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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没有注明年份均指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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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日〕井上久士主编：《华中宣抚工作资料》，不二出版1989年版，第23—25、37—39、42—46、55、61、73、84、107、109、124—125、148、151、170—173、180、182、200、248、266页；上海市档案馆，卷号R1—1—5，R1—1—105，R1—1—152，R1—2—1637；江苏省公报新年特刊，第26—27页；行政院宣传局，第10、152—154、526；《南京新报》11/11/1938，7/2—4/1939，10/2，7，9，11，25，30，31/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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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较早参与自治会并不能保证留在“县公署”里。更糟糕的是，由于此时的政治气候比沦陷第一年时更为恶化，机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不断减少。甚至，后来的竞争者操纵最早与日本人勾结的人，来反对稍后加入“自治会”的人。例如，这个问题就常常困扰着陈希舜。如第六章所述，陈是上海沪西某镇“镇长”，被一群居民串通剥夺了“镇长”一职。居民采用的方法是：在早期“宣抚班”组织“维持会”时期，他们怂恿陈希舜成立一个联合会。这就是他们在后来的信中强调：“三五地痞流氓横行，虎狼当道，藉维持之名，弄权戏政” 时期，他们含沙射影地指出陈希舜是这帮机会主义中的一员，占据“维持会”，牟取暴利以自肥，以致“善良绝迹”。1939年初，这套逻辑被轻而易举地用来质疑竞争对手。参与早期“维持会”、“自治会”的经历，现在足以毁掉一个人继续留任的机会，而在这之前，这却是必要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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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维新政府内政部”应付这种更迭却力不从心，因为经常短缺自愿服务的人才。为了填满这些职位，凑足执行“中央政府”政策和自己命令的官员，陈群“部长”在南京成立了县政训练所，并亲自担任主任，严格控制这个机构。训练所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培训400名地方行政人员。69月15日训练所成立时，陈群及其内政部仍在上海办公，他给开幕式寄去一份报告，当天就刊登在《南京新报》的社论栏中，但没有署名。陈群开门见山，以平息太平天国运动的伟人曾国藩为例，指出曾在繁重的军事任务之余还坚持学习，以此来强调这些受训者肩负的重任。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期间，曾国藩离职回湖南老家，组织强大的军事力量，最终于1864年成功地打败起义军。这番叙述暗示受训者身处类似的情境中。此时，长江三角洲处于军事混乱中，这也是曾国藩曾经历的时代，80年前曾将这个地区带回和平状态，现在这是受训者的历史使命。接着，陈群又举出反例，批评国民政府时期派青年人去欧洲留学，学习哲学或历史，归国后占据政府职位。他不仅嘲笑这批人没有掌握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而且还指出他们脱离人民的需要，这也是他们当权时沉迷于腐败的原因。他建议，废除这种爱好式的训练，代之以培养中国传统的儒家绅士即君子，君子所受的道德教育使其将普通大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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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月后，陈群的训练所第一批学生毕业，包括29个“知事”和26个“副知事”。毕业时，学生们有幸得到“特务部机关长”原田熊吉的贺信。自此以后，“特务部”迁到南京重新组建。可惜，他的贺信内容没有保留下来。那些受训的“知事”——年龄在28—59岁之间，中位数是38——都是大学毕业，包括两个东京和巴黎的大学毕业生。“副知事”的年龄在23—49岁之间，中位数是30，大多数被分派去“县公署”工作。令人奇怪的是，训练所的公开目的是训练县政人员，但所有的“县知事”毕业生都服务于“省政府”和“中央政府”，没有一个到基层工作。其原因在于上层政府部门合格职员的稀缺，也可能是陈群有意把亲信安插在上层机关，但这影响了地方政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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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至1939年间，日军向北和向西推进。长江以北占领区县政机构的建立，与长江三角洲如出一辙。每个县先建立“自治会”。稍后，为了组建县政机构，便将这些“自治会”解散。江苏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直到1939年才正规化，安徽大多数县直到1940年4月还在“自治会”的控制之下。这时汪精卫政府的“内政部”已就职，陈群成功地连任“部长”，他下令解散所有遗留下来的“自治会”，并命令“县知事”，确保命令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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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县知事”对统治区域到底控制到什么程度，则是另一回事。很多人发现，虽然日本人将对手国民党赶出县城，但却并没能将其驱除出县境。在日本人不易到达的地方，国民党的政权以不同方式继续存在，且运行良好。1938年蒋介石国民政府一份报告指出，被战争影响的796个县中，国民政府不能行使权力的只有59个。7尽管这个数据有点夸大，炫耀国民政府的控制程度，但它确实表明了日伪南京中央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极其有限。“维新政府”的日本顾问也提供了不太精确的相关数字，这也部分证实了当时的情形。他们统计的数据是：1938年底，“维新政府”任命的“县知事”情况是：江苏21个（其中长江以北只有一个），浙江12个，安徽10个，总共43个。843和59之间的差距由“自治会”来填补，由当地日本驻军保证他们的安全。这表明日军推进到哪里，“占领政府”才能延伸到哪里，其范围一般不会远离县城城墙。通常的情况是一县之内有三个不同政权任命的行政机构：“维新政府”在县城内，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山区的某个地方，三者之间相互竞争。因此，1940年初的镇江由郭志诚“知事”代表“占领政府”，占据县城；庄培方（音译）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县长，盘踞在西南一带的山沟沟里；共产党县长李培根建立的县政府活跃在本县的东部地区。在日本占领中国期间，三者各据一方，分别行使各自政府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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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占领政府”基层组织重组时，沦陷初期进入“占领政府”的小人物大多数从档案文献中消失了。只有少数“宣抚班”招募的人成功地度过了这次更迭，如镇江县“知事”郭志诚和崇明县“知事”黄稚卿，他们成功操政达五六年之久，但最终还是在战争结束前两年告别了政治舞台。（或许是因为受到排挤？）之后，他们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由于战后数次的清理运动，这些合作者的记录几乎没有留下来。我们可以猜测他们的结局：过去的所作所为很可能使他们遭到抓捕和惩罚；他们也有可能成功地与归来的国军达成交易，受到保护，幸免于报复之灾，当国民政府垮台时，他们又逃到香港或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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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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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那些积极参与“占领政府”活动的人？沦陷初期，当毫无约束的日本兵不断地侵扰，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灾难时，我们描述的长江三角洲大多数任职短暂的合作者作恶相对较少吗？讨论这个问题涉及“自治会”所做的工作，他们为战争中流离失所的人提供救济，他们恢复水电等公用设施。水电在较大城市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如镇江电气公司总经理郭志诚成为“自治会”会长。这个案例也说明，由中国地方官员管理中国人要比日本殖民者管理更好。但另一方面，“宣抚班”工作报告中又反复出现“维持会”、“自治会”职员的无能和腐败的记录。相比之下，日本殖民官员的指责比那位本地人张怿伯的埋怨要委婉得多，张责骂郭志诚等人“敲骨吸髓，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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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发生的暗杀活动，表明一些人持不同观点，他们甚至将“占领政府”的出现看作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威胁，是公开侮辱民族尊严。抵抗的任务之一便是将这个观点传达给其他中国人。直接暗杀是传达的一种方式，宣传是另一方式。正如我们已不断看到的那样，拒绝合作的人并不普遍，至少在政治层面上是如此。因此，国共抗日宣传员一直为这样的事实而苦恼。实际上，日本占领者总能找到中国人帮助他们统治中国沦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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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杰出的中国作家大胆地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卓越的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郭沫若将通敌者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受教育者，他们只想为自己谋取权力和财富；第二类是贫困和无知者，贫困驱使他们通敌，无知使他们不去思考其行为的正当性。每种类型的人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通敌，一种是和平的，另一种是暴力的，但这两种都很危险，因为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和流氓共同提供了日本人所需要的两双手，即一手安抚，一手镇压。剧作家顾仲彝在郭沫若的基础上又加了第三种类型——失败主义者，这些人认为中国赢不了这场战争，明智之举是接受现状和从事力所能及的事。上海小说家茅盾采用了另一种分析路径。他不是考察通敌者的动机，而是着眼于他们的行为。有情报收集者，日本人依靠这些人搜集占领者所必需的信息；有破坏者，他们可以在日本人无法到达的地方从事破坏活动；有理论宣传者，茅盾认为这种人最可怕，他们也许不会直接伤害某些人，但他们会说服中国人，使其相信日本人的占领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正如日本所一贯宣传的那样。破坏抗日只会使抵抗变得更加顽强，开展情报战使抵抗者不知所措，而理论宣传则能消解抵抗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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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振华将这些观点收集成本小册，命名为“怎样清理汉奸”，于1937年10月匆匆印刷出版。这表明，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可能已出现了为通敌者辩护的氛围，认为通敌行为是合情合理的，且这些辩护正在一些地方蔓延。童振华很担心这些辩护挑战了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思想。《怎样清理汉奸》不是暗杀者手册，而是针对茅盾第三种类型的汉奸扩展成的一篇论文。（实际上，童很谨慎地说，一旦 “汉奸”被揭露，不应该处死他，而是应感化他。）他说不用担心那些小“汉奸”，他们只是为钱而替日本人工作，不会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观点，这些人不是问题。更重要的任务是驳倒这些观点：日本人仍愿意和平解决这次冲突；与日本合作对中国有利；既然武力起决定性作用，那么战争的结局只会朝有益于日本人的方向发展；中国军队的迅速崩溃就证明了抵抗是毫无意义的，等等。诸如此类的观点在上海很普遍。正如日本人所宣传的，他们反对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因而不仅要当心汉奸搜集情报，从事秘密活动，但更应该意识到这些观点的诱惑力。9较大的威胁并非是为日本人效力，而是不加质疑地接受这种说法——与日本人合作，最合乎每个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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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这些反驳合作行为的说教，除了他们预先接受的论调外，是否还有道听途说的成分？本研究确实得出这样的结论：加入合作行列的人数从没有减少过。事实是，当早期的合作者一被暗杀或者赶下台，就有其他人接替他们的职位。长江三角洲每个地方的基层头面人物（从温文尔雅者到社会边缘人物）都主动前来充当新政权的职员，为“占领政府”提供了足够的人选。不管是失败主义者还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使“占领政府”出现在基层成为可能。他们能帮助日本人继续统治占领区，使日本人腾出兵力继续征服新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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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合作行为是否如郭沫若和茅盾所言，危及中国国家主权呢？日本“宣抚班”的计划认为确实如此。1938年冬春之际，合作者与日本“宣抚班”职员合作，在长江三角洲占领区的城镇建立了“自治会”，为“维新政府”的成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维新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挫败了蒋介石声称的国民党仍然在统治中国。所有的迹象表明，“自治会”成员的合作有助于日本占领者消灭前政权和建立新政府。对他们指控的关键在于，其参与在多大程度上促使了新政权的建立。无论“维新政府”看上去如何假冒伪劣、不具有合法性，但它所做的事——从清理街道到控制走私，再到建立法庭审判罪犯——是所有政府都在从事的活动。参与合作的地方头面人物，确实有助于“维新政府”的建立，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点。只要他们效忠于新政权，就意味着摒弃了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只要他们所服务的占领政权有利于日本人的利益、有损于中国国家主权，就说明他们把抽象概念弃置一旁，而强调其所作所为是为满足当时的需求；或者说，如果他们不来填补这个空缺，其他人也会这么做。无论对中国政府还是日本帝国方面来说，他们的合作都至关重要。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分析“自治会”、“县公署”从事的绝大多数社会活动，他们的行为与国家主权就没有多大关联了，因为国家主权是通过其他渠道来实现的，主要是通过军事力量来决定——也许日本占领的时间还不够长，不能使其基层政府服务于南京“中央政府”。占领政权的兴衰取决于日本人的军事力量，与“占领政府”基层行政人员发行良民证、重新编制乡村税收账目并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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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基层合作者成功实现了地方上的目标，他们与代表日本占领中国的“宣抚”人员、官员、商人以及研究人员一起完成了这个目标。合作者的行为维持了与日本人的关系，使占领政权能正常运行。这时，合作就不仅仅是完成了管理任务，同时也编织了合作的网络，日本占领者就是依赖这个网络留在中国。在最终的分析中，这两个方面都需要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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