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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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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没有注明年份均指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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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日〕井上久士主编：《华中宣抚工作资料》，不二出版1989年版，第23—25、37—39、42—46、55、61、73、84、107、109、124—125、148、151、170—173、180、182、200、248、266页；上海市档案馆，卷号R1—1—5，R1—1—105，R1—1—152，R1—2—1637；江苏省公报新年特刊，第26—27页；行政院宣传局，第10、152—154、526；《南京新报》11/11/1938，7/2—4/1939，10/2，7，9，11，25，30，31/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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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较早参与自治会并不能保证留在“县公署”里。更糟糕的是，由于此时的政治气候比沦陷第一年时更为恶化，机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不断减少。甚至，后来的竞争者操纵最早与日本人勾结的人，来反对稍后加入“自治会”的人。例如，这个问题就常常困扰着陈希舜。如第六章所述，陈是上海沪西某镇“镇长”，被一群居民串通剥夺了“镇长”一职。居民采用的方法是：在早期“宣抚班”组织“维持会”时期，他们怂恿陈希舜成立一个联合会。这就是他们在后来的信中强调：“三五地痞流氓横行，虎狼当道，藉维持之名，弄权戏政” 时期，他们含沙射影地指出陈希舜是这帮机会主义中的一员，占据“维持会”，牟取暴利以自肥，以致“善良绝迹”。1939年初，这套逻辑被轻而易举地用来质疑竞争对手。参与早期“维持会”、“自治会”的经历，现在足以毁掉一个人继续留任的机会，而在这之前，这却是必要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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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维新政府内政部”应付这种更迭却力不从心，因为经常短缺自愿服务的人才。为了填满这些职位，凑足执行“中央政府”政策和自己命令的官员，陈群“部长”在南京成立了县政训练所，并亲自担任主任，严格控制这个机构。训练所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培训400名地方行政人员。69月15日训练所成立时，陈群及其内政部仍在上海办公，他给开幕式寄去一份报告，当天就刊登在《南京新报》的社论栏中，但没有署名。陈群开门见山，以平息太平天国运动的伟人曾国藩为例，指出曾在繁重的军事任务之余还坚持学习，以此来强调这些受训者肩负的重任。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期间，曾国藩离职回湖南老家，组织强大的军事力量，最终于1864年成功地打败起义军。这番叙述暗示受训者身处类似的情境中。此时，长江三角洲处于军事混乱中，这也是曾国藩曾经历的时代，80年前曾将这个地区带回和平状态，现在这是受训者的历史使命。接着，陈群又举出反例，批评国民政府时期派青年人去欧洲留学，学习哲学或历史，归国后占据政府职位。他不仅嘲笑这批人没有掌握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而且还指出他们脱离人民的需要，这也是他们当权时沉迷于腐败的原因。他建议，废除这种爱好式的训练，代之以培养中国传统的儒家绅士即君子，君子所受的道德教育使其将普通大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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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后，陈群的训练所第一批学生毕业，包括29个“知事”和26个“副知事”。毕业时，学生们有幸得到“特务部机关长”原田熊吉的贺信。自此以后，“特务部”迁到南京重新组建。可惜，他的贺信内容没有保留下来。那些受训的“知事”——年龄在28—59岁之间，中位数是38——都是大学毕业，包括两个东京和巴黎的大学毕业生。“副知事”的年龄在23—49岁之间，中位数是30，大多数被分派去“县公署”工作。令人奇怪的是，训练所的公开目的是训练县政人员，但所有的“县知事”毕业生都服务于“省政府”和“中央政府”，没有一个到基层工作。其原因在于上层政府部门合格职员的稀缺，也可能是陈群有意把亲信安插在上层机关，但这影响了地方政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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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至1939年间，日军向北和向西推进。长江以北占领区县政机构的建立，与长江三角洲如出一辙。每个县先建立“自治会”。稍后，为了组建县政机构，便将这些“自治会”解散。江苏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直到1939年才正规化，安徽大多数县直到1940年4月还在“自治会”的控制之下。这时汪精卫政府的“内政部”已就职，陈群成功地连任“部长”，他下令解散所有遗留下来的“自治会”，并命令“县知事”，确保命令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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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县知事”对统治区域到底控制到什么程度，则是另一回事。很多人发现，虽然日本人将对手国民党赶出县城，但却并没能将其驱除出县境。在日本人不易到达的地方，国民党的政权以不同方式继续存在，且运行良好。1938年蒋介石国民政府一份报告指出，被战争影响的796个县中，国民政府不能行使权力的只有59个。7尽管这个数据有点夸大，炫耀国民政府的控制程度，但它确实表明了日伪南京中央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极其有限。“维新政府”的日本顾问也提供了不太精确的相关数字，这也部分证实了当时的情形。他们统计的数据是：1938年底，“维新政府”任命的“县知事”情况是：江苏21个（其中长江以北只有一个），浙江12个，安徽10个，总共43个。843和59之间的差距由“自治会”来填补，由当地日本驻军保证他们的安全。这表明日军推进到哪里，“占领政府”才能延伸到哪里，其范围一般不会远离县城城墙。通常的情况是一县之内有三个不同政权任命的行政机构：“维新政府”在县城内，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山区的某个地方，三者之间相互竞争。因此，1940年初的镇江由郭志诚“知事”代表“占领政府”，占据县城；庄培方（音译）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县长，盘踞在西南一带的山沟沟里；共产党县长李培根建立的县政府活跃在本县的东部地区。在日本占领中国期间，三者各据一方，分别行使各自政府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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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占领政府”基层组织重组时，沦陷初期进入“占领政府”的小人物大多数从档案文献中消失了。只有少数“宣抚班”招募的人成功地度过了这次更迭，如镇江县“知事”郭志诚和崇明县“知事”黄稚卿，他们成功操政达五六年之久，但最终还是在战争结束前两年告别了政治舞台。（或许是因为受到排挤？）之后，他们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由于战后数次的清理运动，这些合作者的记录几乎没有留下来。我们可以猜测他们的结局：过去的所作所为很可能使他们遭到抓捕和惩罚；他们也有可能成功地与归来的国军达成交易，受到保护，幸免于报复之灾，当国民政府垮台时，他们又逃到香港或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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