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761610
1706761611
因此，较早参与自治会并不能保证留在“县公署”里。更糟糕的是，由于此时的政治气候比沦陷第一年时更为恶化，机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不断减少。甚至，后来的竞争者操纵最早与日本人勾结的人，来反对稍后加入“自治会”的人。例如，这个问题就常常困扰着陈希舜。如第六章所述，陈是上海沪西某镇“镇长”，被一群居民串通剥夺了“镇长”一职。居民采用的方法是：在早期“宣抚班”组织“维持会”时期，他们怂恿陈希舜成立一个联合会。这就是他们在后来的信中强调：“三五地痞流氓横行，虎狼当道，藉维持之名，弄权戏政” 时期，他们含沙射影地指出陈希舜是这帮机会主义中的一员，占据“维持会”，牟取暴利以自肥，以致“善良绝迹”。1939年初，这套逻辑被轻而易举地用来质疑竞争对手。参与早期“维持会”、“自治会”的经历，现在足以毁掉一个人继续留任的机会，而在这之前，这却是必要的基本条件。
1706761612
1706761613
然而，“维新政府内政部”应付这种更迭却力不从心，因为经常短缺自愿服务的人才。为了填满这些职位，凑足执行“中央政府”政策和自己命令的官员，陈群“部长”在南京成立了县政训练所，并亲自担任主任，严格控制这个机构。训练所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培训400名地方行政人员。69月15日训练所成立时，陈群及其内政部仍在上海办公，他给开幕式寄去一份报告，当天就刊登在《南京新报》的社论栏中，但没有署名。陈群开门见山，以平息太平天国运动的伟人曾国藩为例，指出曾在繁重的军事任务之余还坚持学习，以此来强调这些受训者肩负的重任。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期间，曾国藩离职回湖南老家，组织强大的军事力量，最终于1864年成功地打败起义军。这番叙述暗示受训者身处类似的情境中。此时，长江三角洲处于军事混乱中，这也是曾国藩曾经历的时代，80年前曾将这个地区带回和平状态，现在这是受训者的历史使命。接着，陈群又举出反例，批评国民政府时期派青年人去欧洲留学，学习哲学或历史，归国后占据政府职位。他不仅嘲笑这批人没有掌握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而且还指出他们脱离人民的需要，这也是他们当权时沉迷于腐败的原因。他建议，废除这种爱好式的训练，代之以培养中国传统的儒家绅士即君子，君子所受的道德教育使其将普通大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1706761614
1706761615
六个月后，陈群的训练所第一批学生毕业，包括29个“知事”和26个“副知事”。毕业时，学生们有幸得到“特务部机关长”原田熊吉的贺信。自此以后，“特务部”迁到南京重新组建。可惜，他的贺信内容没有保留下来。那些受训的“知事”——年龄在28—59岁之间，中位数是38——都是大学毕业，包括两个东京和巴黎的大学毕业生。“副知事”的年龄在23—49岁之间，中位数是30，大多数被分派去“县公署”工作。令人奇怪的是，训练所的公开目的是训练县政人员，但所有的“县知事”毕业生都服务于“省政府”和“中央政府”，没有一个到基层工作。其原因在于上层政府部门合格职员的稀缺，也可能是陈群有意把亲信安插在上层机关，但这影响了地方政府的需要。
1706761616
1706761617
1938至1939年间，日军向北和向西推进。长江以北占领区县政机构的建立，与长江三角洲如出一辙。每个县先建立“自治会”。稍后，为了组建县政机构，便将这些“自治会”解散。江苏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直到1939年才正规化，安徽大多数县直到1940年4月还在“自治会”的控制之下。这时汪精卫政府的“内政部”已就职，陈群成功地连任“部长”，他下令解散所有遗留下来的“自治会”，并命令“县知事”，确保命令的执行。
1706761618
1706761619
这些“县知事”对统治区域到底控制到什么程度，则是另一回事。很多人发现，虽然日本人将对手国民党赶出县城，但却并没能将其驱除出县境。在日本人不易到达的地方，国民党的政权以不同方式继续存在，且运行良好。1938年蒋介石国民政府一份报告指出，被战争影响的796个县中，国民政府不能行使权力的只有59个。7尽管这个数据有点夸大，炫耀国民政府的控制程度，但它确实表明了日伪南京中央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极其有限。“维新政府”的日本顾问也提供了不太精确的相关数字，这也部分证实了当时的情形。他们统计的数据是：1938年底，“维新政府”任命的“县知事”情况是：江苏21个（其中长江以北只有一个），浙江12个，安徽10个，总共43个。843和59之间的差距由“自治会”来填补，由当地日本驻军保证他们的安全。这表明日军推进到哪里，“占领政府”才能延伸到哪里，其范围一般不会远离县城城墙。通常的情况是一县之内有三个不同政权任命的行政机构：“维新政府”在县城内，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山区的某个地方，三者之间相互竞争。因此，1940年初的镇江由郭志诚“知事”代表“占领政府”，占据县城；庄培方（音译）是国民政府任命的县长，盘踞在西南一带的山沟沟里；共产党县长李培根建立的县政府活跃在本县的东部地区。在日本占领中国期间，三者各据一方，分别行使各自政府的权力。
1706761620
1706761621
当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占领政府”基层组织重组时，沦陷初期进入“占领政府”的小人物大多数从档案文献中消失了。只有少数“宣抚班”招募的人成功地度过了这次更迭，如镇江县“知事”郭志诚和崇明县“知事”黄稚卿，他们成功操政达五六年之久，但最终还是在战争结束前两年告别了政治舞台。（或许是因为受到排挤？）之后，他们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由于战后数次的清理运动，这些合作者的记录几乎没有留下来。我们可以猜测他们的结局：过去的所作所为很可能使他们遭到抓捕和惩罚；他们也有可能成功地与归来的国军达成交易，受到保护，幸免于报复之灾，当国民政府垮台时，他们又逃到香港或台湾。
1706761622
1706761623
1706761624
1706761625
1706761627
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三
1706761628
1706761629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那些积极参与“占领政府”活动的人？沦陷初期，当毫无约束的日本兵不断地侵扰，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灾难时，我们描述的长江三角洲大多数任职短暂的合作者作恶相对较少吗？讨论这个问题涉及“自治会”所做的工作，他们为战争中流离失所的人提供救济，他们恢复水电等公用设施。水电在较大城市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如镇江电气公司总经理郭志诚成为“自治会”会长。这个案例也说明，由中国地方官员管理中国人要比日本殖民者管理更好。但另一方面，“宣抚班”工作报告中又反复出现“维持会”、“自治会”职员的无能和腐败的记录。相比之下，日本殖民官员的指责比那位本地人张怿伯的埋怨要委婉得多，张责骂郭志诚等人“敲骨吸髓，怨声载道”。
1706761630
1706761631
不断发生的暗杀活动，表明一些人持不同观点，他们甚至将“占领政府”的出现看作是对中国国家主权的威胁，是公开侮辱民族尊严。抵抗的任务之一便是将这个观点传达给其他中国人。直接暗杀是传达的一种方式，宣传是另一方式。正如我们已不断看到的那样，拒绝合作的人并不普遍，至少在政治层面上是如此。因此，国共抗日宣传员一直为这样的事实而苦恼。实际上，日本占领者总能找到中国人帮助他们统治中国沦陷区。
1706761632
1706761633
几个杰出的中国作家大胆地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卓越的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郭沫若将通敌者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受教育者，他们只想为自己谋取权力和财富；第二类是贫困和无知者，贫困驱使他们通敌，无知使他们不去思考其行为的正当性。每种类型的人采取了不同的方法通敌，一种是和平的，另一种是暴力的，但这两种都很危险，因为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和流氓共同提供了日本人所需要的两双手，即一手安抚，一手镇压。剧作家顾仲彝在郭沫若的基础上又加了第三种类型——失败主义者，这些人认为中国赢不了这场战争，明智之举是接受现状和从事力所能及的事。上海小说家茅盾采用了另一种分析路径。他不是考察通敌者的动机，而是着眼于他们的行为。有情报收集者，日本人依靠这些人搜集占领者所必需的信息；有破坏者，他们可以在日本人无法到达的地方从事破坏活动；有理论宣传者，茅盾认为这种人最可怕，他们也许不会直接伤害某些人，但他们会说服中国人，使其相信日本人的占领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正如日本所一贯宣传的那样。破坏抗日只会使抵抗变得更加顽强，开展情报战使抵抗者不知所措，而理论宣传则能消解抵抗意志。
1706761634
1706761635
童振华将这些观点收集成本小册，命名为“怎样清理汉奸”，于1937年10月匆匆印刷出版。这表明，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可能已出现了为通敌者辩护的氛围，认为通敌行为是合情合理的，且这些辩护正在一些地方蔓延。童振华很担心这些辩护挑战了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思想。《怎样清理汉奸》不是暗杀者手册，而是针对茅盾第三种类型的汉奸扩展成的一篇论文。（实际上，童很谨慎地说，一旦 “汉奸”被揭露，不应该处死他，而是应感化他。）他说不用担心那些小“汉奸”，他们只是为钱而替日本人工作，不会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观点，这些人不是问题。更重要的任务是驳倒这些观点：日本人仍愿意和平解决这次冲突；与日本合作对中国有利；既然武力起决定性作用，那么战争的结局只会朝有益于日本人的方向发展；中国军队的迅速崩溃就证明了抵抗是毫无意义的，等等。诸如此类的观点在上海很普遍。正如日本人所宣传的，他们反对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因而不仅要当心汉奸搜集情报，从事秘密活动，但更应该意识到这些观点的诱惑力。9较大的威胁并非是为日本人效力，而是不加质疑地接受这种说法——与日本人合作，最合乎每个人的利益。
1706761636
1706761637
谁知道这些反驳合作行为的说教，除了他们预先接受的论调外，是否还有道听途说的成分？本研究确实得出这样的结论：加入合作行列的人数从没有减少过。事实是，当早期的合作者一被暗杀或者赶下台，就有其他人接替他们的职位。长江三角洲每个地方的基层头面人物（从温文尔雅者到社会边缘人物）都主动前来充当新政权的职员，为“占领政府”提供了足够的人选。不管是失败主义者还是机会主义者，他们使“占领政府”出现在基层成为可能。他们能帮助日本人继续统治占领区，使日本人腾出兵力继续征服新的地区。
1706761638
1706761639
他们的合作行为是否如郭沫若和茅盾所言，危及中国国家主权呢？日本“宣抚班”的计划认为确实如此。1938年冬春之际，合作者与日本“宣抚班”职员合作，在长江三角洲占领区的城镇建立了“自治会”，为“维新政府”的成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维新政府”的存在本身就挫败了蒋介石声称的国民党仍然在统治中国。所有的迹象表明，“自治会”成员的合作有助于日本占领者消灭前政权和建立新政府。对他们指控的关键在于，其参与在多大程度上促使了新政权的建立。无论“维新政府”看上去如何假冒伪劣、不具有合法性，但它所做的事——从清理街道到控制走私，再到建立法庭审判罪犯——是所有政府都在从事的活动。参与合作的地方头面人物，确实有助于“维新政府”的建立，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点。只要他们效忠于新政权，就意味着摒弃了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只要他们所服务的占领政权有利于日本人的利益、有损于中国国家主权，就说明他们把抽象概念弃置一旁，而强调其所作所为是为满足当时的需求；或者说，如果他们不来填补这个空缺，其他人也会这么做。无论对中国政府还是日本帝国方面来说，他们的合作都至关重要。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分析“自治会”、“县公署”从事的绝大多数社会活动，他们的行为与国家主权就没有多大关联了，因为国家主权是通过其他渠道来实现的，主要是通过军事力量来决定——也许日本占领的时间还不够长，不能使其基层政府服务于南京“中央政府”。占领政权的兴衰取决于日本人的军事力量，与“占领政府”基层行政人员发行良民证、重新编制乡村税收账目并不相干。
1706761640
1706761641
然而，也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基层合作者成功实现了地方上的目标，他们与代表日本占领中国的“宣抚”人员、官员、商人以及研究人员一起完成了这个目标。合作者的行为维持了与日本人的关系，使占领政权能正常运行。这时，合作就不仅仅是完成了管理任务，同时也编织了合作的网络，日本占领者就是依赖这个网络留在中国。在最终的分析中，这两个方面都需要考虑到。
1706761642
1706761643
1706761644
1706761645
1706761647
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四
1706761648
1706761649
如果日本占领者能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财富和权力的资源，这种财富和权力的资源如果不可忽略，就必须加以开发，以便保持传统的秩序或改善地方精英的社会地位”10，那么形势会朝有利于日本人的方向发展。这是罗纳德·鲁滨逊（Ronald Robinson）在描述英国如何将地方精英纳入其殖民事业时得出的结论。日本人受西方殖民征服的诱惑而入侵中国，但开战不久便在太平洋战场上迅速败退，这使中国地方头面人物转而优先选择稳定而不是剧烈的变革。从这个观点出发，“宣抚”人员几乎无法将地方头面人物中潜在的同盟军拉到自己一边，通过他们的策划，来完成从入侵向“占领政府”的转变。“宣抚”人员只能利用有限的军事和经济资源，来整合合作者，无论他们在上海或南京起草的计划有多么宏大，却不能得到充足的“可供选择的财富和权力的资源”，使大多数有可能变为合作者的人坚信，要抓住日本人提供的机会，将其转化成可以利用的资本。而这正是鲁滨逊解释英国人如何能达到其目标的原因：利用较低的成本来达到殖民的目的。英国人在支付最初的军事费用（大多数转嫁给私人工商业者）后，只花费极低的成本，便创建了英国殖民统治，而且后来仅仅选择投资的方式。英帝国投资和提供的是永久性的、独占的、有利可图的全球性贸易路线。这条循环路线开始于英国，结束于英国。
1706761650
1706761651
无论“宣抚”人员的国家建设蓝图有多么宏伟庞大，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形势都无法与一个世纪前的英国殖民官员相比。在贸易方面，日本人带给中国地方头面人物的机会比占领前更少。既然完成占领的成本很低，日本首要的兴趣就是强迫中国商业进入自己的垄断性贸易圈，而不是将中国经济纳入到更大的经济贸易网络。毕竟日本计划将中国、“满洲”、日本建成一个统一的流通区域。
1706761652
1706761653
考虑到合作者经常面临“经费”不足的问题，“宣抚班”不得不求助于另一要素——权力，即鲁滨逊两大要素的另外一个。日本人能提供给合作者最好的东西是打开领导职位之门，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这扇门不向这些合作者开放。日本人在建立南京“中央政府”和长江三角洲“县政权”时，都采用这一招。鲁滨逊指出“保持或改善地方精英的社会地位”是最好的方针，但日本人做得并不成功。只要新给予的权力有可能中途作废，那么大多数精英不会将合作看作是保持社会地位的明智选择。那些选择不合作的人有可能保住了政治资本，有希望在战争结束后重新进场，获得政治权力。在国民政府时期职位不高的人选择稳住，希望改善他们的条件，积聚政治资本，如果日本一旦失败，就可以投资其他领域。最热心的，是那些在1937年前完全被拒之门外之人。他们从日本手里获得权力，改善而不仅仅是保持了他们原有的地位。
1706761654
1706761655
那些将自己的命运与“占领政府”绑在一起的人，所面临的最大麻烦是日本人无力给他们提供生存下去的最起码的资源和安全保障。1938年7月，当丹阳“宣抚班”班长将本县“自治分会”会长召集到一起时，便遭到后者强硬的抵制。其中一个会长进行了反驳，以实际行动给班长施加了压力。他说，他和其他会长前来和日本人合作，不料竟发现，“宣抚班”根本不给他们任何实质性的支持。会长们质疑：为什么乡村集镇没有驻军？为什么不建立盐务办事处来对付走私盐贩？（对游击队来说这是有利可图的生意，地方行政机构因此却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自治分会”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更多的资金来支付他们工作的费用？为什么得不到丝毫的帮助来复兴乡村集镇的小学？为什么不给“分会”配置最起码的医疗设备来救治病人和伤者？为什么“宣抚班”不将贫困的人组织起来，修复被游击队毁坏的交通要道（这样也可以缓解失业的压力）？一个“占领政府”基层官员认为，这六个合情合理的具体建议能够改善基层行政机构的生存能力。而一个日军基层“特务机关”的官员所能做的只是指出，这是“目前形势”使然，只能以有限的资源应对众多的需求，并向会长们表示，这些建议将会在以后讨论。11日本人是不会为“占领政府”支付费用的。
1706761656
1706761657
于是地方合作者经常发现，他们不得不将自己想方设法获得的一切资源，来满足日本人的需求，但是，指望获得合作者支持的日本人，却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形式的回报。讨价还价的另一方（“宣抚”职员），只能从其主观信念上后退一步，强调日本人的历史使命是将文明和启蒙带给亚洲人民，将他们从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白种人的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这种说辞对他们来说，一样也很难办到。当时担任“满铁”上海事务所主任的伊藤武熊对他们所承受的重压有所暗示。如在第二章提及，伊藤在招募这些人时曾在汇中饭店主持开幕式。在回忆录中，伊藤在“宣抚”工作简短概述的开始部分很奇怪地承认，实地工作的“宣抚”人员“总体而言，对中国人做了不道德的事情”。然而伊藤的机构当时编写的各种报告中，找不到一丝一毫这种不道德之事。第四章提到的人员调动也许能说明一些职员没按照规定行事，尽管现有的资料认为他们是能力不够，而不是行为不当。或许伊藤有意利用小道消息，便于将自己与由其主导的、在上海实施的帝国计划拉开距离。在“宣抚”工作概述的最后，他又自相矛盾地肯定起“宣抚”人员来：“他们大多数人为其管理区域的居民服务，与军队协商，分配食品，且尽可能地认真负责各项任务，做到了一个好政府所能做到的一切。”然而他又一次试图与“宣抚”工作拉开距离，他以漫不经心的态度来结束评论：“他们也是在军队庇护下，到处耀武扬威。”12这种现象有时确实会发生，尤其是那些野心勃勃、突然被派去当一个县的老板的下层小职员；而另外一些人的水平和能力可能远远落后于人们对他们的期望。另一方面，伊藤轻松地为自己开脱罪责，将“宣抚”职员犯下的错误推脱给军队，这样就为“满铁”和他自己套上了一层无罪的光环。
1706761658
1706761659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宣抚”工作概述的结尾处，伊藤对“宣抚”人员做了另一番评价：“一些有良心的‘宣抚’人员不能忍受这样的工作，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岗位，结果，在‘清乡’时期，他们一个也没有留下。”他认为“宣抚”人员为工作付出了代价，那些必须从事“宣抚”工作的人好像不能容忍这项任务。这非常令人惊讶，出人意料！那些志愿从事“宣抚”工作的人，为完成分派给他们的任务，遭受了事业上甚至情感上的伤害。他们发现自己与一群腐败、自私自利、令他们鄙视的家伙一起工作（一个“宣抚”人员在工作日志中这样描述地方“自治会”会长：“完全缺乏管理才能，完全没有任何能力和才干”13）；他们意识到，从基层社会建立完美政权的梦想破灭了，这项工作变成了拙劣的模仿。
[
上一页 ]
[ :1.70676161e+09 ]
[
下一页 ]