续存在。在一定范围内，“占领政府”被认为是一个统一体，是在日军控制下的一个虚体。“特务部”试图给“维新政府”较自由的统治权，将它作为一个合法的政府，也希望它能名副其实，但是军部和内阁却持怀疑态度。军部主张牢牢控制合作者。1939年6月，内阁解散了“特务部”，代之以“兴亚院”，后者受内阁的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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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部”倡导组建的梁鸿志“维新政府”和汪精卫的“国民政府”，无论看起来多么名不副实，但也不能认为它们不存在。尤其在基层，税款继续征收，监狱里塞得满满的，大街上有巡警，法院组建了，学校也正常招生上课。这就是我们研究的长江三角洲几个地方的“占领政府”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所在，尽管它们只是昙花一现。这是最初组织和经历的“占领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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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是另外一个问题。日本人打造占领政权的合法性来源非常明显，无论日本“宣抚班”职员和中国地方头面人物怎样建立新秩序，他们除了能打造这一政权的外表外，什么也不能做。他们的合作不能解决国家主权与外国占领之间不断产生的矛盾。无须争辩说国家主权是自然赋予的，还是说意识形态宣传能创造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也无须指出军事占领使占领者和被占领者两极分化，使人明白谁有权力，谁没权力。合作者都面临这个挑战，需要跨过这个无法逾越的鸿沟。“占领政府”的宣传机构加班加点地工作，来编织这个政权的面纱，使其看上去还像那么回事，并且尽量掩盖这样的事实：日军的存在是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而且这个唯一的权力来源还让人联想起暴力的滥用。由此观之，“占领政府”看上去完全是一件人工制品。这个观点尽管忽视了那些心甘情愿、热情投入的地方头面人物居然为了一点好处或损失而影响人们的生活。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我们将会发现自己陷入了死胡同：我们讨厌被迫接受的意识形态，且会产生出敌对情绪，也会产生对国家主权天赋合法性的认可。但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观点，即没有一个政权与生俱来是种族、文化和政治的产物，那么我们就能从这个死胡同里走出来，承认所有的政权都依赖宣传打造。有些是以温和平静的方式，有些是以残忍凶猛的方式，来掩盖该政权必然的不足，掩盖其与外部利益的妥协，掩盖其依赖于高压政治强迫民众接受某种民族认同。如果过于追究“占领政府”的宣传和打造，将不利于我们对实际发生的事情进行观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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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我们忽略“占领政府”官方宣传的“中日同文同种”、“英法等国使我们民众陷入贫困，使我们的财富耗尽”1，我们才更能明白占领和合作的意义。地方合作者被迫按照日方的命令从事意识形态宣传，日本人似乎对这些人在意识形态上表示配合非常满意，但这些宣传与大部分中国民众所关切的事没多少关系，这些宣传只是政治合法性仪式的组成部分和一道程序而已，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但是建立基层政权不是意识形态宣传，而是要组织机构，它涉及哪些地方网络关系需要动员，这些网络关系能带来什么资源。一方面，占领政权要鼓励被占领者服从；另一方面也要给地方民众带来一些实际利益，像自来水、电和消防等设施。从这方面而言，“占领政府”与其他政权异曲同工，且地方管理机构的运作与和平时期也没有什么两样。一些人尽量利用占领这个历史情境所提供的机会，损人利己，聚集财富，但以这种事实作为分析的起点已太过于简单了，不能解释复杂多变的基层占领政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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