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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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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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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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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没有注明年份均指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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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日〕井上久士主编:《华中宣抚工作资料》,不二出版1989年版,第23—25、37—39、42—46、55、61、73、84、107、109、124—125、148、151、170—173、180、182、200、248、266页;上海市档案馆,卷号R1—1—5,R1—1—105,R1—1—152,R1—2—1637;江苏省公报新年特刊,第26—27页;行政院宣传局,第10、152—154、526;《南京新报》11/11/1938,7/2—4/1939,10/2,7,9,11,25,30,31/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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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较早参与自治会并不能保证留在“县公署”里。更糟糕的是,由于此时的政治气候比沦陷第一年时更为恶化,机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不断减少。甚至,后来的竞争者操纵最早与日本人勾结的人,来反对稍后加入“自治会”的人。例如,这个问题就常常困扰着陈希舜。如第六章所述,陈是上海沪西某镇“镇长”,被一群居民串通剥夺了“镇长”一职。居民采用的方法是:在早期“宣抚班”组织“维持会”时期,他们怂恿陈希舜成立一个联合会。这就是他们在后来的信中强调:“三五地痞流氓横行,虎狼当道,藉维持之名,弄权戏政” 时期,他们含沙射影地指出陈希舜是这帮机会主义中的一员,占据“维持会”,牟取暴利以自肥,以致“善良绝迹”。1939年初,这套逻辑被轻而易举地用来质疑竞争对手。参与早期“维持会”、“自治会”的经历,现在足以毁掉一个人继续留任的机会,而在这之前,这却是必要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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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维新政府内政部”应付这种更迭却力不从心,因为经常短缺自愿服务的人才。为了填满这些职位,凑足执行“中央政府”政策和自己命令的官员,陈群“部长”在南京成立了县政训练所,并亲自担任主任,严格控制这个机构。训练所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培训400名地方行政人员。69月15日训练所成立时,陈群及其内政部仍在上海办公,他给开幕式寄去一份报告,当天就刊登在《南京新报》的社论栏中,但没有署名。陈群开门见山,以平息太平天国运动的伟人曾国藩为例,指出曾在繁重的军事任务之余还坚持学习,以此来强调这些受训者肩负的重任。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期间,曾国藩离职回湖南老家,组织强大的军事力量,最终于1864年成功地打败起义军。这番叙述暗示受训者身处类似的情境中。此时,长江三角洲处于军事混乱中,这也是曾国藩曾经历的时代,80年前曾将这个地区带回和平状态,现在这是受训者的历史使命。接着,陈群又举出反例,批评国民政府时期派青年人去欧洲留学,学习哲学或历史,归国后占据政府职位。他不仅嘲笑这批人没有掌握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而且还指出他们脱离人民的需要,这也是他们当权时沉迷于腐败的原因。他建议,废除这种爱好式的训练,代之以培养中国传统的儒家绅士即君子,君子所受的道德教育使其将普通大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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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后,陈群的训练所第一批学生毕业,包括29个“知事”和26个“副知事”。毕业时,学生们有幸得到“特务部机关长”原田熊吉的贺信。自此以后,“特务部”迁到南京重新组建。可惜,他的贺信内容没有保留下来。那些受训的“知事”——年龄在28—59岁之间,中位数是38——都是大学毕业,包括两个东京和巴黎的大学毕业生。“副知事”的年龄在23—49岁之间,中位数是30,大多数被分派去“县公署”工作。令人奇怪的是,训练所的公开目的是训练县政人员,但所有的“县知事”毕业生都服务于“省政府”和“中央政府”,没有一个到基层工作。其原因在于上层政府部门合格职员的稀缺,也可能是陈群有意把亲信安插在上层机关,但这影响了地方政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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